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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把许多重要的事情都交给宦官去办，逐渐使宦官在宫廷斗争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维护皇权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皇帝指使宦官干政，维护皇权，常常能达到以下几个目的。其一，防范任何人对皇权的任何颠覆行为；其二，压制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的任何势力集团，均衡皇朝权力；其三，夺回失落的皇权。
不同的朝代，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统治集团内部常常分化为不同的政治势力集团，而这些政治势力集团的不断发展，最终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如东汉时期，由于幼主临朝而膨胀的外戚势力，对皇权的威胁最为强烈。皇帝为了夺回落入外戚手中的权力，常常把宦官势力作为所倚重的力量。汉和帝利用郑众诛灭窦氏外戚，汉桓帝利用宦官五侯诛灭梁氏外戚便是明证。
统治者这些做法，常常是弊大于利，无异于饮鸩止渴，给予宦官权力越大，带来的祸患就越深重。宦官一旦受皇帝指使得到了参政干权的机会，私欲膨胀，就会极力摆脱皇帝对他们的控制，造成专权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皇帝对宦官的过分骄纵，最后导致宦官专权的现象，史不绝书。
我们也看到，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宦官，他们或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或在外交上扬威，或在科技上有所创新，因此得以青史留名，为后人所景仰。遗憾的是，与整个腐朽的宦官群体相比，他们是如此的渺小，他们放射出的光芒无法掩盖整个宦官集团的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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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宦之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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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高指鹿为马
赵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的著名宦官。赵高是赵国人，出身卑微。其父因犯重罪，被处以宫刑；其母被没入官家为奴，后来与人苟合而生下赵高。
秦始皇一统六国后，大规模充实后宫，嫔妃多达万人。庞大的后宫需要众多的宦官，为了补充后宫服役者的队伍，一些战败国的宦官也与宫中美女一样作为“战利品”归入秦后宫。赵高就是在秦灭亡赵国后，作为阉宦被掳入秦的。由于他身体强壮，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兼之粗通法律，在宫中很快崭露头角，被任命为中车府令。
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东郡落下一块陨石，上书“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大字。不久，始皇的使者从关东夜经华阴时，突然有人持玉璧拦住使者说：“秦始皇今年将死！”然后放下玉璧倏然而去。连续发生的不测之事，使秦始皇深感不安，急忙命人占卜，卦辞说只有外出巡游方可化凶为吉。秦始皇听信术士之言，于次年（公元前210年）出咸阳巡游，次子胡亥及丞相李斯陪同左右，赵高以负责皇帝乘舆的中车府令身份随驾出行。当车驾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南）时，秦始皇突患重病。他自感时日无多，急令赵高给长子扶苏发诏书，让其把所属部队交由大将蒙恬掌管，然后迅速赶往咸阳办理后事并继承皇位。诏书尚未送出，时年50岁的秦始皇即病亡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县西北）。丞相李斯认为贸然宣布秦始皇的死讯恐怕会引发全国的混乱，决定秘不发丧，而命令车骑加快向咸阳进发。
“秘不发丧”为赵高后来实施偷梁换柱的冒险计划提供了一线机会。他深知为人正直的长子扶苏一向对自己不屑，手握兵权的大将蒙恬亦是如此，蒙恬的弟弟蒙毅更在言谈举止间时常流露出对自己的厌恶。相反，胡亥却跟随自己学过书法与法律，一旦胡亥能够继位，自己必将得到重用。赵高深思之下，决定冒险扣留秦始皇遗诏，进而谋划胡亥继位，以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为了达到目的，赵高首先游说争取到大权在握的丞相李斯的支持，然后与李斯、胡亥一道，诈称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伪造令扶苏与蒙恬自杀的遗诏。太子扶苏与名将蒙恬接到诏书后被迫自杀，稀里糊涂地成了赵高“沙丘之谋”的牺牲品。
阴谋得逞后，赵高挟二世胡亥回到咸阳，随之向天下宣布了秦始皇驾崩的消息，宣布胡亥继承帝位，即秦二世。赵高被任命为中书令，位居列卿之位，成为朝中的实权人物。为了堵住众大臣与诸皇室公子对矫造诏书的怀疑与不满，赵高与胡亥对朝臣大肆杀戮。继扶苏、蒙恬之后，蒙毅、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大批功臣都纷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受株连者数以百计。与此同时，赵高与秦二世对皇室诸公子、公主亦大开杀戒，12位公子“戮死咸阳市”，“十公主死于杜”。公子将闾自杀前仰天大呼“我无罪”，然后与其兄弟三人含泪拔剑自杀。自此以后，大臣凡是进谏者均以诽谤罪论处，更有甚者，百姓面色不好也要治罪。整个国家，人人自危，处于一片恐怖之中。
在赵高的愚弄下，本来安于享乐的秦二世更加纵情酒色、怠于政事，进而为赵高胡作非为、欺上瞒下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时朝廷统治腐败，百姓的赋敛、徭役沉重，加上阿房宫之类庞大工程的修建更使民穷财尽，陈胜、吴广起义随之爆发。然而秦二世在赵高的蒙蔽下对岌岌可危的局势一无所知，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
秦二世荒淫愚昧，宰相李斯为秦末岌岌可危的形势而忧虑。李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及其后建立封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立下过汗马功劳，其人才学过人，因而备受秦始皇重用。李斯亦为“沙丘之谋”的策划者之一，秦二世对他颇为宠信。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李斯曾多次上书进谏但毫无成效。赵高一方面担心秦二世了解朝局后会追究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将李斯视为其专擅朝政的惟一障碍，因而便把矛头对准了他。对秦二世的性格了如指掌的赵高设计了一个陷害李斯的绝妙圈套。他先对李斯说，如今盗贼猖狂，他很想劝谏皇上，但因为皇上深居皇宫，他没有劝谏的机会。李斯也表示自己很想找机会劝谏皇帝。赵高表示他负责给李斯制造劝谏的时机。于是，赵高特意找一些秦二世玩兴正高、最烦人打扰的时机让李斯进谏，如此反复几次，二世开始与李斯产生了嫌隙。赵高见时机一到，就诬蔑李斯因未能分土称王而对二世心存不满，进而诬蔑李斯的儿子与陈胜等起义军有染。秦二世偏听偏信，赵高又操纵了对李斯的整个刑讯过程，最终如愿以偿地把李斯父子腰斩于刑场，并且诛灭李斯三族。
面对大厦将倾的秦王朝，赵高不仅不思挽救之策，反而想乘势取而代之，进而体验一下帝王之尊的荣耀。为了检验群臣对他篡位的态度，他导演了一出“指鹿为马”的历史丑剧。
一天朝会时，赵高牵来一只鹿献给二世，并当众指鹿为马，二世以为赵高开玩笑，询问左右大臣。大臣们慑于赵高的淫威，有的说是马，有的沉默，有个别的说是鹿。事后，赵高把说鹿的大臣全部杀死，朝政大事至此完全被赵高掌控。
农民起义已严重危及到秦朝的统治，连怠于政事的秦二世对此也有所察觉，对长期专权的赵高产生了不满。赵高害怕二世追究他的过失，决定先下手为强，利用自己掌握的宫内外大权，派亲信强迫秦二世自杀，然后册立秦二世之子公子婴为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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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宦之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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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婴认识到赵高的险恶用意，经过周密的策划，在赵高督促其到宗庙受玺的时候，杀死了赵高，但此时秦王朝灭亡的命运已经无可挽救了。
东汉党锢之祸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而且其特点相当明显，即宦官在皇帝与外戚斗争的夹缝中逐步增强自身的势力进而把持朝政。东汉宦官专权开始于和帝时期。此后的历代东汉皇帝都是年幼即位，其中最小的殇帝即位时刚满百日，桓帝即位时年龄较大，但也不过15岁。每当小皇帝上台，因其年幼无知，国政往往操之于母后之手，而母后当权又往往依赖于外戚，从而造成外戚专权的局面。当皇帝长大成人后，为了收回旁落的大权，不得不借重与之朝夕相处的宦官之力，铲除外戚势力，这就给宦官擅权以极好之机会。
梁冀是东汉后期著名的外戚。他的两个妹妹都曾先后被立为皇后，冲帝、质帝、桓帝也皆由梁冀策立为帝。梁冀把持朝政，其跋扈之气焰无以言表，皇帝成为傀儡。桓帝即位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极力想摆脱其尴尬的境地，于是与唐衡、单超、徐璜等五个宦官歃血为盟，除掉梁冀。唐衡、单超等五人在皇帝的支持下，经过周密策划，调动羽林军千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梁冀与其妻畏罪自杀，其家族成员及党羽宾客大多被杀。单超、唐衡、徐璜、具瑗等五人因诛杀梁冀有功，在一日之内同被封侯，食邑自二万户到一万三千户不等，时人并称“五侯”，朝政也随之为其垄断。
在以后的几年中，“五侯”任人惟亲，其亲属族人不仅多数升官，而且依仗其权势，排斥异己，为所欲为。如徐璜之侄看上了李氏女子，遭拒后竟然率官吏闯入李家，抢走此女戏射杀之。东海相黄浮依法处理，反而受到了桓帝的刑责。“五侯”权势日大，骄横日甚，进而对皇权构成威胁。汉桓帝趁具瑗之兄犯罪之机，痛加裁抑，下诏贬具瑗为都乡侯，单超、唐衡等人也因此受到牵连，纷纷遭贬，五侯专权告一段落。
“五侯”失势后，侯览、苏康、管霸等又成为一代权阉。他们与五侯一样把持朝政、盘剥百姓、任人惟亲。宦官们的亲属及其党羽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职，众多太学生及地方儒生的仕进之路由此被堵塞，朝政日趋黑暗，时人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面对宦官专权的局面，以正直官员李膺、陈蕃为首，形成了一股讨论时政、品评人物的“清议”潮流，并与宦官集团展开斗争。李膺时任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贪残无道，以杀孕妇取乐，李膺将其逮捕后处死。宦官们因为惧于李膺的威势，行为收敛了不少，连休假时也不敢走出宫门。但宦官集团自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时刻寻找机会欲除去李膺而后快。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河南术士张成纵子杀人，李膺将其处死。张成曾给桓帝占过卦，与宦官亦来往密切。张成的弟子与宦官勾结，诬告李膺与太学生串通一气，诽谤朝廷。盛怒中的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等200余人，并在全国各地悬赏捉拿李膺的党人。宦官们趁机公报私仇，大肆搜捕，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但有些“党人”自请入狱，声援李膺等人。太尉陈蕃因为上书为李膺鸣不平，而被皇帝罢官。城门都尉窦武及尚书霍诣等人也上书为李膺喊冤。桓帝迫于压力，于公元167年赦免了李膺等200余人，但终生禁锢乡里，不得为官。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桓帝死后，窦太后及其父窦武迎立汉灵帝即位。当时灵帝年仅13岁，窦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扶持左右。窦武与陈蕃都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因而密谋铲除宦官。在窦太后的支持下，他们杀死了在朝中专权宦官管霸、苏康二人。窦武还曾计划除掉大宦官曹节等人，但因事机不密被宦官们知悉。曹节等人见势不妙，急忙率人入宫劫持汉灵帝和窦太后，并假传圣旨，派兵捉拿窦武。窦武慌忙避入军营。宦官曹节、王甫等人纠集千余兵马围攻窦武，最终斩杀窦武及其宗亲、宾客，窦太后随之被囚禁。陈蕃得知曹节等宦官矫诏捕杀窦武的消息后，不顾年老体弱，召集属吏和学生八十余人持刀冲入承明门，正遇捕杀窦武回宫的宦官王甫，陈蕃因寡不敌众而遭杀害。
窦武、陈蕃被害后，宦官自行封赏、加官晋爵，完全控制了东汉的朝政。灵帝即位之初年少无知。成人后又耽于享乐与敛财，宦官们投其所好，朝政之混乱与腐败可以想见。宦官侯览的母亲及其家人在其家乡山东无恶不作，山东名士张俭上书弹劾。侯览指使无赖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图谋造反，劝诱灵帝通缉张俭，张俭逃亡途中受到了多人的收留然后成功出塞。宦官们借此大肆捉拿张俭党人，凡是帮助张俭逃跑的人都被列入党人的行列，受牵连者一时难以计数。
在第一次党锢事件中幸存的李膺在张俭事发后，没有接受亲朋的劝告而坦然受难，被捕后死于狱中，其子弟、亲戚全部削职为民。此外，杜密、虞放等百余官员及名人被诬杀，受牵连而被流放、禁锢、处死者多达六七百人。其后，宦官们又多次追捕党人，党人之狱遍及全国，形成了东汉时期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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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宦之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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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宦官把持下的东汉统治更加黑暗。朝臣上书指责宦官图谋不轨，昏庸的汉灵帝竟不知何为“不轨”。在灵帝身边随时侍从左右的中常侍有张让、赵忠等十二人，举其大数称“十常侍”。他们参与览阅朝臣章奏，把持朝政、盘剥百姓、卖官鬻爵，朝政日益腐败，最终酿成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
蜀汉倾覆罪魁
黄皓，蜀汉时期权阉，幼年时期进入蜀汉宫中为宦。后主刘禅即位以后，黄皓一直伴在后主身旁。他在宫中30多年，由最初侍奉后主起居，而后献媚取宠，最后窃取权柄，排挤忠良，使蜀汉王国第一个走向灭亡。
公元223年4月，刘备病亡于白帝城。临终之前，刘备向诸葛亮托付后事，希望他扶助刘禅治理好蜀国，完成兴复汉室之大业。刘禅时年17岁，平庸无能，即位之后国家大事尽付丞相诸葛亮，自己躲在宫中尽享君主之福。此时，黄皓因整日陪伴后主玩乐，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取得了后主的信任。后主首先提拔他为小黄门，令其陪伴左右，继之又被提升为黄门令。
公元227年春，诸葛亮统率大军进入汉中，准备攻打北方的曹魏。出师之前，呈《出师表》给后主：“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规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网漏，有所广益。”（《三国志·董允传》）诸葛亮担心他走了之后，刘禅因玩乐受群小之惑，误了国事，所以让费祎任参军；董允任侍中，并以虎贲中郎将之职，统领宿卫亲兵。诸葛亮率兵走后，刘禅不思朝中政事，预谋在国内大选美女充实后宫玩乐之需，黄皓借此向后主大献殷勤。董允得知后，劝谏后主说：“古时天子后妃之数不超过十二个，现在陛下宫中嫔妃已经额满，不应该再增加。”同时严厉斥责黄皓引诱后主耽于声色的行为。此时黄皓虽然深得后主宠信，但他对早年曾任太子舍人，现为侍中的董允畏惧三分，不敢公然冒犯。但他却在后主面前不断讲董允的坏话，使后主对董允产生不满。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后（今陕西郡县西），蒋琬任尚书令，上书后主，建议让费祎接替董允的官职，加封董允。然董允性情刚直、嫉恶如仇，担心离开后主后黄皓得势，蒙骗后主，所以坚辞不受。后主受黄皓蒙骗，几次欲提升黄皓，都在董允的劝谏下作罢。
公元246年，董允逝世，主持政务的大将军费祎提拔陈祗接替董允。陈祗善弄权术，入宫以后，与黄皓狼狈为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