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餐毕之时，他就跪在皇帝面前听候圣谕，如果皇帝无意找哪个妃子过夜，说一句“退下”即可。如果皇帝要找哪个妃子过性生活，就把这个妃子的名牌翻转过来，放回银盘。敬事房宦官退下后，把绿牌交给别的宦官，他则通知这个被选中的妃子香汤沐浴，做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
由此看来，敬事房宦官在这个问题上权力很大，虽然从表面上看，皇帝的性生活决定于皇帝的意志，但是在名牌放置、准备工作、运送妃子、掌握时间、档案记录等具体环节上都可以钻空子，做手脚。在皇帝举棋不定的情况下，有些宦官的建议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妃嫔们如果得罪了敬事房宦官就可能意味着永无亲近圣颜之机会，所以她们对敬事房宦官都很恭敬，同时也不时给宦官们一些好处。让身边的宫女与有身份的宦官保持关系，这无疑是她们可供选择的有效方式之一。
宦官无妻而宫女无夫，两者由此而结成临时伴侣，以慰深宫之中的寂寞，这种关系称为“对食”。对食最早记载见于汉代，从这一称呼本身来分析，可能是指宦官、宫女在一起吃饭，尚不含有共寝之意。隋唐五代时期的《宫词》云：“莫怪宫人夸对食，尚衣多半状元郎。”反映出此时宫中也有对食的现象。迨至明代，宦官与宫女因相互抚慰而结为对食的情形已相当普遍，甚至于如果一个宫女入宫很久而无对食，就会遭同伴取笑为“弃物”。一旦宦官与宫女两情相悦，还会有热心而甘当媒妁的人为他们撮合。究其缘由，则是由于宫中低级宦官无力娶妻纳妾，而宫女又很少有机会被皇上临幸，宦官和宫女便只有自己寻求安慰。
至明代，宦官与宫女之间的伴侣关系，又有了“菜户”之称。菜户与对食是有区别的。对食可以是宦官、宫女之间，也可以是同性之间，且大多具有临时性；而被称为“菜户”的宫女与宦官，多共同生活，如同夫妻，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宦官与宫女之间的这种行为深恶痛绝并严加取缔，对娶妻成家的宦官更是处以剥皮之酷刑。但自永乐后，宦官地位上升，这一禁令也就随之不复存在。《明史·懿安后传》即载：“宫人无子者，各择内监为侣，谓菜户。其财产相通如一家，相爱如夫妇。既而嫔妃以下，亦颇有之，虽天子亦不之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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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人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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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与宫女成为“菜户”后，形如夫妻，互相慰藉，聊度残生。宦官对所爱的宫女固然是任劳任怨，听凭驱使，但宫女也会疼爱宦官，尽力不让他干太多的活儿，而是支使别的宦官去干。宫中有些地位低贱、相貌丑陋且年岁较大的宦官自知不可能被宫女看上，便甘心做菜户们的仆役，为他们执炊、搬运、洗衣，菜户们每月固定支付给他们一定的银两。
结为“菜户”的宫女、宦官，大多在花前月下相互盟誓，终生彼此相爱，不再与别人发生感情。宦官如果发现他所爱的宫女移情别恋，往往万分痛苦，但不会对宫女如何，却常常与其情敌发生尖锐的冲突。万历年间郑贵妃宫中的宫女吴氏，曾和宦官宋保相爱，后来又移情于宦官张进朝。宋保不胜愤怒，万念俱灰，出宫削发为僧，一去不返。是时宫中的宦官们都对宋保的做法十分敬佩，而对吴氏的做法却极为不齿。像吴氏移情别恋的情形在明宫中较为少见，宫女和宦官结为“菜户”后大多能终身相守，并且彼此都以守节相尚。如果其中一方先于对方死去，另一方则会终身不再选配。《万历野获篇》中曾记载，明代有一个书生寓居于城外寺庙中，见寺中有一室平日紧锁，甚觉奇怪。一日，趁寺庙中人打扫的机会，他进去看了一下，竟发现里面全是宫中宦官奉祀的已经亡故宫女的牌位。牌位上都写有宫女的姓名。寺庙中人告诉这位书生，每逢宫女的忌日，与其结为菜户的宦官便会前来祭悼，其悲伤之情一如夫之悼爱妻。
娶妻养子
宦官娶妻当然并不意味着能过正常的性生活，但宦官有男人的性意识，也当然有相应的性要求，性欲的强弱虽然各有不同，但心理上的需要是相同的。况且宦官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非正常的男人，无时无刻不想证明自己有男人的本色，为了让人们忽略他们受过宫刑，娶妻便成了他们最大的安慰。
宦官娶妻成家，见于史籍中的最早例证当是秦时的赵高。《史记·李斯列传》曾提及赵高有女婿阎乐，任咸阳令。有女婿就该有女儿，但是赵高作为宦官，自幼遭受宫刑，而不具备生育能力，此女当为赵高养女无疑。赵高既能收养子女，娶妻成家也应该是可能的。
此后，关于宦官娶妻成家的记载便越来越多。至东汉时期，宦官势力急剧膨胀，乃至出现了常侍、黄门广娶妻的情形。桓帝时单超等“五侯”，更是“多娶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后汉书·单超传》）。这表明娶妻纳妾至少在东汉时期对于宦官来讲名正言顺了。
唐代，上层宦官娶妻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玄宗时的大宦官高力士偶然见到刀笔吏吕玄晤的女儿，见她容貌秀美，举止娴雅，遂娶之为妻。吕玄晤也随即被擢升为少卿，后来出任刺史。肃宗时权阉李辅国娶元擢的女儿为妻，元擢也因此升任了梁州刺史。曾历仕六朝的大宦官仇世良娶妻胡氏，乃是开府仪如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胡承恩之女。胡氏嫁给仇世良后，妇以夫贵，得以晋封鲁国夫人。
到明太祖朱元璋时，曾经严禁宦官娶妻，但收效甚微，不久便成为一纸空文。明宣宗时，宦官陈芜备受宠信，宣宗先赐名“王瑾”，又将宫女两人，赐之为夫人。后世由皇帝亲自赐赏妻室者尽管已不多见，但明代宦官娶妻成家已经相沿成俗。
清代对宦官管束极严，但娶妻成家之事仍然不少。清末著名权阉小德张曾经就在娼妓馆中结识了一个叫方金翠的妓女，两人情投意合。不过，后来方金翠考虑到小德张生理上的缺陷，最终两人分道扬镳。小德张气愤之下，遂另娶一女为妻。到了民国初年，小德张已经在家中公然过起了妻妾成群的富豪生活。
宦官娶妻当然是有其婚但不能行其实，所谓“竖宦之人，亦复虚有形势，威逼良家，取女闭之，至有白首殁无配偶，逆于天心”（《后汉书·周举传》）。虽然宦官娶妻有悖常理，不过其希望享受人伦之乐的心态倒也可以理解。
人世天伦、儿孙绕膝之乐，历来为古人所提倡。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这种心态更为明显。宦官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自然也不例外。秦、汉以降，几乎历朝都允许进入中年以后的宦官收养假子，同时上层宦官随着权势地位的不断高涨而开始力图改变“无后”状态。收养假子对于宦官来说是最恰当的，在传统社会观念面前，作为阉人的他们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收养义子，就不会太过悲伤与孤寂，也不会老是觉得自己不能生育而愧对祖宗先人。养子不一定都是阉儿，他们当中不少是生理正常的儿童。东汉大宦官曹腾就收养了一个姓皇甫的男孩，取名曹嵩。曹嵩后来娶妻生子，他的儿子就是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
唐朝的高力士本姓冯，在圣历初年被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贡入宫后，由宦官高延福收养为子，改姓高。中唐以后，宦官收养儿子的数量大为增加，有的宦官一人即收养义子数十人乃至数百人，发展成为极具威胁的政治力量。为了抑制宦官的势力，历代王朝都曾作出一些禁令或限制宦官收养义子的有关规定，唐代就曾规定宦官只许收养十岁以下的阉童一人为假子；宋代也规定年满三十的宦官才可以收养一个小宦官为假子，并需登记备案，不过上述规定最后都成为一纸空文，宦官收养义子的数量都大大超出。唐代权阉仇世良养子五人，彭献忠有养子六人，杨复恭养子更在六百以上，而且他们的养子也不尽是阉人。宋代也有许多宦官收养宫外正常男孩，宋真宗时还有宦官外出掠劫民家小儿，以致出现其母抱儿投海的惨剧。清代权阉李莲英也收养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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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人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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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宦官到中年，朝廷允许其领养假子，但并不是每一个宦官都有能力领养的，他必须具备相当职位和经济能力作为条件。换言之，一个宦官要想成为养父或义父并非易事。因为在人们的世俗传统，入宫为宦本非光彩之事，而做其养子更是有辱祖宗，若没有高官高爵或丰厚的钱财相吸引，是不会有人甘愿为之的。同时从另一角度看，大宦官们都很看重养子，养子不但可以继承其财产和爵位，更重要的是养子可以为其尽孝，在其死后应披麻戴孝、服丧守灵，并在年节之时为其祭祀，如此一来方能在其死后不至成为没有依托的孤魂野鬼。所以，宦官们对养子的选择一般来讲还是十分慎重的。
明清宦官与传教士
宦官们遭受宫刑之后，心理和生理上严重失衡，因而在心理和感情上需要寻找寄托，所以他们大多数人信佛，相信因果报应，认为自己阉割为宦不过是削发出家。这样，以求得他们心理的平衡。
唐肃宗时期以丑陋凶狠著称的权阉李辅国经常身挂念珠，不食荤腥。明代正派刚直的宦官兴安临终前要求将自己的骸骨磨成粉，埋入佛寺。权阉王振也笃信佛教，明英宗朱祁镇曾在智化寺为王振建“族忠祠”，并供奉王振的雕像。
清代顺治帝的心腹宦官吴良辅尤其喜好佛事，进而影响了年轻的皇帝，他常引见佛学高僧与皇帝往来。吴良辅在病重时，还举行了别具一格的剃度仪式。宦官们信佛并不是悟性顿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在知识上相对肤浅，天资上也无过人之处，他们信佛只是在苦闷中寻找一种心灵的寄托，以求得一丝可怜的宽慰。
宦官信奉道教的也很多。同治十年，慈禧太后身边的二总管刘多生拜北京白云观观主张宗洛为师，并取法名刘诚印，道号素云道人。他后来还继任白云观第二十代观主，并在龙门派的基础上创出了龙门分支霍山派，成为一代道教宗师。刘多生为了扩大道教的声势，曾先后捐募白银两万一千多两，在白云观传戒三次，受戒者达一千一百多人，宫里有许多宦官都受了戒。刘多生还自捐白银三千六百多两，购昌平县良田十五顷，作为白云观的香火之资。据统计，在北京城郊共有明、清时代的宦官寺庙二十六处，仅刘多生一派建造的就有二十处之多，其中尤以地安门鼓楼后娘娘庙胡同的鸿恩观、北海东夹道的素云观和蓝靛厂立马关帝庙规模最大，香火也最盛。
除了信奉佛、道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宦官———主要是上层宦官在与西方人———主要是传教士的交往中信奉了西教。
16世纪后，西方殖民势力兴起，开始对全球进行扩张，建立殖民地，美洲大陆、非洲沿岸地区、亚洲的印度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殖民地。伴随着着西方殖民者的足迹，西方传教士也接踵而至。至迟在明万历年间，在晚明宫廷中就出现了西方传教士的踪迹。他们在传播西方文明的同时，也与中国各个社会阶层进行了交往，这当中就包括有晚明社会极有影响力的宦官群体。
利玛窦是最早进入中国内陆的耶稣传教士之一，万历十一年（1583年）他在广东肇庆开辟了第一个传教点，以后又去韶州、南昌等地传教。在利玛窦交接的朋友中有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1598年6月两人准备一起乘船去南京。在商议进北京之后如何活动时，王忠铭暗示利玛窦，将一座西洋钟送给皇帝之前，亦须将另一座同样的钟送给宫中的一个管事宦官。王忠铭的建议启发了精明的利玛窦，使其明白了要把天主的福音带到中国皇帝的身边，就必须先打通宦官这一至关重要的关节。因而利玛窦到南京以后，就非常注意结交上层社会的宦官。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六章记载利玛窦在南京时，所结识的一位权阉：一个几乎拥有无限权力的人，他就是皇宫的太监总管。他管理着京城内的几千名太监。他还管理着京城各城门的税收……这个人还兼有各种职务，他总是大肆耀武扬威，显示自己的权力。他上了年纪，有点老朽，像一切宫廷太监一样，他也有些谄上欺下，在接待利玛窦神甫时就表现了这种性格。他的几个手下人吩咐利玛窦要用一定的头衔称呼他，诸如殿下之类……这位太监头子耳朵不中听，有名助手在他耳边说话，想来是重述神甫的谈话内容。在最初进见时，利玛窦就按照习俗主动地祝愿主人千岁。老人听到这种祝愿，十分高兴，会见结束时就拿出一件厚礼送给利玛窦神甫。神甫没有接受，也没有答应把主人所要的玻璃三棱镜送给主人。据说，利玛窦所结交的这位“拥有无限权力”的“太监总管”就是大宦官冯保。
翻阅有关史料佐证，发现此说并不足信。冯保是万历初年司礼监掌印太监，与一代名相张居正同时把持朝政。他内侍皇太后，外倚张居正，挟制幼帝，皇帝“有所赏罚，非出保口，无敢行者”（《明史·冯保传》）。但至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皇太后时已久归政，冯保就失去了依凭的靠山，1586年神宗便对冯保执役重刑———杖责八十，并将其谪贬南京闲住，并尽籍其家。被贬在南京的冯保此时绝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权力和声势。同时，利玛窦一生仅到过南京三次，从他活动的时间，可以推断与这位老宦官相识大约是在1599年至1600年，这距冯保被贬已有十三年时间，以冯保在其家被籍的窘迫境况下恐怕很难与利玛窦见面。但不管怎样，明代宦官与耶稣传教士于此时已经开始有联系了，这一点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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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人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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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9月，利玛窦初抵京师，“客忠铭家，宫内宦官首领来访，颇羡赏其贡物，然见彼无炼金术，不为上达。时有流言，谓此种外国人得为日本人间谍，彼等为慎重计，复返南京”（费赖之《入华耶稣传教士列传·利玛窦传》）。利玛窦第一次进北京传教的计划流产了，在京逗留两月后利玛窦离开了京师。但就是在短短的两个月中，从宫中宦官对其进宫的阻碍，从身居高位的王尚书也需要同宫中宦官拉上关系的事例上，利玛窦意识到宦官在明代高层权力结构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1600年年初，利玛窦偕西班牙籍耶稣传教士庞迪我二度进京，就“依某权阉之庇”，此处所云的“权阉”是利玛窦由南京出发同行的一位刘姓宦官。利玛窦二度进京本想依托宦官的庇护，孰料在山东碰上了麻烦。
当利玛窦行至山东临清时，遇到贪婪的税监宦官马堂。马堂作为税使，其职责是对进京上贡的西方传教士加以保护，并及时上奏皇帝。但马堂却下令将一切物品运到府内保存，让利玛窦等候御旨。而一道从南京北上的“权阉”刘某却撇下利玛窦一行，自己单独进了京。眼见马堂企图将贡物送至府内“保存”，精明的利玛窦急忙以自鸣钟需要专业人员照看为由加以拒绝。马堂勉强答应贡物留在船上，并派两名差役看守。利玛窦等人在天津滞留数月，直到一日万历帝突然问起西洋自鸣钟为何不送入宫中，宫内宦官这才赶紧传旨让利玛窦一行进京，此时已到1601年元月8日。
利玛窦进入北京，几经周折，这既反映出万历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