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民很快地吃完了饭。他很饿，却没有吃得很饱。一是因为心中有事，二是因为他越吃越感觉困倦、疲乏，身上像散了架子似的。伤口也隐隐作痛。凭经验，他不敢多吃了。食困食困，吃得越多疲倦越要找上来，而他是必须出去奔走啊。
临走前，他又嘱咐石玉芳一些话，最后又看了石玉芳那张使房东老太太为之震动的证明信。那原来是一张日本驻北平总领事馆写给关东军司令部的一封公函，里边说石玉芳小姐为满清名门贵族之后裔，其家族素与大日本帝国亲密提携，渊源甚深，今携女公子赴满洲国观光访亲，望多方予以赞助云云。下边盖着鲜红的印章。印章下是总领事的签名。
王一民又仔细看了看，看不出一点破绽，便点点头说：“是真的。”
石玉芳说：“谁敢拿假的呀！”
“怎么得来的？”
“我有一个舅舅在北平门路特别多，可以说手眼通天，神通广大。一九二八年汉超在北平被捕下狱，就是他给运动出来的。”
王一民点点头说：“我听汉超说过。是在济南惨案以后。”
“对。这次我来，要起出国证。我和舅舅一说，他说用不着起那玩艺，我给你请一把‘尚方宝剑’吧。我问他怎么请法？他说得用八两黄金。我问为什么偏要八两呢？他说驻北平这个日本总领事信佛，前几天他在一个朋友家里看见一尊用八两黄金铸成的弥勒佛，铸工精巧，像活的一样，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要是把这尊佛换来送给这个总领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了。这样，我就给了舅舅八两黄金。”
王一民一听摇晃着那张纸片说：“啊哈！这是八两黄金哪！可真有分量啊！”
“我想舅舅大概还办了别的事。不过这张纸可真好使，到哪往出一拿，横眉立目的日本鬼子立刻就换上了笑脸，恭恭敬敬地往后退。”
“很好，这真是一把‘尚方宝剑’！”王一民把纸片递给石玉芳说，“你好好保存着吧。从前有人说日本官吏很少贪赃枉法，现在这张纸证明天底下的老鸹确实都是一般黑的。好了，你有了它，汉超和我们就都放心了。”
王一民说完看了看表，已经六点整，时间不早了，他忙穿好衣服，推开屋门准备出去。但刚往出一迈步，他忽然瞥见屋门外有个人影。隔着门玻璃上的绿色窗帘，在西斜的阳光映照下，王一民看得很清楚：这个人个头不高，正贴身在门玻璃上听声。
王一民忙退回屋里，轻轻地掩上门。
石玉芳看出情形不对，忙走过来悄声说：“”怎么了？“
“门外有人偷听。你出去先应挡一下。我在屋里听着，再相机行事。如果是坏蛋，非要进来不可，你就放他进来，我来对付。”
石玉芳边点着头，边向外走，小超却拉住她。正这时，外边传来了敲门声，声音不大，轻轻的，断断续续的。
王一民忙对石玉芳说：“领小超去，不要紧。”
石玉芳忙拉起小超，推开门走了出去。
王一民将门留了一条小缝，靠在门后边，向外侧棱着耳朵听着。只听石玉芳问道：“你找谁？”
“我找一个同学。”声音不大，嗓音发尖，王一民觉得耳熟，忙将门缝推大了一些。
“你那同学姓什么？”
“姓张。叫张瑶。”
“这院里没有姓张的，你走吧。”
“好吧，对不起，麻烦您了。”
王一民已经完全听清来者是谁了。他急从里屋走出，一把拉开外屋门，站在门里轻轻喊了一声：“别走！”
当外屋门被猛一下推开的时候，那位要走的不速之客已经站住脚，转回身来了。石玉芳母女也回身向屋里看着。王一民那“别走！”两个字刚一出口，那位客人就像狸猫一样轻捷而快速地扑了过去，只听他叫了一声“王老师！”便扑到王一民怀里，肩膀一耸一耸地哭起来了。
王一民一边用手轻轻拍着他的肩膀，一边向石玉芳望去。站在门外的石玉芳和小超都睁大着惊奇的眼睛看着这一瞬间的变化。王一民忙对石玉芳向院门外指了指，还没等他再表示什么，石玉芳已经领悟了他的意思，点点头，拉着小超向门外走去。
王一民拉着来客走进里屋，还没等站稳，那人急不可耐地说：“王老师，罗世诚被抓去了！”说完又失声地哭起来。
“我已经知道了。”王一民说完，见他还是哭，便拉起他的手说，“肖光义，不要哭，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冷静。越要坚强。我们要战斗，要革命，总会有意外事情发生的。”
肖光义抹了抹眼睛，一边抽泣着一边说：“王老师，我现在完全看明白您是什么人了，我什么也不瞒您了。我们的团支部书记为救同学被打死了，团小组长也受了伤，刘勃同志也不见了。现在没人领导我了，我又惦记您，怕您也遭到意外，就跑这来了。我不敢冒失地往屋里闯，我怕您出了事这里再有蹲坑的。”
王一民听了不由得点点头，他在心里称赞他这学生胆大心细。虽然在外边偷听的行为是不妥的，但对这样一个青年怎能求全责备呀！
这时肖光义已经止住泪水了，他用手又擦了擦眼睛，然后直望着王一民说：“王老师，我一定按您说的办：要坚强，要战斗，要革命！通过今天这场战斗，我更看清楚了，您真是值得我学习一辈子的共产党员。我现在要求您能领导我，我要一刻也不停地参加战斗！”
王一民想了想，点点头说：“好，我们都要立刻行动。你今天晚上要办两件事，首先要把青年团员在这场战斗中的情况了解一下，如果能把牺牲的、负伤的、被捕的情况都了解来就更好了。但是要相机行事，不要勉强！如果遇到敌人戒严，就不要活动了。”
肖光义一边听着一边答应着。
王一民又接着说道：“第二件事就是关于罗世城被捕以后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他的家庭地址，没法通知他的亲人。但是他在学校住宿，宿舍里一定有些东西……”
“有。”肖光义忙说，“他有一个大柳条包，里面装着书籍、笔记本和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东西。”王一民思索着说，“估计敌人会对他的东西进行搜查。我们能不能抢在敌人的前面，悄悄地把他的东西都检查一遍呢……”
还没等王一民说完，肖光义马上接着答道：“能。他同宿舍的两个同学都是进步同学，是我们俩的好朋友，我去找他们俩。
“一定要秘密进行。”
“我们半夜动手。”
“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在了解团员情况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找两个团员共同行动？”
“可以。你们可以组成一个临时团小组，由你当组长。要处处留心，不能有一点粗心大意的地方。”王一民说到这里看看手表说，“现在你就走吧。明天早上七点钟，我们在白露小吃铺见面。见面的时候如果我不向你打招呼，你就不要接近我。
“好。我看王老师的眼色行事。”
肖光义郑重地向王一民行了一个鞠躬礼，转身走了。
第31章
刘勃的爸爸原是张作霖手下一个团长。一九二四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打败了吴佩孚，带着一班人马在大雪纷飞的一天开进了北平城。刘勃的爸爸就是这一班人马中的一个。他官虽不大，却是张作霖的嫡系，他们同是从“绿林大学”那青纱帐里走出来的。老子进了北平，儿子跟着也就来了。在第二年春天，年已十八岁的刘勃上了北平的高中。他书念的不怎么好，情欲的需求却来得早。到学校不久，他就卷进追逐女师校花刘丽影小姐的旋涡中去了。他借着奉系军阀得胜之气，一上手就要把别人从这个枝花身边挤出去。
这下子惹翻了一群小地头蛇，把他堵到小胡同里一顿暴揍，好险没送了小命，养了一个月才从床上爬起来。起来之后，到学校一了解，不仅枝花的边沾不上了，如果不注意，还时时有再被撂倒的危险。那年月东北人在关里本来是趾高气扬的时候，真是“妈拉巴子当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骂两句东北粗话，拍拍扁平的后脑勺子，连看戏都不用花钱。在这种气焰下的刘勃当然咽不下这。口恶气了。但是他细一打听之后，才知道这群小地头蛇原来是抱成一个团的，都是“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团员，是有政治背景的。这样一来他更感到孤掌难鸣了。他觉得要想与之抗争非得也有一帮人不可，这帮人上哪找去呢？经过一段观察，他发现还当真有一群同学和这帮小地头蛇不断进行着较量。于是他就主动向这群同学靠拢，同学也有意团结他，渐渐地他就参加了他们的活动，这时他才知道他们还在传看着一些进步书刊杂志。他对这些虽然不感兴趣，但是已经离不开这群同学了，只有和他们在一起他才有安全感，才有复仇的希望。于是他也就看起那些进步书刊来。看是看，却吸收不了，只是过眼烟云，敷衍一下而已。
不久，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了：刘勃的爸爸，那位张作霖手下的嫡系团长，竟然因为敲诈勒索，克扣军晌，让张作霖给枪毙了。张作霖本是处处都护着他那些绿林弟兄的。但是从进关以后，这些绿林好汉闹得太凶了，惹得怨声载道，民愤沸腾，张作霖一看不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抓出来一个不大不小的团长，就地正法了。这不过起杀一儆百，敲山震虎的作用，并借以塞民众之口罢了。但是这件事对刘勃来讲真是祸从天降，好像雷轰头顶一样，他在悲痛中竟恨起张作霖来。虽然张作霖悄悄地给了他家一笔很可观的抚恤金，但这终抵不住那活着的靠山有力量啊！何况还有一些他爸爸的生前友好，都异口同音说他爸爸死得冤枉，比他爸爸罪孽深重的有的是，为什么偏偏枪毙他呢？他只不过是一条替罪羊而已。这些话吹进他耳朵里越多他恨张作霖的情绪越增长。而当那些进步同学围着他讲解的时候，又把恨张作霖个人的情绪扩展为恨整个军阀，整个统治阶级，整个豪门权贵了。说也怪，过去他看那些进步书刊总觉得格格不人，这时却越看越顺眼，一股脑儿往脑子里钻了。于是他便进一步表示要和这些同学站在一起，为打倒军阀，推翻旧时代而奋斗！
刘勃爸爸被枪毙后不久，便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三一八”惨案。北平各大、中学校实行总罢课，冲上了斗争的第一线。刘勃在斗争中表现得特别积极，“打倒军阀！”“打倒张作霖、段棋瑞！”“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提出的行动纲领比谁都“左”。他这个人本来是比较聪明的，别看个头不大，脑子反应可灵敏，圆眼珠子一逛荡就是一个道。因此他在这些进步同学中很快就露出了头角，不久就参加了共青团。那时团的组织名称才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还是改称后第一批发展的团员，所以很快就成了骨于。；
一九工七年十月，中共北方局派人到沈阳召开了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刘勃由于是东北青年，就被派回来，参加筹备共青团满洲团省委的工作，成了一名团省委委员。这时他才二十岁，真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个人求发展的欲望得到了初步的满足和强烈的刺激。那争枝花，报私仇的愿望反倒淡薄了，他有了更高的需求。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哈尔滨发生了反五路斗争，刘勃被派到哈尔滨来做学生工作，在斗争中学生成了一支最有生气的主力军。十一月九日举行示威游行，学生队伍走在最前面，刘勃又站在学生队伍的第一列，他雄赳赳气昂昂地高呼着口号，表现了非凡的英雄气概。但是没想到反动军阀下令开枪了，而且首先是对准第一列学生进行猛烈射击的，他身边的同志几乎都中弹牺牲了，他却侥幸地只伤了肩部。但他也随着牺牲者倒在血泊中了，任凭反动军警踏着他的身体跑过去，他也纹丝不动。当那被血洗的大街跑散得空无一人的时候，他从死尸堆里爬出来了。他浑身战栗着回头看了一眼，便大叫一声，像发疯一样逃走了。
他发着高烧躺在病床上，脑子里轮番出现的都是那些鲜血淋漓的场面，那飞溅的鲜血，痉挛的肉体，抽搐的手足，扭歪的面孔，凄厉的叫声，绝命的呼嚎，都使他惊魂难定，后怕不已。
残酷的流血斗争，可以把无私的人锻炼得更加无畏；也可以使那些唯我主义者吓破肝胆，刘勃就是这后一种人。同志们牺牲时溅到他身上的热血非但没给他增加任何热量，反而使他齿冷心寒。他几乎想从此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再也不干这危险的职业了。对他这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阴暗心理，组织上当然无从得知，同志们也难以发觉，反而都认为他在战斗中冲杀在前，血染疆场，是一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英雄。因此，在他养伤治病期间，组织上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给他弄来最有效的药品，派来专人护理，凡是能来看他的同志都来了。真情的慰问，诚挚的鼓励，热烈的赞扬，崇高的评价，都裹在一起，像一股滚烫的热流向他那已经接近冷却的心里涌来。经过这一阵猛烈的加温，他的热度又增高了。而且他还从中悟出一个道理来：虚假可以变成真实，伪装可以骗人。只要把脸皮增厚，把手伸长，善于利用那有利的时机，便可得到那些想得到的东西。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便是像刘勃这种自觉做坏事，而又不断总结经验的人。他在一片赞扬声中，乘机而起，披着英雄的外衣，又慷慨激昂地干起来。没有多久，便一跃再跃，从团省委委员被提为宣传部长，后来又兼学运部长，又成了代理团省委书记，一直到现在的职务，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直步青云了。
但是刘勃并不以此为满足，自己已经快到三十岁了，子日三十而立，自己不能总与青年学生为伍，应该到省委的领导岗位上去，指挥指挥全局的工作了。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没有突出的表现不行。“反五路”斗争使自己成为英雄，现在还能发动一次什么斗争呢？偏巧这时候省委正在酝酿搞“飞行集会”，于是他就积极提出建议，表示要带领青年团员冲锋陷阵。当然，他也曾想过安全问题，他觉得这种集会虽然看上去非常冒险，像在刀尖上跑路，悬崖上摔跤一样，但是在危险中也有安全的一面，因为它是在一刹那间骤然进行的，就像闪电一样，突然间凌空而过，使人们措手不及，也可能兵不血刃地获得成功呢。
人生需要冒险，只有经过冒险获得的成功才是最大的成功，刘勃便陶醉在这次集会成功的幻想里。他期望由此一举震动白山黑水，突现出自己的雄才大略，再现出他这塞外英雄的气概。因此他就毛遂自荐，取得了集会的指挥大权。他这时万万没有想到，枪声又会在他眼前爆响。
当集会的人群外面警笛嘶鸣、枪声四起的时候，他还能勉强控制住不断袭来的恐惧心理，而把率众往外冲杀的危险任务交给了王一民。
王一民冲开了一条血路，刘勃也和几名团干部顺着这条血路往出跑。跑了没几步，一队警察从斜路上杀过来，喷着火舌的枪口直对着他们，他身旁有两名同志随着枪声倒下去了，血又溅到他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