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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简直就像伴随着地震而来的轰鸣一样。那群警察、特务先是愣了一下，接着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发出一阵惊奇的嘘声，洋刀和手枪都耷拉下来了，转过身来不知所措地望着一直昂然挺立在那里的玉旨一郎。
玉旨一郎开了口：“对，敝人就是玉旨一郎。”他迅速地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一抬手扔到地上说，“这是我的名片，拿回去告诉你们的厅长，说这里发生的一切都由敝人办理，我将直接报告我的叔父玉旨雄一。”接着他又一指躺在地板上的葛明礼说，“快把他抬走，别让一具死尸弄脏了学校这块圣洁的地方！”
警察和特务们面面相觑。特务秦德林领头往葛明礼身前跑，好几个人跟过去。警尉齐德荫忙拣起玉旨一郎扔在地上的名片，低头审视。
这时，秦德林几个人半跪在葛明礼身旁，抱着他的脑袋，如丧考批般地嚎叫起来：“葛警正！葛科长！科长哥哥！你醒醒呀！醒醒呀！”
秦德林这一叫，那几个人也跟着嚎起来，葛明礼竟在这片哀嚎声中长出了一口气，接着手脚也活动起来了。这一来嚎叫得更有劲了……
“住声！住声！”玉旨一郎大步走过去，一连声地断喝着。
嚎声止住了。葛明礼睁开了往外鼓鼓着的双眼，他一见玉旨一郎站在面前，便呲牙咧嘴，咬牙切齿地挣扎着要起来。
秦德林忙趴在他耳边急切地说：“科长哥哥，忍忍吧，这位就是玉旨一郎阁下，我们整错了！”
葛明礼一听浑身猛然一抽，眼睛一翻，脖子一挺，又昏过去了。秦德林等忙又叫起来。这回他们不敢放声大叫，只好压低声音呼唤。
那个拿着名片的齐德荫走了过来，他站在玉旨一郎身旁，双脚一并，敬了一个举手礼说：“报告，玉旨一郎阁下，我们的检查还没有完。”他回手一指舞台说，“那上贴着侮辱和谩骂您的标语，还有被损坏的皇帝陛下的御照，我们还要仔细检查。”
玉旨一郎随着他的手指处往舞台上走去。齐德荫紧紧跟在后面。
秦德林等人一见玉旨一郎离开他们，便又都扯着嗓子嚎起来，他们围着葛明礼又晃脑袋又揪耳朵又掐人中，一顿神巴又把葛明礼叫醒了……
玉旨一郎在舞台上看了一圈，又走了回来。这会儿，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谁也不知道那骂他“好景不长”和叔侄“一块灭亡”的标语，会把他刺激到什么程度。
大家担心他很可能立即把脸一变，和葛明礼消除误会，搞个日伪合流，然后一齐向教职员和学生猛扑过去……这样的担心是合乎实际的，因为他们终究是利害一致呀！
大家都在直盯盯地看着玉旨一郎，连葛明礼也推开挡住他视线的人，向玉旨一郎盯视着。礼堂里一霎时像断了人烟一样静。
玉旨一郎静静地站在那里，他像是很激动，又像是很不安。奇怪的是在他脸上竟看不出愤怒的表情。这个日本人，他在想什么呢2 又隔了一会儿，玉旨一郎才开口说道：“诸君，你们为什么这样盯着我呢？大概你们以为我看完标语以后一定会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吧？或者还想看看我拿出方才那武士道精神大打一场吧。诸君如果真是那样想，那就错了。和诸君说句心里话，从我一踏上贵国的国土，我就是准备挨骂的。我了解中国人——现在应该叫‘满洲国’人了。因为我父亲是研究中国教育学的学者，我在继续他的研究，我从小就读中国书，我是懂得你们的。所以我对这里发生的事情并不觉得奇怪，也不使我气恼。我只希望这阵阴云很快过去，让我们在晴朗的天空下尽我们的职责吧。”说到这里，他一指身旁的齐德荫说，“你们在这里只会扩大这块阴云。我方才已经说过了，发生的事情都由我管。请你们赶快离开这里。没有我的许可，不许你们迈进学校大门一步，请吧。”
齐德荫不敢立即应声，他忙向葛明礼望去。
葛明礼也没张嘴，他挣扎着要站起来。秦德林等忙架着他往起站。
玉旨一郎一皱眉，提高了声音说：“怎么，没听见吗？”
齐德荫忙一挺胸脯说：“听见了，阁下。”
“听见了为什么还不快走？走！”玉旨一郎后面这个“走”字是喊出来的，特别响。
这声喊把齐德荫吓了一跳，玉旨一郎摔人的手段他亲眼看见了。他顾不得再等葛明礼下令，忙对玉旨一郎敬了个礼，说声“是”，又对身旁的警察、特务一挥手，也说了声“走”，便头也不回地向外奔去。
这时秦德林等人也害怕了，也没问葛明礼，架着他就向外走。但刚走到门口，葛明礼突然站住了，他对秦德林轻声说了句：“扶我回去！”
秦德林等不知他要于什么，又不敢多问，“只好战战兢兢地把他架回来。
礼堂里所有的人都不知他还要干什么。都在直望着他。
玉旨一郎有所警惕地站在那里。
葛明礼被搀扶着站在玉旨一郎面前。他被架着的两只胳膊不断扭动起来。秦德林等觉出他的用意，忙撤回架着他的胳膊。葛明礼摇晃了两下，当他努力站稳脚跟以后，竟对着玉旨一郎一抬手，在那光光的大秃头上行了一个举手礼，然后声音发颤地说道：“请阁下息怒，高抬贵手原谅敝人有眼无珠，侵犯了贵体。请不要向玉旨雄一主席顾问官报告敝人的鲁莽行为，改日敝人一定设宴为您压惊。中国有句话叫不打不成交，敝人要高攀一下……”
“不要说了。”玉旨一郎一挥手说，“赶快走吧，在我不叫你的时候请你不要来找我。”
葛明礼眨眨眼睛，忙点头说：“是，是。”
秦德林等见他摇晃着要转身，忙来架住他。
正这时，校长孔庆繁又开了腔：“葛科长，请留步。”
葛明礼又站住了，困惑地望着这个不在他眼下的老孔头。
“您不是有命令吗？”孔庆繁慢条斯理地说，“让我和诸位教职员明天都把行李卷搬来，住到学校受审，不知还搬不搬来？”
这个久经沧桑的老头看准了有利时机，在葛明礼已经被烧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又给他加上一把火。这下子所有的教职员立刻都跟着喊起来：“你不是让我们都在地板上搭地铺吗？”
“你不是说我们这帮耍笔杆的都是重要嫌疑犯吗？”
在一片喊声中葛明礼的大白脸涨得通红。他这号汉奸的特点就是：在日本人面前你让他下跪，骂他、打他，他都认为是理当如此，从来不觉得可耻；而在中国人——尤其是他认为比他低下的中国人面前，有人顶撞他一句他都觉得丢了面子，甚至可以为此而大打出手。现在这些根本不在他话下的穷教员竟对他群起而攻之，他怎能不脸红，怎能不气恼。他嘴唇抖动地望着玉旨一郎，像要张口乞求这个主子为他做主。
玉旨一郎根本没有理睬他，对着教职员举起双手，大声说道：“请诸位静一静，静一静。”
玉旨一郎等人静下来以后说：“诸位同仁，我们哈尔滨第一中学是学生读书的地方，不是警察厅的特务机关，更不是监狱。诸君是受尊敬的师长，教好学生是诸君的天职。请诸君马上回去上课。”说到这里，他把手向门外一伸说，“诸位请吧。”
教职员立刻活跃起来，大家一齐向门外走去。人们从葛明礼的身旁挤过去，葛明礼的脸由红转白，由白转青，眼泪在他眼眶里转，他连忙闭上了眼睛。
校长孔庆繁也向玉旨一郎点点头，转身走了。这个老头竟也能大踏步向外走去。多少年来他还从没有这样兴奋过。他太欣赏今天自己的表现了，简直是挺身而出，奋不顾身。这将成为他永久的话题，最精彩的保留节目。
王一民也随着大家走出了礼堂，他在集中全力地思考一个问题：这个玉旨一郎到底是什么人？对他今天的表现得怎么理解？他是真的关心教育，站在教职员这一边？还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戴着一副假面具在表演怀柔政策？如果后者是真的，那就是遇上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了。这时，他忽然想到有一个可疑点：当大家走出礼堂时，玉旨一郎和葛明礼却没有出来，他们是不是在互相交底？他想，必须马上向上级汇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第16章
初夏的深夜，没有风，静悄悄的，好像所有的生物都睡着了，连狗都不叫一声。只有那寻春的猫儿，有时发出几声和它那柔媚的身姿极不相称的嗥叫，让人感到夜更深了。
满洲省委新任工会负责人谢万春的老伴儿谢大嫂坐个木板凳，脸儿紧贴在外屋地的房门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刚一合上眼睛，就又看见一九三二年松花江发大水的情景：大水冲开了离她家只有半里地的堤坝，浊黄色的巨浪翻滚着，吼叫着向他们那条破烂的街道涌来。她背着只有四岁的小女儿，从小破房里冲出来，在街道上狂奔。天下着瓢泼的大雨，狂风加紧了雨势，满街都是像她一样狂奔的老人、妇女和小孩。他们一边跑一边张大嘴用尽全身力气呼喊着——妇女喊着孩子，孩子喊着妈妈，没有什么喊的也直着嗓子在叫唤，是叫天？还是呼地？谁也听不清楚。当动物的生命突然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大概都会发出这种本能的绝望的呼号。
喊声、风声、雨声，夹杂着从人群后面追逐而来的洪水声，真让人感到那黑沉沉的天就要塌下来，人类要毁灭了，世界到了尽头。
谢大嫂拼命地跑着，跑着，明明知道跑不出去也要跑。后面的浪头打过来，她在浊水里挣扎着。一块木板冲过来，直撞在她的腰上，木板把她撞倒了，但她又飞快地抓住了木板，她就着水势趴在木板上。木板在浊水里一起一伏，木板边上隆起一个用旧铁皮包着的玩意儿，有半尺长，两头低，中间鼓鼓着，鼓鼓的地方还有个窟窿。谢大嫂一把就抓住了这个玩意儿，她抓得牢牢的。手握在窟窿里不大不小，正可手。她真像抓住一个救生圈一样，把全身力量都集中在这只手上，只要不松手，她和她的小女儿就能得救。水一过去，她又可以回到她那小房子里，和她那出门在外的老头子……她刚想到这里，忽然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感觉从她的手上传过来，她就像触电一样忙向那旧铁皮包的玩意儿望去。天哪！这不是自己家里的门把手吗！她又飞快地瞥了一眼身下的木板，呀！正是自己家外屋地的房门，天哪！莫不是它成了气候，成了精灵，撵过来，搭救自己……不，不是，她忽然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家那遮风挡雨，赖以生存的小房完了！
谢大嫂一下惊醒过来了。她的脸在门板上贴得冰凉，她的手正抓在那旧铁皮包的门把手上。她把手从门把手上拿下来，拽了拽披在身上快要滑下去的薄棉袄，又抓住了门把手，门把手上的铁皮还热热乎乎的，她也感到一阵温暖。从那次大水以后，她就和这块门板，这个门把手，结下了患难与共的生死之缘。大水把她的小房冲倒了，所有的东西都冲没了，只有这块载着她和小女儿死里逃生的门板，还和她在一块儿。当她们随着一批难民，在南岗下坎搭起现在这片避难房的时候，这块门板就又为她家看宅守户了。
谢大嫂挺了挺腰板，又歪着头向里屋看了看。里屋门关着，一线幽暗的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稳约地可以听见男人的话语声。谢大嫂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暗自嘱咐自己：可不能再粗心大意地睡过去了！
里屋她的老伴儿谢万春正在讲话，声音不高，听不清楚说什么。但是只要听着这声音，她就觉得心里踏实，有了主心骨，好像天要塌下来，有这个老头子在身边也压不着自己，他的肩膀能抗得住啊！；
谢大嫂名叫迟素芬，她和谢万春同是喝呼伦池水长大的。两家的小草房脊连脊的盖在池边小镇旁；两家的大人手连手地扯着一条渔网讨生活；两家的儿女从会跑就在一块儿抓鱼摸虾，而他俩也就在风吹浪打中一齐长大了，并且长得那么般配，那么和谐。如果真要想在世界上找到“天生一对”的伴侣的话，那么除了他俩还有谁呢？
两家的父母早就有意结亲，两家的邻居也都极力玉成。只要年龄一到，这对小情人就可以在茅屋下拜天地了。但在那年月穷人总是和厄运结缘，有几家穷人手里能拿着称心如意的算盘，任自己扒拉呢哪时沙俄帝国正把侵略的血手伸进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修筑一条血路——中东铁路。说它是血路，就是因为它是用中国劳动人民的鲜血铺成的。翻开俄国人修筑中东铁路的纪念大画册看看，屠杀中国人的血淋淋的画面竟成了沙俄帝国侵略胜利的标记：在枯树枝上高悬着中国劳动人民的头颅；在草地上横陈着中国人民的无头尸体。有一幅照片，竟照下了刽子手挥刀砍人那惨不忍睹的一刹那：大刀砍下去，人头刚刚离开颈项，血还往下流……俄国人把当时最高超的摄影技术用来记录屠杀中国人民。
在那些无辜被害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当中就有谢大嫂——迟素芬的生父。那条血路的路基占了他家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她父亲和同乡们红着眼睛起来拼命。一阵排枪扫过来，她父亲倒在俄国人的枪口下，素芬不顾死活地扑上去，两个俄国“骚达子”——大兵抓住了她。兽性发作的老毛子，把十七岁的姑娘拖进高粱地，正在危急万分的时候，谢万春手持砍刀闯来了。一阵砍杀，两颗黄头发的脑袋滚进了垄沟里，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被中国人杀个痛快！如果谢万春也有照相机，这倒真应该记录下来，贴到中国人民反侵略纪念画册上去。但是谢万春非但不能照这样的相，还受到了危险的追捕。他只好拜别了父母，和迟素芬双双逃出了家门。茫茫大地，湛湛青天，他们逃向哪里？
这时哈尔滨已经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大批农民涌入当时还叫傅家甸的道外区。历尽千辛万苦死里逃生的万春和素芬，也随着成帮的农民来到了哈尔滨。那时哈尔滨到处盖楼房，修马路，横跨松花江的大铁桥动工了，停泊火轮船的道外码头也破土了，只要是肯卖力气，不愁没活于。刚满二十岁的谢万春长得虎背熊腰，粗眉大眼，经年在太阳暴晒下的皮肤像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红色，使他往工夫市上一站，真像座用紫檀木雕成的力士。领工的小把头总是一眼就相中他，头一批就被领走。迟素芬则靠着勤劳的双手，给人家洗衣服和缝缝补补。两个人口挪肚攒，积下了几个钱，就在道外靠码头的地方（后来形成了街道，叫道外三道街），盖了两间小房。这对患难的伴侣，从一座小店的男女大炕上，搬进了新居。他们没拜天地就成了夫妻，用新名词讲叫同居，用旧话讲叫合房，不论怎样叫，内容都是一样的。最质朴的形式中饱含着最纯洁的爱情，在旧中国刚刚兴起的新式自由恋爱，却在两个还不懂这名词的青年中发生了。在搬进新居的那天晚上，谢万春特地买了两支红蜡烛，打了两壶酒（他本来连一壶也喝不了，但新婚什么都要成对成双，不能“要单”呀），炒了四个菜，小夫妻点上红烛，穿起仅有的两件新衣，双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