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的失败还与共产国际指导上的一些错误有关系。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这个时期从理论上和工作上给了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帮助，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也犯了许多错误。例如，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盲目地相信蒋介石和汪精卫；以大批武器援助国民党，使枪杆子落在国民党右派的手里；在“三？二○”事件以后，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动倾向一味妥协退让；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共产国际代表提不出正确的斗争方针和政策，甚至汪精卫叛变前夕，还对其抱有幻想。
大革命的兴起与失败，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一，中国的民主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建立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革命的统一战线，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在革命统一战线中，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警惕资产阶级篡夺革命的领导权。
第二，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
同盟军。只有放手发动和坚决依靠广大农民群众，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增强革命势力，才能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保持革命最终胜利。
第三，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人民的武装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自己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夺取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
第四，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首先是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建设，是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党要战胜强大的敌人，不但需要高度的革命积极性，而且还必须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同时，还必须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第五，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能完全依靠别国来代替，必须由本国人民自己独立自主地按照本国国情进行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不例外。那种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当作圣旨而生搬硬套，甚至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和神圣化的倾向，只能把革命引向歧途。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才能保证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才能搞好统一战线，团结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把革命引向胜利。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具有重大意义。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鼓舞了东方殖民地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通过这场革命，极大地锻炼了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造就了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骨干，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积累了宝贵的革命经验和教训，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成熟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即将到来的土地革命战争准备了条件。
第三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讲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
大革命失败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合流，建立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军事专政。它和旧军阀的反动统治在阶级本质上没有差别，且更具有买办性、欺骗性和残酷性。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蒋介石政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与日、美勾结，大量出卖民族利益。1927年10月，蒋介石访问日本，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为条件，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11月，蒋介石与美国签订了美蒋关系密约，并通过宋子文等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更紧密地勾结起来。这样，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通过贷款、“援助”以及派遣顾问等方式，直接或间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权，使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
蒋介石政权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全国人民。它一方面打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旗帜，进行政治欺骗；另一方面则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了一支以黄埔系反动军官为骨干的、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大大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反革命军队，还建立了庞大的特务机构“中央俱乐部”（简称CC）和“复兴社”两个特务组织，其势力无孔不入，对全国人民实行极端残酷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在经济上，蒋介石用政治强制和军事掠夺的办法，搜刮民脂民膏，逐渐形成了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吸吮着全国人民的血汗。
蒋介石政权内部是极不统一的。国民党新军阀是由各派军阀合流而成的，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国民党内，有蒋介石所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有汪精卫的改组派，有张继的西山会议派，还有胡汉民派以及广东派、广西派等等，他们激烈地争夺所谓国民党的正统和地盘。由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和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从1927年到1930年的3年间，先后爆发了6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
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工农群众在革命高潮时期所争得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完全被剥夺了。在城市，工会组织被封闭，罢工示威被严禁，大批工人失业。在农村，地主豪绅疯狂反攻倒算，农民协会被解散，积极分子被杀害。土地日益集中，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加之连年战祸天灾，贫苦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处境悲惨，横征暴敛使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濒于破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大批失学失业，毫无民主权利。全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没有得到丝毫解放，处境比以前更加困难。
在反革命高压下，革命形势由高潮暂时转入低潮。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的许多领导骨干和群众领袖英勇牺牲。党内一些不坚定分子，有的声明脱党，有的消极悲观，有的自首叛变。党员人数由近6万人减少到1万人左右。工人的斗争被镇压下去，农民斗争也此起彼落。民族资产阶级附合了蒋介石的反动。上层小资产阶级由动摇而脱离革命。这时的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但是，革命低潮只是暂时的。因为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和解放，必然起来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统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基础是脆弱的，它统治的主要力量只能放在城市，不可能在广大的农村建立普遍的强有力的统治；国民党各派军阀连续不断的混战和反动统治者内部的倾轧争斗，也削弱了它的统治力量。这就决定了新的革命高潮必然会到来。党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地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组织积蓄革命力量，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二、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在国民党实行法西斯统治和革命潮流低落的形势下，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应当实行怎样的转变，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必须迅速回答的重大问题。为此，党独立地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对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一）共产党人的武装反抗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表示继续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临时中央常委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宣布起义。起义部队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随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迅速撤离南昌，经过赣南、闽西，直奔广东潮汕地区。其战略意图是准备同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东江地区农民起义军汇合，发动土地革命，进军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夺取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举行北伐。9月下旬，起义军占领潮安、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由于部队在烈日下连续长途行军，过于疲劳，加上作战中伤亡和中途的逃散，部队已严重减员。10月初，西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终于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同时它也说明，在革命低潮的形势下，重新占领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已经不可能，因而想打回广州，然后进行第二次北伐的计划是难以实现的。由于起义军缺乏经验，没有在江西和当地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就不免失败。
南昌起义发动后，为了纠正党在过去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斗争方针，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等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和《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等决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坚持革命斗争，举行秋收起义。会上，许多同志发言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瞿秋白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
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转折点。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防止“左”的错误，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党内“左”倾情绪在这次会议上虽然只居于次要地位，但其发展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决议，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在这以前，中共中央已在8月3日制定《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这四个省举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湖南省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集中力量，将原来计划的湖南全省暴动改变为先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7个县发动，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参加秋收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在这支军队里有不少共产党员；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农民武装、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共计约5000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这次起义于9月9日发动，最初仍以夺取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一度攻占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敌强我弱和缺乏经验，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受严重挫折，夺取长沙的目标无法实现。这时，毛泽东表现了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本领。在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行时，便当机立断地改变原有部署。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县文家市举行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否定了一部分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进入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当这支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前委将已不足千人的队伍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官兵在政治上处于平等地位，实行民主管理。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毛泽东还派人同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部取得联系。10月7日，他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北麓的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又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
这次起义，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参加起义的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广东赤卫队7个联队，还有市郊的部分农民武装。经过10多个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占领了广州市区的绝大部分，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即“广州公社”）。由于优势敌人的猖狂进攻和起义军没有及时转入农村，这次起义陷于失败。几天内被敌人残杀的共产党人和群众达5700多人，起义总指挥张太雷英勇牺牲。从广州撤出的部分武装和人员转移到海陆丰、广西左右江等农村坚持斗争。
广州起义，是党领导的工人、革命士兵和农民联合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又一次积极的英勇反击，也是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衔接，是我党创建工农红军的开端。它也再一次证明，在国民党新军阀拥有强大武力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其他一些地区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比较重要的有：在广东，以海陆丰为中心的东江起义，琼崖起义；在江西，以吉安县东固为中心的赣西南起义，以弋阳、横峰为中心的赣东北起义和万安起义；在湖南南部，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由广东进入后，取得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配合，发动了占领宜章、郴县等地的湘南起义；在湖北的洪湖地区和湖南的桑植地区，有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起义；在鄂豫边，有中共黄麻特委领导的黄安、麻城起义；在福建，有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的闽西起义；在河南，有马尚德（即杨靖宇）领导的确山起义；在陕西，有刘志丹等领导的渭南、华县起义。起义的烽火遍及全国，形成了群雄四起的壮烈局面。这些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