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主张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进行恰当而又有力的反击。可是陈独秀唯恐同国民党右派斗争会导致国共关系的破坏，一味妥协退让，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大。这次会议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并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对西山会议派成员分别给以党纪处分。大会召开时，共产党的代表们主张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并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但是在陈独秀、张国焘的影响下，对国民党的新右派却没有触动。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时，共产党作了很大让步。在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占有7名；12名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产党仅有1名，右派占绝对优势。尤其严重的是，当时中共中央还没看清蒋介石反共的本来面目，仍然将其当作“左派”而给予支持，以至在国民党二大上，原先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随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接着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这就造成了右派势大、中派胆壮、左派孤立的局面，从而为蒋介石夺取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才两个月，蒋介石就于1926年3月20日制造了旨在打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中山舰事件。3月18日，蒋指使其爪牙下令由共产党人指挥的中山舰开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到达黄埔后，他又否认曾有调令，反诬“共产党阴谋暴动”。3月20日，蒋介石宣布戒严，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逮捕和监视第一军及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并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这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进行反革命夺权的信号。其实，蒋介石此时羽翼未丰，这次行动多少还带有试探性质。毛泽东、周恩来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是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团的同志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不同意反击，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这样，蒋介石就轻而易举地篡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全部军权。
中国共产党的一再退让，丝毫没有使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缓和下来，相反却更加鼓励了蒋介石放胆地进一步采取反共活动。1926年5月，蒋介石又借口避免“党内纠纷”，要找出“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的办法”，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这项提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1/3；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对共产党的指示和共产党对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经国共联席会议通过方能发出等。这是蒋介石夺取国民党党权的严重步骤。国民党左派柳亚子、何香凝等投票反对。陈独秀、张国焘等却认为国共关系之所以出现紧张，是因为共产党“包办”太多。张国焘按照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接受。《整理党务案》又获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只得辞职，而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陈独秀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问题上的三次退让，使蒋介石和其他右派分子步步进逼，逐个夺取了国民党所有重要职务，为日后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了必要条件。当然，蒋介石自知当时的实力有限，要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还需要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一时并未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决裂。但是革命已面临严重的危机。
1926年11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时，北伐战争胜利在望，工农运动发展迅猛，帝国主义对此万分恐惧，加紧了破坏中国革命的罪恶活动：一方面，它们增调大批军队，直接以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在武汉、南京等地制造流血惨案；另一方面，引诱中国资产阶级脱离革命营垒，分化统一战线，扶植新的代理人。它们开始把蒋介石看作国民党内“稳健派”的首领，对他进行拉拢，认定蒋介石等人“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加之随着政治军事形势日益有利于南方，不少军阀部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大批政客、官僚也来到他的身边，使蒋介石实力迅速膨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加紧了背叛革命的活动，其反共面目也越来越公开暴露出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当时就发表长文指出，蒋介石已经是“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
1926年11月，蒋介石把北伐军总司令部搬到南昌，以南昌作为反革命大本营，加紧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买办势力勾结，企图消灭共产党，独吞胜利果实，建立蒋家王朝，然后再继续北伐讨奉，统一全国。他反对迁都武汉，妄图在南昌另立中央，控制国民政府。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1927年1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2月，蒋介石在南昌的一次演讲中公然说，共产党员是在对国民党员施加一种“压迫”，“这样我便不能够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我一定要纠正他，一定要制裁他。”他开始公开镇压工农革命力量。3月，先后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制造反革命惨案，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捣毁了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以及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这种严重局面，需要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革命的重任，可是党内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发展。陈独秀等不敢集中力量发展工农运动，开展土地革命，扩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而是采取了迁就资产阶级，限制工农运动发展的政策。
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了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兴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支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这种作法实质上就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在国民党新右派已经下决心实行反共和分裂，而且军队和政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能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工农群众。不把工农群众的力量有效地发动并组织起来，不仅无法有力地反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叛变，连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也难以克服。中共中央这次特别会议并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捷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了对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次会议标志着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党内一部分同志反对这种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考察。3月间，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在《战士》周报发表。这个报告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报告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阐明了建立农村民主政权和农民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党在农村中应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毛泽东的报告，有力地驳斥了一切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批评了陈独秀等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是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经典文献。同时，瞿秋白等也对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阐述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但是，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遭到了陈独秀等的拒绝和压制，工农运动日益遭到打击和摧残，从而使蒋介石等能够乘机发动反革命政变。三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乘军舰从安徽赶到上海。为了采取更大的反共行动，一到上海，就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流氓头子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取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江浙财商几百万元巨款的财政资助，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黄金荣等也保证用青红帮流氓充当他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这时的蒋介石还继续大耍两面派手法，一方面调动由他支配的部队控制上海，进行叛变革命的组织准备；另一方面，又将他亲笔题写的“共同奋斗”锦旗，送给上海市总工会，以麻痹革命群众。
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反动面目越来越暴露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仍对蒋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赞同与蒋破裂。陈独秀不仅没有采取可能的应变措施，竟在3月下旬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又在4月5日，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声称国民党“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希望国共两党的同志“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这个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了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使蒋介石反革命政变阴谋顺利得逞。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动手，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凌晨，早就作好准备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立即奋起反击。这时，第26军开来，声称进行调解，将武装流氓的枪械先行收缴。工人纠察队轻信他们的欺骗，打开大门，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迫缴械，一部分纠察队员进行抵抗，但寡不敌众，遭到失败。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游行，当队伍行至宝山路时，第26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用枪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一百多人，伤者无数。此后，搜捕和屠杀继续进行。到4月15日，仅四天之内，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东南各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4月15日，广州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厦门、福州等地也疯狂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时，北方军阀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进行血腥屠杀。在大屠杀中，优秀的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4月18日，在帝国主义、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在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南京“国民政府”，中国革命遭受局部的失败，处在紧急关头。
蒋介石叛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在革命势力控制的地区广泛掀起了讨蒋运动。人民群众纷纷集会示威，发表通电、宣言，愤怒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4月16日，周恩来等统观全局，提出了迅速东征讨蒋的正确建议。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和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联合发表了讨蒋通电。在革命群众反蒋怒潮的推动下，17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要求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惩治。但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多数决策者拒绝党内正确意见，附合武汉国民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伐，希望同冯玉祥部会师，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然后再来对付蒋介石。4月下旬至5月下旬，武汉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伐，同奉军主力激战于豫南，虽击败了奉军，但却使蒋介石立稳了脚跟，巩固了反革命政权。
为了挽救革命，确定对策，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五大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会议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大会却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陈独秀在会上被迫作了一些检查，但仍然为自己的错误辩护。由于对陈独秀错误的性质和危害认识不足，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又继续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所以，党的五大没有能够担负起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重任。在帝国主义和各地军阀及蒋介石集团的四面包围、封锁和威胁下，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商业停滞，工厂倒闭，物价飞涨。汪精卫集团日益走向反动。由于蒋介石集团的拉拢和汪精卫集团的怂恿支持，接连发生了反动军官叛乱事件。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5月21日，驻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叛变。两湖的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也下令镇压工农运动。6月初，北伐军在郑州与冯玉祥国民军会师后，在蒋、汪的影响下，冯玉祥也走向反动。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通过郑州会议、徐州会议达成了联合反共的协议，革命再一次处于危急关头。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对我党发来了紧急指示，要求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立即动员工农群众组成自己的军队等。蔡和森、任弼时、毛泽东等也提出了挽救革命的建议。但是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拒绝正确意见，压制工农运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并于6月3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仍然承认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承认工农群众和工农武装均受国民党领导，并提出共产党人以“请假”的名义退出政府，向国民党全面投降，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为嚣张。
7月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召开“分共”会议，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等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悍然作出了“分共”决定。15日，在汪精卫“宁肯错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这时，共产党员由近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少到3万人，农民协会会员1000多万人大都散落了。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工农群众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四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两方面。在客观上，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的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他们联合起来，形成庞大的反革命联合阵线，共同对付中国革命。同时也由于当时的主要同盟者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在主观上，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因而在大革命的后期（约半年时间），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当敌人向革命突然袭击时，无力组织有效的反击。
大革命的失败还与共产国际指导上的一些错误有关系。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这个时期从理论上和工作上给了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帮助，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