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不能享受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受到反动军警的镇压。
因此，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这个武器，进行合法斗争，是不行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二七惨案以后发表的文告中指出：“劳动者能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进入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
第二章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第一讲 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高潮的兴起
1924年至1927年，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为目标的革命运动的胜利开展，是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实行政治合作的结果。
一、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势力是一个庞大的存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长期进行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在群众中有相当大的影响，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但是国民党又是一个复杂、松懈的政治联盟。辛亥革命失败后，虽然许多人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继续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考虑同孙中山合作。1922年7月，党的二大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中国无产阶级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赞助中国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统治。但由于只同意党外合作而没有结果。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倡议实现党内合作并得到共产国际赞同。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了特别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具体形式问题。会上多数同志同意采取党内合作形式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中央少数领导人加入了国民党，并向孙中山说明了共产党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议，并要求共产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准备工作。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日趋成熟。
为了正式决定党的统一战线政策，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12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据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根据孙中山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的态度，认为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此，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大会在讨论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但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大会在确定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还强调要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党的三大正确地制定了统一战线的政策，正式决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这对于国共两党的发展，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都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做，使中共有可能更有力地影响国民党的政策，推动国民党的革新，推动在它影响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投入革命；这样做还有利于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去发动群众，从而使国民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新的生命；也有利于共产党从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广阔的革命斗争的天地中接受锻炼，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所以中共三大的决定是有重大的历史功绩的。
可是，三大也有不足之处，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革命军队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在党的三大前后，陈独秀先后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错误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提出应该由国民党“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只有等待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之后，再来“领导”革命。陈独秀的这种“二次革命论”，混淆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夸大了资产阶级的作用，否认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导致了他在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中共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党的各级组织做了许多宣传工作，动员党员和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1923年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指派廖仲恺、谭平山（共产党员）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苏联代表鲍罗廷为顾问，办理改组事宜，随后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这样，全面改组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65名代表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是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对大会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一大的中心议题，是改组国民党成为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在改组国民党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是：
在政治上通过了新的革命纲领。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主张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孙中山在大会讲话时特别强调：“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久不会成功！”这表明，孙中山晚年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转变了。新三民主义的原则和纲领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相同，因而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了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在组织上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使国民党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林伯渠），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
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三、全国革命运动高潮的兴起
（一） 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在工人运动方面，1924年7月，党领导广州沙面数千名工人，为反对英帝国主义限制中国人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举行了政治大罢工。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的胜利，开始改变了从“二七”大罢工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局面，成为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起点。当时，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地区，工人运动最为活跃。共产党一方面直接发动和组织工人，同时还通过廖仲凯任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工人部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会，成立了工团军。党又利用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之间混战的有利形势，在各地逐步恢复了被封闭的工会，使全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
在农民运动方面，国共合作后，我党通过林伯渠任部长、彭湃任秘书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遣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广东各地开展农民运动。为了培训干部，发展农民运动，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广州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党派彭湃、阮啸仙等具体主持筹办，从1924年7月至1925年底，先后办了五届，培养学员450多人。到1925年5月，广东全省有20多个县建立了农会，会员增到21万人，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召开了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1925年春，毛泽东在湖南韶山一带发动和领导了农民运动，并主持了第六届和第七届（在武昌）农讲所的工作。到1926年6月，全国已有12个省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近100万人。
在军事工作方面，1924年5月，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的黄埔岛上，建立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他亲自兼任总理，任命蒋介石为校长，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为党代表，先后聘请巴甫洛夫？布留赫尔（在中国化名加伦）等苏联红军将领为军事顾问。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周恩来、恽代英、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在该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和其他工作。党从各地选派一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到军校学习，他们成为军校的骨干力量。周恩来在军校建立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制度，对革命军队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开始积累了我党从事军事工作的经验。黄埔军校对于建立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加强对全国工农运动的领导，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它有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在于：
一是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二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的成分，他们“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三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统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的历史经验后，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这表明，党在这时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重点提出来了。四大的不足之处是：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些弱点，在以后革命运动发展中逐步明显地表现出来。
1924年冬，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北洋军阀内部又发生了严重分裂。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军阀分化瓦解。党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于1924年11月动身北上，准备参加国民会议。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全国各地为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举行哀悼，形成了广泛宣传革命的政治运动。
（二）五卅运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党的四大以后，全国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迅速高涨。1925年5月初，在广州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有了全国性的统一组织，有力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这年上半年，全国有组织的工人就有54万，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唐山、沈阳、杭州、青岛等大城市和重要矿山相续爆发了工人的罢工斗争。这期间最著名的是五卅运动。
1925年5月14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而举行罢工。15日，日本大班（厂长）率领打手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打伤多人。日本资本家的暴行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的极大愤怒。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5月30日，上海学生及其他群众举行反帝游行、讲演，租界里的英国巡捕开枪镇压，当场打死群众10余人，打伤多人，制造了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再一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反击帝国主义。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领导20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在上海掀起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高潮，形成了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反帝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五卅反帝怒潮迅速席卷全国。约有1700多万群众，不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残酷镇压，先后起来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这样，就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高潮。
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6月19日，香港10余万工人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半月之内发展到25人，有13万工人陆续回到广州。23日，在广州的罢工工人、市郊农民、学生和黄埔学生军等各界约1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英帝国主义开枪镇压，当场打死52人，重伤170余人，造成“沙基惨案”。这一事件更加激起广州、香港人民的反帝怒火。为了统一领导这场斗争，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2000多人的武装纠察队，对香港实行封锁，使香港航运停顿，财政收入锐减，公用事业瘫痪，香港变成了“死港”、“臭港”。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之久，它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
五卅运动中，中国各阶级都作了充分表演。它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是中
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的力量，帝
国主义、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25年6月，广东革命政府继2月间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之后，又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叛乱。7月1日，广东的大元帅府改组，成立国民政府。随后，广东的各系军队相继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0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在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各地农民积极支持下，迅速歼灭了陈炯明的主力，占领了广东东江地区；与此同时，还消灭了盘踞在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