瓿伞５�1963年6月，精减工作基本结束。这样，既增加了农业战线的劳动力，又减轻了国家商品粮负担，减少了货币发行量。
第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降低积累。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67亿多元，比1960年减少317亿元。1962年的大中型基建项目1003个，比1960年减少812个。积累率从1960年的396％降到1962年的104％。
第三，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钢产量从1960年的1866万吨，降为1963年的600万吨，实际完成667万吨。煤炭产量从1960年的397亿吨，降为1962年的22亿吨。
全民所有制企业1961年到1962年合计减少了436万个。同时充实了石油、化纤、塑料等急需工业，保证了国防和尖端技术发展的需要。
第四，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由于精减职工下放城市人口，使农村劳动力得到增加。国家还调整财力、物力用于支援农业，将机械工业的110个企业转产为农业机械。国家还减少了粮食征购量，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25％。几年中对农民退赔20亿元。农民得到休养生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第五，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党中央、国务院作了决定，对银行业务实行垂直领导，把货币发行权真正集中到中央。加强财政管理，压缩财政开支，清仓核资，严格控制集团购买力。在坚决稳定十八类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基础上，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这些措施的实行，很快回笼货币60多亿元，稳定了市场，国家财政状况迅速改善。
在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党中央还对政治、思想、文化和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政策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进行了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为近年来主要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平反；调整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申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一部分的观点，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1962年前后，各地还分期分批地给大多数“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党中央在经济上、政治上进行调整，紧密地团结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迅速取得成效。到1962年底，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粮食产量达到1600亿公斤，比上年增长125亿公斤。城乡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国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10月，党中央在《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满怀信心地指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农村、城市的经济形势正逐步好转。
三、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发展
七千人大会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国内经济形势日益好转。但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党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此外，台湾蒋介石集团利用我们暂时困难，叫嚣“反攻大陆”，在沿海进行骚扰，并派遣特务进行颠覆活动；社会上有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妄图“变天”，蠢蠢欲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犯罪活动也有所增加。国内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激化。在国际方面，苏联领导人从各方面对我国施加压力。1962年4月，苏联驻我新疆的领事馆策动诱骗新疆塔城等三县居民6万余人逃往苏联；5月，又制造了伊犁暴乱事件。印度军队也侵入我新疆、西藏边境，制造纠纷。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前，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准备。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全会肯定了当时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强调必须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要求在农业方面继续认真执行人民公社六十条中规定的各项政策，通过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重申要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这些决定，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他针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提醒全党注意阶级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他对当时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却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左”倾观点。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这就使我党自1957年以来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错误，不仅不能正确地解决，反而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以致后来又进一步错误地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成为以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全会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影响下，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没有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错误地批判了以邓子恢为代表的所谓“单干风”，批判了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错误地把党中央部分领导对我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形势作出的实事求是的估计，批判为“黑暗风”，并揭发批判了习仲勋等所谓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的“反党活动”。全会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委员会，对彭德怀和习仲勋等进行审查。
全会结束前夕，毛泽东接受刘少奇的建议提醒与会同志，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会后要把做好当前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干扰了这项工作。这对当时以主要力量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和中苏论战的影响下，从1963年到1966年春，党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单位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前十条》虽然肯定了农村形势已经大大好转，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是好的，但是，对我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左”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同年9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根据各地试点、调查和训练干部中提出的问题，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重要性，并且规定了若干有利于团结两个95％的具体政策界限。《后十条》还强调运动和生产必须密切结合。这些规定和要求都是正确的。但《后十条》同《前十条》一样在指导思想上是“左”的，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都作了夸大的估计，规定运动要抓的要点中，“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要“以阶级斗争为纲”。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双十条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进行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使全国家喻户晓”。各地经过试点，从1963年冬天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便在各省的部分县、社铺开。
在运动中，一些试点单位总结出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或干部“和平演变”的典型材料。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刘少奇进一步作出这样的估计：全国有1/3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根据这些精神，在刘少奇主持下，9月，中共中央修改和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整个运动都要由工作队领导；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必须认真地进行补课等。同时采取了“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工作方法上，强调以秘密的方法进行扎根串连。在这种“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运动中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农村基层干部，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
为了总结两年多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教训，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次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对干部政策等问题作出了一些正确的规定。但是，《二十三条》和双十条一样，仍然把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并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所谓“走资派”的提法为后来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核心提供了依据。《二十三条》进一步发展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解决城乡一些单位的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它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主导方面是“左”的错误。由于运动只在局部地区和单位进行，全国主要工作是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进行运动的地方对生产尚未造成大的影响，因此，运动中“左”的错误还是局部性的问题。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党中央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形势也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从此，开始在报刊上对文学艺术界的代表人物进行过火的批判。1964年6月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整风报告作了批示，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下，把学术问题扩大成为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随着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发展，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一些工作部门以及对党内国内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他指责统战部是“向资产阶级投降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外国死人部”等。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同年11月，毛泽东批准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样，就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四、调整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十年建设的成就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虽然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再度发展，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还没有成为支配全局的错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196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1963年9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从本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调整的重点由“大下”转入“提高”上，主要是工业的各个部门，要认真做好填平补齐、努力配套，并要搞好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会议对三年之后的任务，提出了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以调整为中心的经济工作进一步展开而获得成效。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调整工作进展顺利，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63年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64年全面好转。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报告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口号，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努力，于1965年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国民经济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工农业生产超过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人民生活有所提高；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还清了外债，对外贸易有所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
实践证明，党的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是正确的。这个方针从客观上纠正了经济建设上的“左”倾错误，是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这个方针符合经济规律，在贯彻执行中使党加深了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1956年9月到1966年4月的十年中，党领导的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遭到过严重的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主要表现在：
第一，十年中，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327亿元，比1956年增长809％。全国工业固定资产达15497亿元，比1956年增长三倍。国家财政收入5416亿元，收支相抵，节余171亿元。国民收入达到1586亿元，比1956年增长708％。1966年钢产量1532万吨，比1956年增长24倍；成品钢材1035万吨，增长23倍；原煤252亿吨，增长13倍；发电量825亿度，增长39倍。汽车、拖拉机、化肥、塑料、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等都有很大增长。1966年粮食产量达到2140亿公斤，比1956年增长11％；棉花231亿公斤，增长617％。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一定提高。1966年底，全国拥有大中型拖拉机72599台，比1956年增长54倍。农业机电排灌事业也有很大发展，1966年同1956年相比，排灌动力机械增长了20多倍，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从1965年起我国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起来，填补了我国电子、化工工业的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广大内地和边疆的各省、自治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内地工业的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