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及持相同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斗争，批判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全会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议期间，党中央于8月7日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认为右倾思想已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全党开展一场反右倾的斗争。8月11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党的“同路人”。8月1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从而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
庐山会议前期努力纠正“左”倾错误是正确的，会议结束时对原定的生产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某些压缩是必要的。但是，会议中途转向，由原来的纠“左”转向反右，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庐山会议转向的主要原因是：全党对当时实际工作中出现“左”的错误的指导思想缺乏认识，思想上“左”的倾向还占上风，党对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认识上的偏差，及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等。
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斗争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造成了严重后果。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打击了一批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组织上助长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给野心家阴谋家的活动造成可乘之机。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长职务和黄克诚的总参谋长职务。从此，林彪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也造成了严重后果，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更加严重并且延续了更长的时间。1960年1月，在上海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把已经相当严重困难的经济形势错误地认为“极为良好”，决定1960年继续“大跃进”，规定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3000亿公斤的高指标，还脱离实际地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这样就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比1958年更加严重地泛滥起来。
在我国处于经济困难的时刻，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从大国沙文主义出发，对我国施加压力。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撕毁援助我国的600多个合同，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1300多人，并带走了所有的援助工程图纸、计划和资料，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严重错误，加上农业连续遭受自然灾害和苏联领导集团的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我还债等客观原因，从1959年至1961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突出表现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从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间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盲目追求不可能实现的钢产量高指标，不仅造成了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失调，而且造成了重工业内部比例、工业与交通运输比例、轻重工业比例的严重失调；财政收支不平衡，市场上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比例失调。市场上货币投放量超过商品供应量60多亿元，造成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市场供应十分紧张。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家财政收入大量减少，造成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一些地方人畜出现了非正常死亡。这种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实际上宣告了“大跃进”的失败。
“大跃进”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一次严重失误。这次错误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主要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必须自觉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必须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
第三讲 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困难，在客观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面前，党和毛泽东逐步清醒过来，领导全党重新纠正“左”倾错误。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为标志，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指导方针转到了正确的轨道。从此，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全党上下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同时，在调整政策、战胜困难中，党接续八大一次会议前后和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的努力，进一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新的经验。
一、“八字方针”和一系列正确政策的制定，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
从1960年下半年起，党逐步认识到“大跃进”的错误和国民经济困难的严重性，开始酝酿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1960年6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十年总结》的讲话。他强调指出：“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同年7、8月间，党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确定了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9月30日，中央批准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1月发出了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指示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大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坚持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这一文件对于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作的《关于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即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主要是农轻重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失调的比例关系和发展速度，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会议认为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收成。轻工业部门应努力克服原料不足的困难，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应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在会上，毛泽东还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年，成为实事求是年。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从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的现状出发，决定从1961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此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实行这个方针是党战胜经济困难的重大决策。
为了继续解决农村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1961年5月，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对3月份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明确规定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纠正了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理太多太死的问题；取消了分配上的供给制和停办了公共食堂，从而解决了人民公社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本年内减少1000万。
为了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委等在1961年派出11个工作组，深入到上海、北京、天津、太原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8、9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的工作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修改定稿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在此前后，中央还先后制定或批发了《关于改革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即《科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等条例。
党中央制定的这些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这些条例的试行，对于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纠正各方面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贯彻“八字方针”，战胜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大幅度调整的决策，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1961年，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在调查研究中了解情况，认识问题，调整政策，纠正错误，集中力量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问题并取得了成就。但是，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还没有过去。党内对“八字方针”的认识也不尽一致，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形势的看法上。一部分同志认为形势严峻，处于非常时期，调整必须退够，不退够就不能前进。另一部分同志则对“大跃进”错误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对严重经济形势估计不足，企图稍加调整后再重新实现“大跃进”。因而对执行调整方针消极被动。事实上，这一年所采取的措施没有完全〖JP2〗摆脱“大跃进”的轨道，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规模仍然没有压缩到确实可靠的程度，各项经济指标几经调整仍超出客观实际的可能。结果，1961年工农业生产继续下降，已经失调的经济形势更加严重。
为了使全党认清形势，统一思想认识，坚决全面深入地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中共中央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作出了坚决退够、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
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代表共七千余人）。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作了重要讲话。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对国民经济困难情况和工作中的错误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指出，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作风上的缺点错误引起的。会议动员全党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会议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并认为，“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会议决定了1962年经济工作的任务，制定了坚决“下马”的方针。会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民主生活得到了发扬。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着重讲了必须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问题。他指出，没有民主，群众干部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会议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反右倾以来受到损害的党内民主生活又重新得到发扬，到会同志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鼓舞。为了纠正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现象，会议决定对最近几年来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
七千人大会，对统一全党认识，加强党的团结，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大会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因而对实际工作中的错误不可能彻底纠正，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某些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观点，也没有能够进行认真的清理。
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上估计，经济上最困难时期已经度过了。会后，首先从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方面发现对困难仍然估计不足。1962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召开），指出现在处在“非常时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陈云在会上讲了系统的意见。根据刘少奇的提议，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长篇讲话。他主张规划国民经济要安排一个恢复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约要五年。在恢复阶段中，第一位的问题是增加农业生产，供应吃、穿。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指标坚决降下来，将来再上。还要大规模减少城市人口，并且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陈云的讲话得到会议的热烈赞同，也得到中央各单位领导人的完全同意，经中央批发，成为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会后，党中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任命陈云为组长。
五月工作会议。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报告在全面具体分析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困难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整个国民经济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要退够。要按照农、轻、重次序进行综合平衡，把建设的规模调整到同经济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工业生产战线调整到同农业提供粮食和原料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业本身提供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把文教事业的规模和行政管理的机构缩小、精简到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同农村提供商品粮食、副食品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使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不象现在绷得这样紧。
至此，党中央终于下定决心，要坚决退够、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作出，使调整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会后，党坚决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有力的措施。主要有：
第一，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在1961年已精简职工800多万、减少城市人口1000万的基础上，决定从1962年起，再精简职工100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200万人，要求两年完成。到1963年6月，精减工作基本结束。这样，既增加了农业战线的劳动力，又减轻了国家商品粮负担，减少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