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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明确地规定了党在各方面工作的具体政策。一是在土地改革方面，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纠正“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和“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口号。对中农必须坚决地团结，纠正错划成分、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必须加以区别；对大、中、小地主，对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也应当严格区别，反对“多杀乱杀”的错误。二是在整党方面，对犯错误的党员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但要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除个别不可救药者外，对广大党员干部都应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针，反对“唯成分论”的观点。三是在城市工作方面，对民族工商业必须保护；对知识分子，除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外，都要采取团结、教育和任用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要区别左、中、右，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对待右翼在政治上要批判和打击其反动主张，但在经济上仍须采取保护政策；对开明绅士，过去同我们合作过、现在仍赞成反对蒋介石和土地改革者，应采取团结的政策。
第三，完整地概括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1948年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还深刻指出，党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具体体现，是由总路线和总政策决定的，是服务于和服从于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因此，全党同志在执行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第四，适时地提出了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各项措施。一是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规定各级党委在执行有关重要的政策性问题时，遵守事先向上级请示，事后向中央报告的制度。二是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党委会讨论决定，然后分别执行，把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三是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以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
十二月会议以后，由于党中央加强了对贯彻各方面政策的领导，从组织纪律方面又采取了坚决、有力的措施，及时纠正了在政策策略方面的错误倾向，提高了全党的政策观念和政策水平，从而保证了我军战略进攻的胜利进行。
第三讲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国民党政权的全面危机
军事上惨遭失败。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由于正确地贯彻了党的路线和政策，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我军的战略进攻极为有利，敌我力量对比急剧变化，蒋介石集团的失败已成定局。到1948年秋，我军已增加到280万人，装备有了很大改善，特种部队增多，攻坚能力显著提高。部队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大大提高。解放区经过土地改革和整党，使后方更加巩固。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减少到365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只有170万人。它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还处于暂时优势，但是，士气低落，军心动摇，战斗力下降。这时，国民党军队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均已破产，被迫转入重点防御，分别龟缩在以沈阳、北平、汉口、徐州、西安为中心的五个战场上，妄图使人民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
政治上危机四伏。政治危机主要表现在国民党违背民意，一手包办“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上。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集团立即撕毁政协决议，不顾我党和民主同盟的竭力反对与拒绝出席，依仗美国支持和暂时的军事“胜利”，在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其特点是以根本法的形式承认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国家制度，其实质是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中央有权，立法无权、总统有权。它遭到各党各派、各业各界的强烈反对。蒋介石集团随后改组国民政府，适应独裁统治；卖身投靠美国，签定多种屈辱条约；提出“党团组织合并”与“戡乱总动员”；撤销政治协商会议及各项协议；下令通辑毛泽东，取消共产党的国大代表资格，开除共产党的国民参政员；大肆逮捕“共党嫌疑”和反战分子，实行白色恐怖。从而激起全国各地的反美抗暴斗争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浪中，国民党于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召开了“行宪”国民大会，为出席大会的代表和选举正、副总统展开了空前绝后的权力斗争，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遭到了全国人民公开唾骂。它在政治上的严重危机，使其举步维艰，走上了无法回生的绝路。经济上频临崩溃。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费开支剧增，美国又野蛮掠夺，致使蒋管区百业凋零，哀鸿遍地。特别是国家的财政金融破产，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速增长，税收层层加码，工商业纷纷倒闭，农业生产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极端困苦。蒋介石集团又通过几次名目繁多的货币兑换，把人民手中仅存的钱财折腾得精光，造成工人失业，农民破产，饥民揭竿而起，抢劫遍地横生，贪污腐败无空不入，社会丑恶现象犹如群魔乱舞。各级官吏沉醉在灯红酒绿之中，劳动人民挣扎在无法挣脱的死亡线上。暴风骤雨式的群众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国民党政府崩溃倒台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伟大的战略决战
国民党统治区全面危机的出现表明，我党举行大规模的战略决战，一举歼灭国民党军队，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于1948年9月16日至24日，指挥我华东野战军攻克敌之战略要地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内含一个军起义），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随后，果断组织指挥了规模宏大的辽沈、淮海、平津战役。
（一）辽沈战役
1949年9月12日至11月2日，我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罗荣桓领导下发起规模巨大的辽沈战役。中央军委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是因为东北是当时我军在数量上超过敌人的唯一战场。当时，我东北野战军连同地方部队共有100余万人，而国民党正规军、非正规军仅有55万人，并分别困守在长春、沈阳、锦州几个孤立的据点上，是撤是守，举棋不定。首先在东北进行决战，不仅有胜利的把握，而且可以打破蒋介石实行战略收缩的企图，并有利于我东北野战军实施战略机动，支援关内作战。根据东北的敌我态势和我军的战略企图，中央军委确定了首先攻克锦州，关闭东北大门，将敌在东北就地歼灭的作战方针。9月12日，我军一部兵力继续围攻长春，主力分路奔袭北宁路，10月1日包围锦州。敌东线和西线兵团，被我分别阻击在塔山、虹螺岘和黑山、大虎山两线。10月14日，我军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攻克锦州，全歼守敌10万余人，俘敌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在我强大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长春守敌军长曾泽生于10月17日率26万人起义。19日，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被迫率部投诚，长春遂告解放，歼敌95万余人。接着，我军主力部队立即从南北两翼合围廖耀湘兵团。10月28日于大虎山地区全歼廖兵团10万余人，生俘兵团司令廖耀湘。我军在歼廖兵团以后，立即向沈阳、营口进军。11月2日，解放了沈阳、营口，除万余敌军从海上逃跑外，歼敌149万余人，至此，东北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敌47万余人。此次战役的胜利，使我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了敌军。敌军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我军总兵力增至300余万人。这是中国军事形势一个新的转折点，它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二）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6日到次年1月10日，我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领导下，协同进行了淮海战役。当时，华东战场的敌人刘峙集团，集中在以徐州为中心，西起商丘，东至海州，北迄薛城，南至蚌埠一带，采取所谓“一点两线，重点密集”的部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屏障南京。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指出首战应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并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敌人的援兵。11月6日，战斗打响后，华东野战军三路南下，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23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我军乘机实施中间突破，在徐州以东新安镇、碾庄地区，围歼了黄伯韬兵团，击毙了兵团司令黄伯韬，歼敌174万多人。此时，蒋介石从华中调黄维兵团增援淮海之敌，被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采取“围三缺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打法，将敌包围于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12月6日至15日，我军集中火力，全歼黄维兵团12万余人，兵团司令黄维被俘。蒋介石见徐州大势已去，急令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西逃，被我华东野战军合围于永城之陈官庄地区。为配合平津战役，对包围之敌两周内未作最后歼灭，直到完成了平津合围后，我两个野战军才于1月6日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敌25万余人全部被歼，生俘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
淮海战役历时65天，共歼敌55万余人。此次战役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即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三）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30日至次年1月31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领导东北、华北野战军，联合进行了平津战役。根据华北之敌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随时准备西窜或南逃的形势，中央军委为平津战役确定了“隔而不围”、“围而不打”，待完成战略包围后，“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方针。我军兵分三路，实行奔袭，将敌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等五个孤立据点上，并按照既定方针，12月22日围歼了新保安之敌，24日攻克了张家口。次年1月14日，全歼天津守敌13万余人，活捉敌指挥官陈长捷，关闭了敌人从海上逃跑的大门。北平25万守敌在我80万大军的严密包围下陷于绝境。经过谈判，1月20日，北平守军在傅作义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我军接收北平防务。2月3日，我军举行威武的入城仪式，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历时4个月零19天，歼敌154万人。其规模之大，歼敌之多，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是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和解放区人民群众全力支援的结果，也得到了我党在敌军和地下工作者的有力配合。经过三大战役，蒋介石赖以进行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四）将革命进行到底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反动派面临覆灭的绝境。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又一次玩弄和谈阴谋。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企图以和平的名义，保存反动势力，阻挡我军渡江作战，以便卷土重来。美帝国主义这时也改变了策略，除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继续抵抗我军外，还企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动派破坏革命势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或带上温和色彩。一些地方实力派和资产阶级右翼也散布妥协思想，希望中国再次出现历史上的“南北朝”或“三分天下”。对美蒋反动派的和谈阴谋，我党早有警惕，就在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告诫人们决不能怜惜像蛇一样的恶人。美蒋反动派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人民除了同他们坚决斗争，别无其它选择。号召党和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可半途而废。同时，毛泽东还宣布，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大进军计划。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在元旦求和声明中的条款，提出了8项和谈条件：（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声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给蒋介石的“和平”阴谋以致命打击。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实际是转入幕后操纵。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总统后，声称愿意以我党所提8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1949年4月1日，我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同国民党派出的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在北平开始谈判。经过半个月的努力，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是，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和平”阴谋遂告彻底破产。
三、革命转变的理论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向前发展和民主革命完成后，党的基本任务和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全会着重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并根据报告精神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报告指出，今后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军队，不外乎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即战斗解决、和平改编和暂时不动待后改编的方式。为了解决已经解放和即将解放的广大地区所需要的干部问题，报告提出，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新解放区所需的工作干部，主要是依靠军队去解决，要把解放军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第二，说明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报告指出，1927年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入乡村，以乡村包围城市。由于全国胜利已成定局，因此，原来的工作方式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号召全党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同帝国主义作外交斗争，包括公开和隐蔽的斗争。报告还指出，在城市工作中，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一切可以同我们合作的人。
第三，提出了全国胜利后的总任务和各项基本政策。党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的总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