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的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全面抗战爆发后，饱受战争灾难，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抗日战争的过程究竟将会怎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这些问题不从根本上予以说明，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就无法实现。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被迫抗战，但因其腐败无能而造成军事上的节节溃退，致使“战必败”的亡国论调泛滥，汪精卫集团准备投降日本，大肆叫嚣“再战必亡”。某些中间阶层也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蒋介石集团则幻想依赖英美的出面干涉和苏联的出兵援助迅速结束战争，鼓吹速胜论。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国民党政学系就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是日本“最后的挣扎”。在共产党内，亡国论是没有的，但却有一些人存在轻敌思想，以为依靠国民党二百万正规军的力量就可以迅速取得抗战的胜利。另外，党内党外都有人轻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而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
为了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正确回答和解决人们思想上的疑虑，批驳亡国论、速胜论等种种错误观点，阐明党的持久战思想，毛泽东于1938年5月在总结10个月抗战经验的基础上，接连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对抗日战争的客观发展规律和党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阐述。
第一，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及其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的是属于中国的。这是因为：一是由当时时代的总特点支配的。抗日战争时期所处的时代依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即中国进行的是民族革命战争；处于进步的时代，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援助和支持；但由于是弱国对强国的战争，所以又是极其艰苦和持久的。二是由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的四个特点决定的。这四个特点是：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明确指出中国抗战不能速胜，是持久战；又根据后三个特点，着重强调抗战不会失败，不会亡国，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毛泽东还科学地预见了战争的历史进程，指出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发展阶段。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的必胜信念。
第二，深刻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是实行人民战争。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实现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就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实行人民战争。他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的体现。
第三，规定了进行持久战的具体战略方针，强调了游击战的重要战略地位。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第一、第二阶段的具体战略方针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作战。毛泽东在论述游击战的战略地位时明确指出：游击战是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人民战争的有效形式。在战略防御阶段，它可以配合正规战；在战略相持阶段，它将成为抗战的主要形式；在战略反攻阶段，它不仅配合正规战，而且将使自己提高为正规战，上升为正规军，负担起战略反攻的伟大战略任务。因此，规定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形式“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和哲学思想，解决了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军事指导思想问题；有力地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澄清了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和必然趋势，论述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道路，是指导抗日战争的理论纲领。
四、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条件下国内阶级矛盾仍然存在，由于国民党在联共的同时仍然实行限共、反共的方针，所以党内有些同志对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统一与独立、团结与斗争的关系问题上缺乏本质认识，滋长了右倾投降主义情绪：在统一战线中，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放弃独立自主原则；在军事问题上，红军改编后，个别人不愿严格接受共产党领导，发展了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对国民党反共阴谋丧失警惕。但是，这个时期党已经成熟，党对于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倾向进行了必要的预防和坚决的斗争。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阐明了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及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三种集团的情况，明确地提出了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和在全国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任务，强调必须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党对抗战的领导权。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到延安。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凌驾于党中央之上，集中了抗战初期党内出现的右倾情绪，反对洛川会议党中央在统一战线中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在《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中，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随后，王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到达武汉，不经中央同意，公开宣扬他的右倾思想，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其错误主张。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错误：在政治上，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反对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主张“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抗战前途上，认为抗战的胜利，只能是国民党的胜利，不是人民的胜利，否认抗日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割裂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把争取民主和坚持抗战对立起来，把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对立起来；在组织纪律上，违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拒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指示，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代表中央发表宣言、决议。
王明的右倾错误，对党的实际工作造成了危害，使党未能在1937年冬至1938年春在华中敌后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影响了华中根据地的开辟和新四军的扩大，同时还助长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嚣张气焰。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及两个结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刘少奇、项英等分别作了专题工作报告。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着重明确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批判了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重申了党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所谓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建立根据地，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实质，就是坚持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因为：首先，这是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则。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联合，各阶级既有共同的目的，又有不同的利益，因此保持本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是绝对必要的。其次，它是实现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关键。在统一战线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时刻阴谋瓦解、削弱我党力量；在党内，王明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顽固派迁就退让；在国际上，苏联和英美都轻视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因此，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才能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实现全面抗战路线。再次，它是我党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的“两个一切”，使中国革命遭受损失的历史教训，使党认识到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为了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就必须实行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必须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冲破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发展革命力量，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必须区别情况，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暂时斩而不奏”、“暂时不斩不奏”的马列主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策略。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对洛川会议所确立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它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并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战略规划，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为党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艰巨任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领导敌后游击战争，开辟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抗日力量，使全面抗战路线得以贯彻，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
第二讲 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解放区战场的开辟
在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了广大的敌后解放区战场，为夺取全民族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红军改编对日作战
在平津被日军占领和上海方面形势日趋紧张之时，经过国共谈判，达成了将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1937年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1938年3月林彪负伤离职后，由陈光代理师长），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共有45万人。各师留下部分兵力，组成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肖劲光任主任。为加强党对八路军的领导，决定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成立八路军前方中共中央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9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八路军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为总司令部，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10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十八集团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任命聂荣臻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后由罗荣桓接任），关向应为一二0师政治委员，张浩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2月由邓小平接任）。为了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我党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广州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八路军通讯联络机构。8月底到9月初，八路军各师主力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华北前线，一面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从侧翼打击日军，一面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当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进入山西时，占领了张家口、大同的日军已兵分三路南下，会攻太原。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在战役上直接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打破日军对太原的战略合围。9月中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进入以恒山为依托的晋东北地区，向平型关、灵丘一带出动，侧击南下日军。9月25日，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敌坂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1700多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这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敌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10月中下旬，为配合国民党军队的忻口战役，第一二0师在雁门关附近连续伏击敌人。
10月19日，第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奇袭阳明堡敌飞机场，击毁敌机20余架，歼敌百余人，创造了陆军歼灭敌机的奇迹。为侧击西进迂回太原的日军，第一二九师开进娘子关附近，先后进行了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等战斗，歼敌近千人，第一一五师在广阳镇伏击歼敌千余人。这些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忻口会战历时21天，是华北战场上最大的、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
在八路军向华北敌后挺进的同时，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8个省10多个地区的游击队，根据国共两党代表团达成的协议，于1937年10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新四军军部于12月下旬在武汉组成，1938年1月6日迁到南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全军1万余人。为加强党对东南地区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2月成立东南分局及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饶漱石任东南分局副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东北抗日联军在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李兆麟等领导下，于1937年初先后进行了整编，将11个军编为第一、二、三路军，活动于南满、东满、北满一带，猛烈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数十万日军，配合了关内的抗战。
二、党关于敌后抗战的战略方针
在独立自主地发动和组织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确立和实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八路军总指挥部率各师部队出师抗日时，中共中央给予八路军的战略任务是：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从侧翼阻击进犯山西之敌，以打击日军锐气和掩护友军的退却；一方面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