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9月17日，一举突破川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进入甘南，随即又占领哈达铺。在这里，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27日，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10月19日，北上红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11月初，他们在甘泉同由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在陕甘地区活动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中央红军的长征，终于胜利结束。
坚持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的张国焘，在9月下旬指挥原左路军和右路军一部分重过草地，计划到粮食较多的宝兴，芦山、天全一带去。10月5日，他公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朱德、刘伯承一直同他进行坚决斗争，并同反对张国焘分裂行为的徐向前等一起，耐心地对受欺骗的指战员做工作。中共中央在1936年1月22日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在四方面军中是不得人心的。重新南下的部队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只剩下4万多人，减员过半。这时，中共中央仍一再来电，催促红四方面军北上。同时，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名义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取消另立的“中央”，成立西南局。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在这年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经历千难万险，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在1936年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三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红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支持，红二、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在主力红军出发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八个省的十五个地区独立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他们在失去同中共中央联系并被敌人分割封锁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重重艰险，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阵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历史的壮举。红军指挥员和战斗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毫不动摇地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念，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毅力，他们冲破国民党重兵的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胜利地完成了长征。长征的传奇性故事传遍国内外，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三支主力红军会合时，人数虽不足3万人，但这些经过千锤百炼后保存下来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极可宝贵的精华，构成了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长征途中，红军还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到处播下革命的种子。总之，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使共产党和红军进入了抗日的前沿阵地，为后来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中国革命新局面开始了。
第三讲 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适时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按照这一政策由反蒋抗日转变到逼蒋抗日，继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了联蒋抗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
因华北事变而引发的“一二？九”运动，使全国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路线。
（一）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逐步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的计划，又进一步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5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以武力相威胁。6月，蒋介石派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为代表与驻天津日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并于7月6日达成《何梅协定》；6月27日，国民党政府又派出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以换文形式达成《秦土协定》。这两个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党政军撤出河北、察哈尔，日本大批军队入关，使中国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日本侵略者还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自治运动”。10月，日本侵略者指使汉奸、地痞流氓，在冀东数县“暴动”，攻陷香河县城，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11月，汉奸殷汝耕在日寇策动下，在通县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声称冀东22县脱离国民党政府而独立。日寇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制造一个包括冀、鲁、晋、察、绥五省的第二个“满洲国”，以达到吞并整个华北。这就是华北事变。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整个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在华北危机的严重形势下，蒋介石反动政府仍然坚持其卖国、内战、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对日寇的侵略步步退让，指派宋哲元等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则疯狂地围追堵截长征中的红军，残酷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行为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空前深重的危机。
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抗日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在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于同年11月13日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两个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重申了我党的政治主张，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广泛地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
党的抗日救国的号召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迅速高涨。在党的北平地下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长期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反动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残酷镇压，打伤100多人，逮捕30多人，进一步激起了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第二天，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
“一二？九”运动的风暴迅速波及全国。从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地方的工厂也举行罢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发出通电，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12月下旬，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爱国学生开始踏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宣传团的基础上，又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一二？九”运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觉醒，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了思想和干部的准备，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起点。
（二）瓦窑堡会议
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迫切要求党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以来的国内政治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确定党的方针，以便更好地领导和组织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为了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35年12月17日，党中央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和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讨论了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25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根据中央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系统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从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党中央和毛泽东详细地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新形势下的政治动向后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有参加斗争的可能，右翼可能采取中立；地主买办阶级也可能发生分化。这就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决议和报告还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基本特点，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出：只有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改变敌我力量的悬殊状况；才能使革命形势由局部性转到全国性，由不平衡逐步转变为大体平衡状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会议批判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分析阶级关系变化和敌我力量对比的特点的基础上，规定了党的斗争策略：“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的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党的这一斗争策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顺应了历史潮流。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比了统一战线策略和关门主义策略，指出二者是根本对立的：“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左”倾关门主义既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侵略行为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否认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又看不到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否认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们“‘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决议号召全党投入到斗争中去，大胆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
会议决定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并对原有的政策做了调整。为了广泛地吸收各阶级、各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人民政权，所以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不没收富农封建剥削以外的土地，优待知识分子，保护和欢迎国外华侨，优待白军官兵等政策，以便争取和团结他们共同抗日。
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了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提醒全党记取1927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导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号召全党，在统一战线中要认真地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
瓦窑堡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二、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
“抗日反蒋”的斗争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根据当时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的错综复杂情况提出来的，它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反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愿望，无疑是正确的。但自华北事变后，蒋介石的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其变化是：在对共产党方面，蒋介石有意同苏联改善关系，取得苏联的谅解和支持，以遏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坚持军事“围剿”的前提下，开始试探“政治解决”共产党的途径，企图利用抗日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达到取消共产党的目的。在对日态度和政策上渐趋强硬，使日本侵略者没能从这个阶段的中日谈判中得到任何想要得到的东西。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国民党着手进行整军备战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表示“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年8月，日本卵翼下的伪军在关东军的策动和配合下进攻绥远，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部抵抗，击溃了日伪军的进犯，全国人民展开了空前热烈的援绥运动。这表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国民党营垒内部已经和即将发生的更大更多的分裂，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事实上已经不可能继续执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了。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对内仍然坚持反共和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的反动政策。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悍然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蒋介石还增兵围攻陕甘根据地，调迁部队追堵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竭力阻挠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企图全歼红军。
国民党的两面政策既使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有了一定的可能，同时又增加了时局发展的复杂性。1936年2月，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进行东征。东征红军在山西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阻击，蒋介石也调兵进入山西。正在此时，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带着国民党当局要求同中共中央谈判的信息于2月27日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分析了国民党政府一部分高级领导人主张联俄联共抗日、有同红军妥协的倾向，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五条联合抗日的意见，表示愿意同南京当局开始切实的谈判。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并于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敦促南京当局幡然悔悟，在全国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国具体办法。这一通电实际上是向全国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经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对国民党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