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种做法至少暂时在纳粹德国严密的制度内部行通了，但是在制度以外却失败了。情报越是符合事实越好。但是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却背离了通往外界现实的最有效的途径：理智。这样就不灵了。即使是希特勒的青年对元首的不折不扣的信仰，也不能阻挡盟军的子弹击毙他。即使在思想上最相信斯拉夫人的低劣和共产党人的懦弱，也不能因此击败苏维埃俄国。具有感召力的权威降低了德国情报的质量。
现在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达不到完美的形式。法制权威的强有力因素一直存在着。正如德国庞大的官僚机构所表现的那样。当这个官僚机构内部发生争端时——如谍报局和外交部在派遣特务到北非去的问题上——他们就以合理的办法来解决。此外，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并不局限于纳粹德国。在德皇统治时期，陆军三个部的首脑和几位野战司令官都可直接谒见他这位最高军事领袖；海军方面也是如此。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新政的初期，他的行政办法包括重叠管辖权和多任命一些官员，让他们互相竞争。
但是民主政体的权力基本上是合法的。这使它们能够形成统一的组织。英美联合就是最好的例子。当然，人们也争吵，保留情报，建立帝国，但是他们的斗争不是希特勒统治下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他们是法治而不是人治。这就加强了效果。同时，宪制当局的合理统治，使得同盟国对世界的看法尽管有些主观，却比较合乎实际，因而能够采取比较有效的行动。这种宪制政府的情报工作和纳粹德国的情报工作所受的影响的差别是非常显著的。
具有感召力的权威破坏了德国情报机构所作的努力，因而减少了情报的数量。它以不合理和不切合实际的方法来审查情报，因而降低了情报的质量。希特勒的感召力毁了德国的情报工作。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送给元首的情报都是有毛病的和不充分的。但是假定情报是完善的，他能较好地利用它吗？他能比较有效地利用它来洞察别人所耍的花招吗？回答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希特勒是情报的最终使用者。他站在情报金字塔的顶上。他肯定下级只看到所有情报当中的一部分，而他自己接触了所有的情报，他一人分析了情报，对情报的意义作了最后的决定。更重要的是，他一人决定武装部队是否要根据情报采取行动，因此，归根结底，他一人决定了情报对德国战争活动的影响。
希特勒有五个头衔。他是国家首脑、政府首脑、纳粹党领袖、武装部队统帅和陆军代理总司令。由于他担任这些职务，大量情报送到他那里。每天早上，新闻秘书放在他门前的不仅有德国政府报纸和纳粹党报纸，还有来自外国的新闻报道，如《每日邮报》的报道，塔斯社的新闻，和瑞士、瑞典报纸上的消息。每天，外交部驻元首总部的联络官瓦尔特·黑韦尔提供三至五份文件。例如，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五，他送交希特勒的有德国驻罗马大使馆的一份电报，驻里斯本公使馆的一份电报，一份截收后由外交部人事处破译的土耳其密码电报，以及外交部情报处的一个特务写的报告。在另外几天，黑韦尔送给希特勒的有研究部的报告，里宾特洛甫和里宾特洛甫的主要助手利库斯的备忘录，以及外交部新闻司的剪报。他还口头报告，比方说，他转述了外交部在北非一个联络员讲述美国兵怎样只为了赚钱而打仗的消息。此外，希特勒每天举行两次形势会议。在这些形势会议上，约德尔以及俄国战役开始以后的参谋总长报告军事形势，其详细程度几乎叫听的人受不了。比如，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蔡茨勒向他报告：在菲比希部有一个小镇，名叫基里叶沃镇，大约有一千敌人骑兵开到那里。下述情况颇为有趣：从第四十近卫师和三二一师抓来了俘虏。这两个师原来部署在（德国）第六集团军的西北角。俘虏们说，他们是接连三夜急行军赶到的。从这一点可以得出结论：敌人正在削弱第六集团军的正面，以便向奇尔附近的这个据点进逼。
还有一个迹象可以证明这一点，那就是第六集团军令天只受到非常轻微的进攻。
军队指挥官经常亲自汇报；希特勒经常打电话叫他们提供情报。除此以外，希特勒还得到有关各种问题的口头和书面报告，报告的来源极为广泛——戈林，戈培尔，各省省长和纳粹党其他官员，象黑森亲王菲利普，或者象前外交部长的儿子康斯坦丁·冯·诺拉特（他向希特勒报告说，在西西里的意大利人有多么坏）那样的特使，有实业家，有他所接见的外国政治家和外交官，甚至偶尔还收到匿名信。希特勒说，他每天仅仅阅读报告和备忘录就要花八个小时。
希特勒对于情报工作懂得很多。他承认从飞机上辨认部队的困难，并且知道窃听员能辨别出敌方个别无线电报告员的声音。不象大多数门外汉，他知道并不存在什么英国密码，而是存在着好几种密码，这些密码的份量不同，拍发密码的时间也不相同。他非常详细地知道情报军官如何把点滴情况凑成一份完整的报告： “我今天收到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说，有一条俄国公路通往前线的一个防区，那里部署了三十六个步兵师和装甲部队，还有许多装甲团和其他部队，报告还说，昨夜一千辆车辆通过一条公路，今夜有八百辆，后来又有一千二百辆和三百辆，这是对整个东线的一个警报：“马上就要进攻”。”他警觉到敌人搞欺骗的可能性，对一份报告发表评论说“好得叫人不能相信”，在盟军登陆前他对另一份报告表示怀疑： “敌人的行动非得要这样招摇吗？”
他不仅懂得情报，而且在战术和作战方面运用情报。一九四二年十月，他从“敌人的大规模行动”和“在顿河上架桥”推断出俄军将要“跨过顿河，朝着罗斯托夫……大规模进攻。”他派遣了三个师。几个星期以后，空军拍摄的航空照片证明：“在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防区的那段顿河上新架的桥梁数目不断增加。因此元首仍然预料俄军要跨过顿河朝罗斯托夫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命令轰炸这些桥梁。一九四一年二月，德国驻安卡拉武官报告，如果德国不把它驻保加利亚的军队撤离土耳其边界五十公里，土耳其将对德宣战。希特勒发出了必要的命令。当英国报纸宣布，美国飞行堡垒式轰炸机将“彻底摧毁”德国时，希特勒建立高射炮阵地并储存大量炮弹。
但是他在战略上不利用情报。他的战略是从他的一些基本概念出发的，这些基本概念使他成为他这样的一个人，使他居于他这样的地位。如果承认他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或地缘政治使命感有任何错误，那就不仅会损害他的政治权力，也会毁了他自身。结果，这些概念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不可辩论的。任何事实从来都不能使希特勒相信他是错的。
另一方面，有些事实使他确信他是正确的。他对世界的看法是根据现实的某些方面形成的。当他后来又发现现实的这些方面和它们所产生的结果时，他就以此来证实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电影《愤怒的葡萄》与其说是一部故事片，不如说是一部纪录片，电影中一贫如洗的农民，证实了他想象中的一个“衰落了的国家”。这些证明自己的论据是对了的事情，在胜利的那些年头是经常发生的。他总认为美国终将并吞英帝国。因此，他认为有关同盟国之间各种磨擦的；肖息都证实了他如上的看法。反馈加剧了这种曲解。他的下级知道他喜欢什么，用许许多多的证明材料来支持他的观点。
他们送去他所喜欢的报告，在会议上附和他的意见。
但是，现实中另外一些不怎么叫人舒服的方面依然冲击着他。希特勒以不承认这些情况来维护他的看法。为了减轻思想上的负担，他选择了一班人马，这些人事先把希特勒不愿意知道的许多情况隐瞒起来，不让他知道。新闻秘书迪特里希审查许多报纸材料。凯特尔不让托马斯递交报告。这些人相信他们在保护他们的领袖。有一次研究部情报分析处处长赛费特送上一份报告·里面有令人不愉快的消息。
希特勒的一个助手问他：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送这么一个报告给元首？”
赛费特回答说： “如果我不送这个报告，你就要把我贴墙站着，把我枪毙。”
“不，”助手回答。 “元首作出了决定，我们就不应该再搅乱他的直觉。”
在形势会议上，约德尔拼命强调德国所取得的小小胜利，对德国的退却则尽量轻描淡写，因此，局外人不大可能知道德军正在大规模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德军在摩泽尔丧失了一个桥头堡以后，约德尔这样向希特勒报告：摩泽尔以南的德国散兵“突然遭到激烈进攻。进攻发展成为在这些小村庄周围展开的非常激烈的肉搏战。三辆（敌人）坦克被击中。敌人最后把我们的散兵推回到摩泽尔这边。然后我们放弃了南面的桥头堡。”至于别的地方，约德尔的报告强调俄军的进攻被击退，德军正在反攻，部队在毫无作战意义的情况下勇敢抵抗。有时候，当士兵不得不承认撤退时，他们从来不说被打败，而是说敌人在“进逼”，敌人占压倒优势的兵力迫使英勇的部队让出一点阵地。希特勒的部下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来使他听不到不愉快的消息。
但有时候坏消息确实传到了他那里。在某些情况下，他事先就把坏消息抵销掉了。如果报告上说敌军力量占优势，他就说送报告的人有“失败主义情绪”——对德国取胜缺乏信心。这就使得他不能进行认真的考虑。希特勒还可以斥责写报告的人是个“专家”，说“专家”，通常的意思是指一般参谋或外交官。他在外交和军事上取得胜利的那些年里，外交官和参谋部曾预先提醒，如果他采取某种行动，将产生可怕的后果；而他就敢于采取行动，并且成功了，再次证实了他的天才和这些专家的无能。因此他可以推知他们现在的报告同以前的报告一样错误。
当不能采取上述做法时，他就歪曲情报使其符合他的观点。虽然德国只有七千五百万人，美国有一亿三千五百万人，德国在人口方面还是占优势，因为美国只有六千万人是象样的人种。有时希特勒篡改数字，这样就觉得更舒服一些。海军向他报告，美国人每月建造的船舶的吨位将达三十万吨，一个月以后，他的脑子里的这个数字却成了七万吨，当约德尔向他报告，前往罗马去逮捕国王和墨索里尼以后的政府要员的德军部队离罗马有一百公里时，希特勒大喊：“哪里有一百？只有六十公里！”这种做法有时“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哈尔德早在一九四二年就看出这种做法是“危险的”。
然而，最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希特勒干脆不相信不受欢迎的消息。当英国拒绝讲和的时候，他“不能想象在英国还有人真的相信他们会胜利。”驻俄国的海军武官向他报告俄国舰船建造的数字，这是根据航空照片，从舰船在船台上建造的时间推算出来的。数目之大使希特勒感到吃惊，他下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办不到的事情，俄国人照样办不到。”外交部人事处的一份截收报告告诉他，俄国农业丰收了，他在报告上拦腰潦草地批道： “这不可能。”当一个助手向他报告，一九四三年七月汉堡遭到同盟国的疯狂轰炸，城市被破坏殆尽时，他打断他说； “用不着你报告——我全都知道了。”约德尔报告说，一九四五年三月，盟军装甲部队踏平了一部分西壁，他反驳说： “那也不见得。可能只是两，三辆坦克。”在他的形势会议上，这样的事情也不少见。当古德里安递上格伦关于俄国部队集结的数字时，他愤怒地吼道，“他们简直是白痴”，应该把格伦送到疯人院。当一个德国空军军官把一张很大的复合航空照片摆在他面前，照片上表明俄军在中部集团军群的正面集结了空前大量的炮兵时，他愤怒地用手把照片从桌上拂掉。
当情况每况愈下，失败的征兆越来越明显时，他不仅在心理上逃避，而且越来越把自己关在个人的小天地里。他总在夜间乘坐他的火车车厢出去，把窗帘拉紧：开形势会议时他把房间弄得很暗。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以后，他只到前线去过一次，拒绝视察遭到轰炸的城市。他不接见参加过战斗的军官。他禁止“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谈话；在极个别的时候，他似乎了解到真正的形势； “我们正在不断丧失工业地区；” “可惜Ｖ—1 飞弹不能决定战争；”
“我们自己的措施取决于它们（敌人的作战目标）。”但实际上这些只不过是就事论事，并不表明他从根本上承认错误。任何事实也绝不能扭转他的纳粹观点。当英国人正在轰炸德国的城市，德国人也在轰炸英国的城市时，他还在想象着战后纳粹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持久友好”。他认为俄国虚弱不堪，当苏联坦克正逼近德国首都时，他还不觉得这一看法有什么错，只觉得他在选择进攻的时间上有了错误。
任何事实也不能改变他的顽固态度。因此，即使希特勒得到完善的情报，对他也不会产生根本影响。他会挑选那些他喜欢的情报，而把其余的都否定掉。在战术方面，完善的情报可能起了帮助作用；在战略上，就一点作用也不起了。
关于希特勒和情报的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并不是有了更好的情报是否就能帮助他的问题，而是ｃ为什么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如此有效地驾驭现实、因而成为德国和欧洲的主宰的这样一个人，到后来竟变成了把他不喜欢的文件从桌上拂掉那样一个暴跳如雷的人物？
答案不在于希特勒本身，而在于外因。外界情况促使了这种变化。这些情况使他逐渐地不谨慎了，他的神经质越来越暴露。其后果不仅在情报方面看得出来，在他的一切行动中都看得出来。
在最初时期，希特勒大体上是为所欲为，相对来说不受外界力量的左右。他的才干——特别是他的果断的决心和坚强的意志——得到了自由的发挥。他的才干使他能够成为纳粹党领袖和他的国家的元首。他把他的才干施展到国际舞台，他操纵着别的国家，使德国，从而也使他自己成为欧洲的统治力量。希特勒采取行动，左右局势，担任领导；别的人和别的国家只能反应，屈从，追随。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他以改变现实的办法来适应现实。他改变世界以满足他的需要。在所有这些方面，除了在战术上受到少许挫折外，他是所向无敌的。
后来，在一九三九年，英国不再默认他的计划了。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严重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英国狂傲地拒绝他的和平建议以后，希特勒发泄这一愤怒的最直接、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进攻并征服这个岛国。但是希特勒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另外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与其说是要改变现实，不如说是要满足他的需要。那就是进攻俄国。
不去攻打一个他并不真正想攻打的国家，他就能摧毁一个他所憎恨的国家。不在海上作战，他就能在陆上作战。免去了进攻英国可能失败的担心，他就能因进攻俄国一定能取胜而感到高兴。他想，这一切除了使英国丧失最后希望以外，还将因此而使她醒悟。因此，他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