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参谋工作效果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他同上级的关系，特别是同司令官的关系。单是情报参谋的工作，就使他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他比参谋部的任何人处境都难，因为他要报告坏消息。司令官基本上想听的是没有敌人来打他这样的话，而情报参谋的工作恰恰是告诉他相反的消息。司令官常常觉得，情报参谋把事情说得比本来的更坏，这样就有可能削弱或破坏最为重要的战斗意志。此外，不象作战参谋的报告那样，要么是好消息，要么是坏消息，情报参谋的情报则是不肯定的，象沙一样地游移不定，象雾一样地虚无缥缈。然而，司令官在判断形势时，仍然要部分依靠情报参谋的情报来作出决定。事实上，情报参谋常常比别的人更能使司令官的愿望遭到破灭，他能迫使司令官放弃一个周密思考出来的计划。他的情报是消极的、悲观的。法老杀死送噩耗的人。司令官拒绝或不理睬他的情报参谋。
在希腊战役期间，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在——个时期干脆一连好几天不让他的情报参谋到他的跟前去。其他司令官暗自说： “情报参谋又带着他那一套材料来了。可我还是要照我的干。”然后他们基本上是要情报参谋证实他们对形势的看法。不过，一个好的情报官常常能够荐举自己，从而也把他的情报兜售了出去。在中部集团军群，陆军元帅京特·冯·克卢格最初对格斯多夫的情报不感兴趣。但是当这位情报参谋以内行的方式递交了几次材料以后，克卢格就定期要材料了。毫无疑问，被训练得用同样思想思考问题的参谋军官之间的共同谅解，对接受情报参谋的情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情报参谋的性格和能力也起了作用。这最终导致司令官之所以使用情报材料的最重要的因素，即他对于给他材料的这个人的信任。
当一个司令官相信他的情报参谋，因而也相信这个情报参谋送交给他的情报的时候，结果往往产生军事效果。一九四三年二、三月间，布卢姆勒德尔同他的司令官曼施泰因就是这样的。那是发生在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大败之后，德军正在他们最后一次成功的攻势中进行反击的时候。曼施泰因，这个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职业战术家中最杰出的一个，对布卢姆勒德尔说： “告诉我那里发生的情况，我好据此采取行动。”他就是这么做的。他倾听了布卢姆勒德尔的五分钟的汇报。然后，他利用这个情报，把他的军队从敌军力量薄弱的地方撤出来，把他们投入到向南部大平原推进时需要这些部队的地方，他的运筹指挥是如此的神妙，以致不仅他自己的参谋部，就连俄军也惊讶得目瞪口呆。
但是情报参谋也知道，单靠情报并不能取胜。它需要部队和枪炮。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即使是最可靠的情报，德军也将一事无成。一九四四年盟军的进攻发起日之后两天在诺曼底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九四四年六月七日，当德军与登陆盟军展开激战，要把入侵者撵回大海（他们就从那里攻入了希特勒的欧罗巴要塞）时，九一六近卫步兵团接到命令：向已经占领登陆滩“奥马哈”上面的海滨村庄维埃维尔村的美国军队发起反攻。德军向前推进，在交火中，一名年轻的美国军官被打死了，他可能是参谋部的一个前进梯队的队员。德军在维埃维尔村的正东发现了他的尸体，他们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皮包里，发现美国两个主要突击部队之一的第五军的绝密作战计划。这个消息大约在晚上十点钟传到上级司令部。接着详细的报告就到了。六月八日大约凌晨一时，这些情况通过电话报告了第八十四军军长，然后又报告了第七集团军参谋长。当那份一百页的作战计划在当天晚些时候送到军部时，军部把它送到第七集团军，以便进行更仔细的分析。到了六月八日晚上，这份文件的最重要的内容，已经送到集团军群Ｂ和西线总司令那里。
这份油印的命令，把第五军的编制和目标告诉了德军：“第五军由第一、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步兵师组成，配属部队有第二、第五别动营及其他部队，它将袭击“奥马哈”海滩，削弱敌军的抵抗，占领维埃维尔一科尔维尔村滩头堡，向南朝圣洛方向推进，掩护其他部队的登陆和美国第一集团军的供应。”
正当德军仔细分析这一文件时，他们又意外发现了一个文件。六月八日凌晨，九一四步兵团的人员，在维尔河宽阔泥泞的人海口（它把“奥马哈”海滩同另外一个代号叫做“犹他”的美军登陆海滩分隔开）看见一只漂到岸上的小船。他们在船里发现了另一个美国突击部队第七军的绝密作战计划。
2 ·任务。ａ·第五军，由第一、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步兵师组成，配属部队有第二、 第五别动营及其他部队，将袭击“奥马哈”海滩， 削弱敌军的抵抗，占领维埃维尔一科尔维尔村滩头堡，向南朝圣洛方向推进，掩护其他部队的登陆和美国第一集团军的供应。前进速度将和英国第二集团军的前进速度保持一致，届时由第五军军部发出命令。 （见作战透明图——附件第十一号）。
到上午六点四十分，第七集团军参谋长便用电传打字电报机把美军作战计划的重要细节报告给集团军群Ｂ作战参谋：“任务；从科唐坦一基纳维尔桥头堡向北发起进攻，由陆路占领瑟堡。”这是绝对正确的。
就这样，在登陆开始后的四十八个小时之内，德军就掌握了美军在猛攻的第一阶段的整个战斗序列和作战计划。这是一次耸人听闻的发现，这样的发现，情报参谋一般只能梦想而已。但是这次发现的情报的实际价值并不是很大。德军早已预见到占领瑟堡是美军的主要目标；第七集团军说，缴获的文件只不过“证实了集团军关于敌军作战意图的看法。”向圣洛进攻在战斗的第二天就被看出来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地理条件和盟军的兵力使情报的效果等于零。美国空军优势使德军既不能调来新的部队，也不能迅速调动已经在那里的部队去阻止美国计划好了的行动。在美军东面的英军向巴黎挺进而逼近德国的危险，比美军向西部和南部运动所引起的关注要大得多：德军不得不以强大的兵力来阻止英军的前进。
这样，德国情报机构虽然几乎全部掌握了美军意图的情报，却不能、也没有影响德军在战争中这场最关键的战斗中的防御形势。情报是次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实力，它就一钱不值。最好的情报参谋也不如他的将军的最强大的一个团。
23。东线外军处和西线外军处
德国军事情报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战败引起了骚乱，共产党揭竿而起，陆军参谋总长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二月一日建立了德军在和平时期的第一个全面分析估价情报的机构。他将当时正在遣散的战时总司令部外国军队处并入重新建立起来的参谋总部。
当参谋总部在凡尔赛条约的禁止下，把自己乔装成军队部的时候，外国军队处也将自己隐藏起来，换了一个不太显眼的名称，叫做统计处，这个名称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那时收集外国的情报就叫做“军事统计”。统计处是军队部的第三处。
在过渡时期，三处处长仍然是整个大战期间该处的处长冯·劳赫少校。他在一九二零年六月被后来担任驻华盛顿陆军武官的弗里德里希·冯·伯蒂歇尔少校所接替。伯蒂歇尔首次将该处分为东方组和西方组。他的继任人中有一个是埃里希·库伦塔尔上校，也就是后来驻罗马的陆军武官，谍报局在西班牙的间谍的鼻祖。在最初的这几年中，军队部三处平均有十六名军官（不包括隶属于它的四人谍报小组）。几位军官后来晋升为高级参谋军官：汉斯·耶顺内克中尉后来担任空军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上尉后来在盟军进攻诺曼底期间担任隆美尔的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尉后来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部长。但是，军队部三处没有一个成员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驰战沙场的将领而闻名的，有力地证明了参谋总部是如何把它最优秀的成员排除在情报机构之外。
希特勒上台之后两个月，卡尔—海因里希·施蒂尔普纳格尔上校担任了军队部三处处长。施蒂尔普纳格尔是一个温和谦逊的人，虽然由于他毫无讳忌地陈述了他的一部分反希特勒的观点，因而被人认为是“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但他孜孜以求的与其说是哗众取宠，不如说是埋头自己的工作。
他同未来的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合作，写了一本正式小手册《部队指挥》，即“弗里达姨妈”，这本手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许多指挥官教授了战术。希特勒入侵俄国的时候，施蒂尔普纳格尔指挥了一个集团军；后来他担任法国德占区的军事监督；一九四四年，他和贝克在暗杀希特勒未遂后都丢了性命。
施蒂尔普纳格尔为这个情报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工作打下了基础。这个处在几年前已剥掉了伪装，恢复了“外国军队处”的老名称。现在，在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夺回萨尔、废除凡尔赛条约、开始把自己的军队扩充三倍、并向莱茵兰进军的令人陶醉的年月里，军队部三处的规模也在扩大。
前德军军官，作为编外人员被三处雇用起来，帮助处理收到的情报，情报数量由于武官的派遣和谍报处以及无线电情报机构的扩大而大大增加。然而三处的大部分情报仍然来自日报和军事报刊，三处工作人员每天上午都阅读这些报刊。负责大不列颠及其联邦的军官得到《每日电讯报》、《联合军事评论》、《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季刊、《陆军季刊》、《皇家工兵杂志》、《皇家炮兵杂志》、《皇家陆军后勤部队季刊》，《骑兵杂志》，西方组组长负责阅读《泰晤士报》。三处收集人口统计资料；根据战前的原则，每一百万平民要提供两个师的兵员和支持力量，这些资料将有助于对敌军规模作出估计。军官们将这些统计数字和其他细节，例如军事预算数字，一一填入各国统计簿，每年春天，三处公布一批小册子，归纳了所有这些统计数字，评述了一些大国在同德国发生战争时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潜力。三处还注视着当前形势。在一九三五年萨尔举行公民投票期间，施蒂尔普纳格尔悲观地警告法军在边境地区进行活动的危险——尽管后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第二年，施蒂尔普纳格尔晋升为师长，当了将军。接替他领导陆军参谋总部三处的是库特·冯·蒂佩尔斯基希上校（后来的第四副参谋总长）。蒂佩尔斯基希继续并加强了施蒂尔普纳格尔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外国军队处设有行政组、武官组、登记组和五个地区组，分东、西两个梯队。但是希特勒的侵略战争使一个又一个国家成为潜在敌人，他的重整军备使军队获得了额外的兵员。因此，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恰好是世界其他各国惊闻砸玻璃窗之夜（殴打犹太人、破坏犹太人财产、反映了当时德国情绪的一场大规模暴行）的第二天——新任参谋总长弗朗茨·哈尔德把他的情报机构的人数扩大了一倍。他成立了西线外军处和东线外军处，西线外军处保留了参谋总部三处的名称，东线外军处则成为一个新处——十二处。它们是第三帝国的关键情报机构，是进行最重要的情报分析和估价的两个机构。哈尔德任命蒂佩尔斯基希为第四副参谋总长，领导这两个机构。
哈尔德还任命乌尔里希·利斯中校担任西线外军处处长。
利斯身材魁梧，面色红润，四十刚出头，未婚，上午有点爱发脾气，当过炮兵，是一个优秀骑手，获过四十六次赛马奖。他对德国以外的世界的了解，比典型的参谋官要全面得多。他喜欢英国人，几次访问过他们的国家，英语讲得很流利。他还懂法语和意大利语。他在一九三一年首次进入外国军队处，一直呆到一九四三年，中间破例没有到部队中服役。当他担任整个新处处长的时候，他已经升为西梯队负责人。他后来升为上校，这是处长通常享有的军衔。
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前几天，参谋总部的多数机构撤出柏林本德莱尔大街它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其他机构共同使用的那座橙色粉墙的建筑物，搬到柏林南面二十英里的措森镇附近的野战司令部。西线外军处仍然留在柏林，靠近几乎是它的唯一情报来源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九月一日，希特勒要向国会讲话，宣布从当日上午五点四十五分起，德国开始还击波兰正规军头天晚上对德国领土的袭击，利斯前往他所喜爱的一家饭馆听希特勒发表讲话。他驱车经过威廉街，穿过勃兰登堡门。街上的情景同一九一四年时的情景迥然不同。当时，欢呼的人群涌往街头欢迎战争。现在，在利斯经过的整条路线上，只看见一队身穿黑制服的党卫队队员站在街上。在他们后面的动物园里只有一棵棵哑然无声的树木。一股恐惧的感觉涌上利斯的心头。
第二天，法国人封锁了边界。送过来的间谍报告的数量减少了，蒂佩尔斯基希允许西线外军处也搬到措森（东线外军处已经在那里）。利斯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带着卷宗，下午离开，傍晚到达。他们的可防毒气的钢骨水泥掩体，有一个陡峭的Ａ字形屋顶，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炸弹扔在上面会滑下去；一米厚的钢筋水泥保护着的地下室，完全是按照第一层办公室的样子设计的，这样即使在空袭期间，工作可以照常进行。为参谋总部其他处修建的类似掩体，围成两个半圆形，这两个半圆形称作“迈巴赫一号”和“迈巴赫二号”；所有的掩体都由地道连接起来。整个营地，连同它的散布在这块长着松树的平原上的兵营、马厩和车库，有一个代号，叫做“策佩林”。利斯的那栋建筑物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当他那个处搬进来的时候，钻孔器还在作业，在屋子里发出回声，灰尘在夏季闷热的空气中飘荡。当天晚上，他在军官食堂碰见了西线外军处前处长施蒂尔普纳格尔，后者现在担任了第一副参谋总长，他向利斯介绍了最新情况。
在“虚战”期间，西线外军处令人尴尬地无事可做。每天上午十点，利斯和其他大处的处长集中在施蒂尔普纳格尔的办公室作“早祷”——召开形势会议。利斯总是首先发言，但他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他有时觉得他对敌军情况的描绘，就象十九世纪非洲地图一样地空白。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是凑在一块儿等着和哈尔德一起开会，哈尔德主要忙着指挥波兰战役。这使喜爱法国食品的利斯有时间去对措森的饭食大发牢骚。措森实行野战定量供应，利斯认为，这个主意在理论上不错，但在实际上非常不适合总司令部辛苦的脑力工作。直到一九四零年五月开始进攻法国的时候，上夜班的人甚至喝不到咖啡。利斯骂骂咧咧地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军队如此不顾影响刻薄对待自己的宝贝军官。
他花了一些时间扩充自己那个处。战争开始后两个月，他把军官干部的人数扩大到十六人。在招收办事员的时候，他以施蒂尔普纳格尔的那位入伍前是一位银行家的副官提出的一个建议作为衡量标准。他雇佣银行职员，他们至少要精通语言，习惯于快速准确地工作，而且能够用打字机把别人的口授打出来——这样的活很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