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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情报参谋助理撰写上午报告并把它发出去。然后布卢姆勒德尔把他的敌人形势图（制图员刚刚在地图上做上新的记号）收集起来，他先把报告送给作战参谋，然后送给参谋长，这两个报告都是很详细的，然后再送给司令官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希望这些报告尽量短些：布卢姆勒德尔的报告读起来很少超过五分钟。
回到办公室里，他打电话给邻近的情报参谋、中部集团军群的格斯多夫交换意见，并且给东线外军处负责他这个集团军群的情报官打电话。上午剩下的时间和午后的一段时间，他多半用来批阅文件和处理非情报事务。布卢姆勒德尔很少飞到很远的前线，也很少到下级部队；而格斯多夫常常视察前线部队，一直下到营，实地了解情况，考察下级参谋部情报参谋的工作。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收到他们的侦察机构送来的报告时，有些人过于轻信，有些人过于谨慎；此外，有的指挥官夸大敌人的活动，以便得到更多的物资。了解了这些情况，就能使高级情报参谋更敏锐地判断他们的报告。
大约从下午三点三十分起，布卢姆勒德尔又开始打电话，阅读报告，开会。然后就去完成一位情报参谋说是所有任务中最艰难的一项任务：把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迹象概括为一份报告，对敌人正在干什么，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对敌人的意图作出全面的估计。这就是下午的报告。情报参谋必须在这份报告送交东线外军处以前送给他的参谋长。如果要写一道第二天的作战命令，情报参谋草拟第一段，即“关于敌人的一段”，概括当前敌人的情况。
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布卢姆勒德尔还要打电话了解最重要的情况，检查一下他的各个收集情报的机构是否工作得很顺利，并把当天的报告发出去，最后在大约十一点或十一点三十分离开办公室去睡觉。
情报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是分析、估价情报——确定敌人各种行动的含意。情报参谋如何进行这项工作呢？他怎样把数百个单独的观察结果综合成一份预测敌人将在何时何地采取什么行动的报告呢？他基本上是把各种观察综合起来，再把它同不同时间和地点所作的观察进行比较。其中不同之处就是敌人意图的线索。在基洛夫逮捕一个俄国间谍并不能说明许多问题。在情报参谋所在地区四处逮捕了许多俄国间谍也没有很大意义。但是如果情报参谋注意到这些逮捕集中在基洛夫，而不是在他那个地区的其他地方，那么他就能推测出俄国人对收集有关基洛夫的情报感兴趣，大概是要准备对它发起进攻。
为了便于把个别情况自动联系起来并进行比较，情报参谋把个别情况都在地图上做上记号。他有许多地图，这些地图以不同方式说明敌人情况，这样的地图有时多达二十五幅。最重要的是敌人形势图，上面标出了敌人的阵地。其他——些地图显示了：敌人的巡逻活动，白天空中侦察结果，夜间空中侦察结果，无线电侦察结果，敌特的活动，敌军空军情况，敌军炮兵情况（眼前的和每十天一个间隔的），敌人的铁路情况，敌人的布雷情况，敌人的桥梁状况，以及欧洲的形势。比方说，如果白天侦察地图表明开往基洛夫前线的火车比开往维亚兹马的多，那么可以推测出进攻基洛夫的可能性更大（其他一切也是这样估计的）。
虽然敌人行动的地点和时间可以用图表这个最有效的方式表示出来，但进一步的情报却来自另外一种资料库。每个情报参谋部都保存有关敌军部队、敌军将领和敌军野战邮政编码（从缴获的文件来辨认部队）的卡片索引。布卢姆勒德尔把这方面工作的负责人称作“我的最重要的伙计之一”。
部队卡片索引不仅包括某个德国集团军或集团军群对面的部队，而且包括被确认在整个东线上的所有部队，一直到团和独立营。每个部队的卡片记载着它的最新位置，它的历史、兵力、指挥官，上级司令部，所属部队，装备，对它的战斗力的评价，等等。每个集团军群和集团军根据在它的前线新发现的情况随时更新卡片，并把这些情况通过情报参谋的定期报告和各地区指挥官之间的电话谈话通告给别的单位。
他们在这种战斗序列情报——所有情报中最基本的情报——中最有价值的一种工具，是一本鲜红封面的比较厚的册子，书名叫《红色圣经》。这本册子列举了敌军中所有已知的高级部队。不同的敌军有不同的册子，东线外军处或西线外军处不断出版这样的新册子。一九四四年八月出的关于苏联红军的那个版本共五百八十四页，它是更换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那个版本的册子里所要包含的详尽内容，说明了战斗序列情报工作的复杂性，册子里记载着已被消灭的部队（这些部队的番号可再次使用），以及重新编了番号的部队（册子既载有这些部队的旧番号，也载有它们的新番号）。战斗序列情报主要是要确定苏军在整个东线的总兵力。许多其他单位源源不断送来这方面的资料。所以说几个司令部和东线外军处重复了这项工作。不过卡片也能帮助每个个别的司令部。
如果有一些部队突然出现在这个司令部的作战区域前面，而卡片记录着这些部队是苏联的突击队，情报参谋就可以认为敌人有可能即将发动一场进攻。
情报参谋确定能够从一个情报来源那里看出敌人行动的迹象。但是他不愿意凭这么一点点根据就向他的司令官预言敌人的行动。他通常只在一个情报来源的分析同另外一个情报来源的分析相吻合的时候才作出预报。这就是情报的相互印证。布卢姆勒德尔亲身经历过一个算得上是典型的例子。
那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南部战线一个大转弯向西伸向罗马尼亚的喀尔巴阡山脉。德军预料苏军会发动夏季攻势，但是将向哪里进攻呢？他们是要夺取斯坦尼斯拉夫和山脉那边的匈牙利呢？还是要从他们在特尔诺波尔的基地出击，进攻稍稍靠北的利沃夫和波兰？这两种可能性在作战上都是行得通的。正当布卢姆勒德尔苦苦思考这种形势的时候，某军情报参谋报告了对俄军战线后面一小段铁路的部分目视侦察结果。德军从斯特雷帕河上的一个观察站往外看到载满军人的列车向北开，空车南返。
“啁哈，”布卢姆勒德尔自言自语地说。 “他们正从那里把人拉到特尔诺波尔去。”调兵的证据相当可靠，但是它只来自一个情报来源，而且关于特尔诺波尔的结论完全出于猜测。突然新的情报来了。德军击落了一架苏联的军邮班机。经过查核证明这架飞机属于第三十八集团军，飞机里的炮手和他携带的文件都证明，俄国人的确正在把第三十八集团军从斯坦尼斯拉夫对面的南部战线调往利沃夫对面的特尔诺波尔。七月份，当俄军进攻时，德军由于确信已经得到证实的情报，已经作好了准备。第三十八集团军在最初两天只前进了十英里，后来在德军的反攻下，它甚至后退了一段距离。
这种确定，这种证实，就是情报参谋所谓他们的工作是“拼拼凑凑的工作”的意思。把零碎分散的各种材料拼凑成一幅连贯的图画。最有价值的情报来自口头证据。在作战指挥部，这是战俘情报。在战斗指挥部，这是无线电情报。但数量最多和最肯定的情报来自前线部队的亲身观察。东线外军处在它的《东线部队情报参谋工作》手册里，列举下列各条苏军发动进攻的迹象：越来越多的侦察和袭击队的活动试探德军前线；游击队、侦察队和间谍在德军战线后面进行侦察；敌军各部队战线的收缩（根据对换防的观察、站岗路线的改变和俘虏的供述作出判断）；作为进攻出击点的堑壕系统向前延伸；不断增加空中活动（夜间战斗机扔伞投照明弹，轰炸个别目标）。更高级的观察提供了苏军意图的更多线索。无线电的沉寂，突击队的出现，某些地区空防的加强等等，都暗示准备发动进攻。已知部队的消失，佯攻，大炮射击、空中活动、游击队活动、特务和逃兵的减少显示了防御意图。任何一个地区的任何活动的任何加强——无线电通讯网特别密集，部队准备地域纵深的扩大，尤其是大炮、追击炮和坦克阵地的密集——表示这个地区大概就是发动进攻的地方。德国的情报参谋甚至常常能从俄军的活动格局中大致推测出俄军发动进攻的时间。俄军在发动进攻前八至十天开始威力侦察，侦察兵力多达一个团。在进攻前四至五天，无线电打破沉寂。进攻前两至三天，重武器运到阵地。同时逃兵大量增加。如果发酒给苏联士兵喝，那就是马上要发动进攻了。
情报工作并不是枯燥无味的。不同的情报参谋根据同样的迹象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一九四四年夏，陆军最高司令部要北部集团军群调一些后备部队给正受到俄军威胁的中部集团军群。北部集团军群司令和参谋长倾向于同意，因为他们看不出有俄军立即发动进攻的危险。苏军在进攻拉脱维亚中已经遭到三次失败，大概不会再进攻，事实上，他们现在正在进攻别的地方，而且取得了部分成功。此外，空中侦察表明，敌军全线后撤了六英里。
但是情报参谋对这些迹象有不同的解释。俄军后撤了相当短的六英里，说明他们并不是根本撤出战线，而只是在那里休整他们的军队。在其他地方发动的新攻势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没有调更多的部队去进行后续作战。这说明他们只是佯攻，或者是以进攻来牵制德军。情报参谋还觉得，俄军发动三次进攻，说明他们非常急于达到他们的目标——拉脱维亚的主要港口里加。他认为俄军即使在失败了三次以后，也不会放弃这个目标。经过许多次讨论以后，情报参谋说服他的上级接受了他的观点。于是集团军群司令获准把后备部队再留一个星期，然后再派他们走。第七天，俄军发动了进攻。北部集团军群把它打退了。
情报参谋是根据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的同样的逻辑归纳法来进行预测的。这就在于可能性，是要凭经验体会的。
根据逻辑归纳法，当一再发现一个事物同另一个事物有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从不割断时，那么这两者在将来很有可能也会联系在一起。一百只象、一百万只象的皮肤都是灰色的，那么第一百万零一只象的皮肤可能也是灰色的。某些迹象常常表明俄军要发动进攻；当情报参谋看到上述迹象时，就预料会有进攻了。当德军俘虏了两名从一个团里开小差的逃兵时，他们就推测出有一整个俄国集团军在那里，因为他们原来已经发现，俄军一般是要保持他们作战部队的完整性的，因此各师（和所属各团）和各军在一段长时期内是共同呆在一个集团军里的。
但是归纳法推理有漏洞，对情报参谋构成了危险。敌人的欺骗就能钻这个漏洞的空子。哲学家戴维·休姆第一个分析了归纳法的问题。逻辑理论中没有哪一条要求将来的某件事情必须同过去的一模一样。因此差别总是存在的。第一百万零一只象可能是白色的。归纳法只是表示了可能性。诚然，事物之间的联系在过去出现得越经常，那么在将来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但这并不是肯定的，例外情况往往会从归纳法的漏洞里钻出来。
情报军官虽有可能不知道休姆的理论，却和别人一样了解形势。他们知道未来并不完全因袭过去。因而他们碰到许多例子时，就不知道某些情况是重复过去的模式还是有所不同——特别是，是否是一种欺骗。
他们察觉到什么吗？俄国人愚弄了他们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主要的理由是，俄国人似乎从来不进行大规模的欺骗活动。他们没有装甲部队和人力来进行无用的行军去愚弄德军；他们宁可使用部队发动进攻。当然，他们经常成功地伪装他们的部队和坦克，但这不同于欺骗。俄国人确实经常用无线电进行欺骗。但是锐敏的德国无线电情报机构也经常识破它们的欺骗。情报参谋相信，即使监听队没有听到，配合得很好的德国情报机构，由于发现本来认为应该出现的部队调动和供应品的运输而没有出现，就可以察觉到这是欺骗。
虽然绝大部分情报参谋的工作是为上级服务，是向司令官报告，但有些情报送给下级军官和士兵。这些情报预先告诉他们敌军是什么性质的。一九四四年年初，第二装甲师从俄国前线调到西线后不久，该师情报参谋向下散发了《敌人情报活页材料》，介绍英国军队情况，一共八页。他是根据西线外军处和德国空军情报机构的出版物重写的。 “英国土兵勇敢、坚强，不怕挫折，”他在开头写道。接着他评价了英帝国其他成员国的部队。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太好；内部纪律比英国军队差得多。”这位情报参谋说英军高级军官领导“有方”，下级军官比较“灵活”，还谈到英军诸兵种和诸军种的编制情况。然后他又介绍了英国军队的进攻战术。对一个步兵师来说，进攻“是经过慎重准备的”，而且“哪里有可能在黎明前开始进攻……坦克分几次攻击波出动。第一次攻击波的主要任务是摧毁敌人的反坦克武器。如果可能，它和跟进步兵的距离不应超过一千码。
……如果进攻在某个地方受阻，部队就放烟幕把自己掩蔽起来，在这种掩护下改变攻击方向。”这些详细的说明，是为了使德军在英军进攻前面不致惊慌失措，使他们能更有效地打击敌人。用同样的方法，也为了同样的原因，第十五装甲师的情报官给他的战斗部队散发了如何打美国坦克的示意图，指出了应该打哪些部位，不应该打哪些部位。
当然，情报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效果取决于情报参谋自己。并不是所有的效果都是好的。一九四四年在诺曼底视察的一个军官报告说，至少在作战中，第二装甲师情报参谋的工作“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地图不充分，没有敌军各部队的卡片索引。”驻扎在意大利的二三八步兵师的情报参谋只不过保存了有关敌军资料的书籍；真正的情报分析是由作战参谋和师长做出的。格斯多夫本人以前就是一名情报官，盟军登陆期间，他担任驻法国的第七集团军的参谋长，他不得不开除三名情报参谋，然后才找到一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情报参谋。其他的情报官是极为令人满意的。在诺曼底视察的那位军官，表扬了党卫队第十七装甲坦克师情报参谋的“出色工作”。关于第四十七装甲军情报官的工作， 他写道：“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可靠的，给人印象良好。有着非常详细的和悉心保存的情况卡片。情报参谋准确地了解了他那个防御地段的一切情况，而且对桥头堡其他部分的敌军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情报参谋工作效果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他同上级的关系，特别是同司令官的关系。单是情报参谋的工作，就使他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他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