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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是这个长着一双蓝眼睛的大个子喜欢对他的上级隐瞒的一个情报来源。每天上午他要在使馆呆上几小时，浏览瑞典、英国的报刊杂志，包括技术报刊杂志。他是搞新闻的，这个职业为他提供了极好的掩护。他时而提供一份报告，比如，他看到一张报纸上的一条报道和另一张报纸上的一则新闻配挡得上，就根据这两样东西写一份报告，并且说它是“西格弗里德Ｂ”写的。他做这种事情而没有被上级发觉，原因在于他比德国各个情报分析机构要早四天得到这些报纸。
“西格弗里德Ｂ”既报告盟军的意图，也报告英国皇家空军的编制。比如，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盟军在北非登陆后六个星期，克拉默尔告诉柏林，不用担心盟军会在挪威登陆，而这正是希特勒主要担心的一个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收到“西格弗里德Ｂ”十二月十八日的下述报告：从英国方面获悉，盟军在挪威北部采取重大行动的谣言是有意制造的。这些谣言正往瑞典驻伦敦使馆流传，以便通过它再传到斯德哥尔摩。
据说，传播这些谣言的目的，是要使德国人感到气恼，同时似乎也是为了推迟人们预料的德国将在西班牙采取的军事行动。为什么说不会在挪威登陆呢？因为又有一部分战斗机编队从第十三和第十四战斗机大队撤出，英国海防部队的一些战斗机编队也已撤出第十八战斗机大队。“西格弗里德Ｂ”的报告证实了“西格弗里德Ａ”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提供的报告。此外，Ａ·ｔ' ｔｌ认为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船舶总吨位完全不足以承担这样的登陆作战行动，预料突击队将加紧进行活动。 克拉默尔还有一个特务，名叫“赫克托”。“赫克托”
的报告所讲的多半是同盟国飞机生产情况。有些人认为，这些报告是德国所收到的这方面最有价值的情报。
克拉默尔腿脚勤快，到处奔走，这使他了解了更多的情况，不至于中任何圈套，并能向他的间谍头子提供他们想要的情报。他每个月至少要旅行一个星期，到瑞士、法国和哥本哈根；他每隔一个星期去一趟柏林，在那里会见吉泽尔黑尔·维尔辛博士。维尔辛是《慕尼黑最新消息报》的发行人，舍伦贝格的助手，德国保安总局特殊情报汇编《埃格蒙特报告》的编者。维尔辛和克拉默尔交换情报，维尔辛发现克拉默尔的情报很有价值，因为克拉默尔很能干，又是在德国境外活动，而且他能独立思考问题。
克拉默尔除了主动提供情报外，还回答德国空军通过谍报局向他提出的一连串问题：“陆军航空队的哪些编队被调往中东？” “新建立的四个战斗机小队里有英国或美国的战斗队编队吗？”
所有这些同“约瑟菲尼”提供给他的重要情报比较起来只是小意思。
谁是“约瑟菲尼”？随着他的名声在情报界中越叫越响，有些人也就渐渐知道他的底细。 “约瑟菲尼”是个化名，没有什么意义，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瑞典驻英国的陆军武官、海军武官和空军武官。作为一个多少被认为是亲德国的国家的代表，他们每到一处，虽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更不会参与同盟国的秘密，但他们在与德国交战的英国的首都，还能享有中立国所享有的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只要他们人在那里，就能收集到在其他地方收集不到的大量情报。
他们把这些情报进行综合归纳，写成报告，送给斯德哥尔摩国防部，然后又被克拉默尔所获取。
怎样获取呢？这是克拉默尔最大的秘密。他的社会交往，没有超出使馆外交官通常的活动范围。他没有举行许多聚会，结交的瑞典朋友廖廖无几。他本人不愿说出他有哪些情报来源，他扬言宁可辞职，也不愿披露那些人，为了揭开秘密，舍伦贝格甚至派人盯他的梢。
“结果不管用，”舍伦贝格说。 “他白天总是什么也不干，不同任何人接触，但他每星期可能出去两三次，参加聚会，他总是知道如何隐没三至四个小时，然后在第二天早上返回来，开始发号施令。”
他有时外出，似乎是到他在斯德哥尔摩北部的三处安全寓所之中的一所里去了。他能一忽儿就不见踪影，一半是因为池开着那辆经过改装加大了马力的小轿车，快得简直到了危险的程度。可是他常常把小汽车停在正对着他寓所门口的地方，使得自从他到达瑞典三个月之后就一直盯着他的瑞典警察，能够认出这些寓所和他所接触的人。
他接触的人中有三位年轻瑞典妇女，都在瑞典国防部工作。克拉默尔常常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他最喜欢的一家饭馆里，或者在西郊一座舒适的小酒店里，和她们一起吃吃喝喝。有时候，他将其中的一个带到一个幽会的地方，在那儿，女方把瑞典驻伦敦的几位武官的报告，或许还有其他文件，交给这个漂亮的外国人。
由于有一条情报渠道通到敌对的交战国首都，克拉默尔提供的情报，似乎能使如饥似渴地想获取情报的德国人直接窥探到同盟国的意图。比如，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 “约瑟菲尼”报告了刚刚收场的魁北克会议。鉴于意大利快要退出战争，罗斯福和邱吉尔在这次会议上制订了跨过英吉利海峡实行登陆作战的重大计划。 “约瑟菲尼”说：迄今为止，盟军的战争计划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预料在明年春天之前，盟军不会在法国北部采取原来打算要解决这场战争的重大行动。盟军将在北非和西西里建立主要活动据点，以便对意大利和地中海诸岛进行作战。
所有这些情报虽然不算新，却是准确的。任何空想战略家都知道，在欧洲大陆登陆，需要有一个夏季的时间进行宣传，只有到第二年春天才能开始登陆。德军在两个星期之前就撤出了西西里，盟军极不可能不予以占领。尽管如此，间谍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报告还是比臆测为好，因此，德国人得到这份报告是很高兴的。 “约瑟菲尼”后来提供的一些报告却不怎么准确。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九日，他报告美国成立了八个空降师，实际上只成立了五个。同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宣布到那个月底，美国第十四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将到达法国，实际上这个集团军根本就不存在。
虽然许多接收克拉默尔的情报的人欣赏他的情报，却也有一些机构对他的活动看不顺眼。谍报局空军组驻斯德哥尔摩代表、空军副武官弗里德里希·布施，由于妒忌克拉默尔能够经常出去玩，和女朋友寻欢作乐，在饭馆里吃吃喝喝，因而认为这个漂亮的间谍头子之所以拉一批特务进行活动，与其说是为了从不同来源那里获取情报，不如说是为了领取大量的经费，布施认为，如果德国空军不再相信某个情报来源，克拉默尔为了保护自己就把它抛弃掉。布施相信克拉默尔的很大一部分情报是假的，布施还认为，谍报局的官员之所以庇护他，是因为他在他们的不正当货币交易中帮了忙。盖世太保也怀疑他在耍两面派。盖世太保觉得他若不用其他办法，不会干得这么漂亮。盖世太保的一位最能干的工作人员，写了八十页关于这个高个子特务的材料。他认为，克拉默尔将德国空军作战部的文件和其他机密德国文件，卖给在斯德哥尔摩的俄国人，然后从俄国人那里换取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材料。这笔交易八成是通过小野寺安排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一天，盖世太保头目米勒在德国保
安总局各司负责人会议上趁机嘲笑舍伦贝格说： “难道你也是英国特务？你那个克拉默尔给你找麻烦了。你可得解释清楚。”不久以后，他把克拉默尔召到柏林，审问了四个小时，克拉默尔否认了所有的指控；米勒无法证实这些指控。
克拉默尔又返回斯德哥尔摩，舍伦贝格直接为他承担了责任。直至战争结束，克拉默尔一直呆在斯德哥尔摩，有些人非常赞赏他，也有一些人怀疑他。
德国在西方的最著名的间谍是“约瑟菲尼”，在东方最著名的则是“马克斯”。两人都披上了神秘的色彩。正如多数情报人员只知道“约瑟菲尼”是在英国提供情报的人一样，他们也只知道“马克斯”是在俄国提供情报的人。但是“马克斯”还有有趣的一面。 “约瑟菲尼”同德国之间的联系人是一个响当当的纳粹分子， “马克斯”的联系人却是一个犹太人。
他就是又矮又胖的弗里茨，考德斯。考德斯一九零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出生于维也纳，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据他说原是雅利安人，改信犹太教，后来又成了浸礼基督教徒。考德斯二十四岁的时候，离开维也纳到苏黎世，在那儿当过体育记者。他在巴黎和柏林干过同样的工作，他在柏林时还做过私生意。希特勒上台以后，他到布达佩斯当记者，但是他也从事在上流社会似乎盛行的一种活动；他把合适的匈牙利官员介绍给既需要他们又能收买得起他们的那些人。他还设法获得象居住许可证和签证这样一些有时很难弄到手的证件。他声称，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经过别人介绍，他结识了布达佩斯最有地位的非官方人土和最高级的官方人士，尤其是外交部的人士。此外他还兑换货币。
他在布达佩斯认识了那里的德国谍报局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向他布置任务。他同驻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的美国领事约翰·迈利的交往最有成果。考德斯是在匈牙利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认识迈利的。这位新闻司司长也在萨格勒布市当过领事，从那时起他就认识迈利。考德斯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他冒充荷兰人，当迈利和他的妻子到布达佩斯买东西的时候，他帮了不少忙。考德斯为迈利兑换货币，帮他寻找古式手枪和刀剑，迈利喜欢收集这些东西。考德斯希望利用这个交情捞点好处；替那些想离开布达佩斯的犹太富翁弄到去美国的签证。
考德斯还利用这个交情从迈利那里窃取文件。他多次访问萨格勒布市，在一九四一年春天的那次访问中，他偷窃了英国的宣传材料和一份关于南斯拉夫缺乏汽油的报告，把它们交给谍报局。后来，他从迈利的办公室里偷偷拿走美国的军备报告，迅速地拍照下来，放回原处，然后把照片送给德国情报机关。迈利有时让他捎信给布达佩斯的美国领事，他把信拆开，拍下照片，把照片复制信件送给谍报局。当布达佩斯的美国领事让他捎回信的时候，他也这么干。他偷窃的材料中最有用处的，大概是美国国务院关于颁发签证的规定，这份材料八成落到了谍报局制造假证件的那些人的手里。 考德斯或许也向党卫队保安处提供一部分这样的材料，因为在一件牵涉到迈利的事情上，他同德国保安总局的巴尔干问题专家或廉·赫特尔保持着接触。为了这个问题，他追踪过赫特尔，从维也纳一直追到柏林。在柏林，他的主要消遣是玩弄女人。他认识了德国保安总局的雇员弗劳莱因·蒂尔。他带她出去玩，结果给她惹下麻烦了，因为和她一起玩的是一个犹太人。赫特尔见到考德斯并不高兴，但还是让他捎一封信到萨格勒布，交给赫特尔手下的一个名叫海因里希·施利的特务。回到萨格勒布以后，考德斯一面办事，一面寻欢作乐。当他在武装部队通讯中心打长途电话的时候，偶然认识了弗劳莱因·霍尔特豪斯。他同她的交往似乎不太妙；他只会见过她两次：每次都有一个朋友陪着她。当他返回布达佩斯的时候，运气要好些。新成立的克罗地亚共和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贝洛塞维奇小姐似乎喜欢他。她交给他一些情报，并且打算到萨格勒布去找他。但是后来他倒了霉，被扣留了，他和这个小姐的关系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些情况大都发生在希特勒开始进攻俄国的时候。就在这时候，同俄国内地的某些联系正在发生变化。
这些联系人原来属于白俄将军安东·图尔库尔。在俄国内战期间，图尔库尔曾经指挥一个师，共产党人巩固了政权以后，他至少有部分时间在希特勒的反共的德国避难。他成了白俄流亡者的首领。他一面等候着红色政权的垮台，——面同苏维埃俄国境内的人保持联系，甚至派遣他手下的部分军官替他进行宣传，并为此寻求波兰参谋总部的帮助。希特勒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之后，图尔库尔在俄国的一部分人似乎同德国人进行了接触，并且主动提出通过电台向他们提供情报。这个建议被接受了；这项任务交给了谍报局。谍报局找到了一些白俄无线电电报员，供给他们设备，建立了定期通讯联系。德国人为俄国的这些电报员取了化名，根据推测有一人在克里姆林宫，给他取的化名叫“马克斯”，另有一人在乌拉尔以东，给他取的化名叫“莫里茨”。 “莫里茨”
后来退出了。克里姆林宫的“马克斯”则在整个俄国战役期间出了名。
卡纳里斯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他的一个最亲密的同事，此人就是维也纳谍报站站长鲁道夫·康特·冯·马罗格纳一雷德维茨上校。自从阴谋暗算密如牛毛的奥匈帝国时代以来，维也纳就是对俄间谍活动中心之一。一九四一年年底左右，维也纳情报站把图尔库尔的那一摊工作转移到索非亚，大概因为保加利亚的这座首都离俄国比较近，更便于无线电联系；也许是因为有人希望从苏联驻索非亚的庞大使馆里获取更多的情报。为了进行这项工作，马罗格纳一雷德维茨为他的谍报站建立了一个前哨站。他把这个前哨站设在索非亚埃夫蒂米大主教大道的一栋房子里。这栋房子的底下几层是办公室，顶层是电报员进行秘密技术工作的地方。这个前哨站独立于谍报局保加利亚谍报站，该谍报站的负责人是精明强干的奥托·瓦格纳上校，他的总部就设在这条大街的下面，这个前哨站的站长原来就是考德斯。他是怎样挑选上的，为什么挑选他，在索非亚的谍报局工作人员始终弄不清楚。不过有一点非常清楚：他得到了谍报局上自卡纳里斯本人等高级人土的绝对支持和全力保护。卡纳里斯当着瓦格纳的面对考德斯所作的评价就证明了这一点。
同谍报局里大多数人一样，考德斯也用化名，他的化名叫克拉特。他称呼自己是“工程师”。应当承认，这个头衔在奥地利并不总是同实际职业相称的。他中等身材，圆鼓鼓的脸，食不厌精，穿着讲究，他机智聪明，但不太好动；有些人认为他相当滑头。他的弱点是喜欢女人。不过瓦格纳进行了观察，发现他虽然是玩弄女人的老手，但并没有象其他许多人那样堕落下去。他总是保持着警惕，总是在迫切地打听会发生什么情况，别人会对他说些什么。他到达之后不久，就开始到处花钱。白天他呆在办公室，或者到外面活动，似乎也干一些秘密勾当，贿赂保加利亚警察，以便不找他的麻烦。晚上他上饭馆或咖啡馆，好好吃一顿，和女人幽会。
尽管“马克斯”搞了这些非职业活动，他的报告却源源而来，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考德斯把它们送给维也纳，维也纳送给谍报局总部，谍报局总部再转给东线外军处和东线外国空军处，这两个机构又把它们下发到各集团军群和各大机群。几乎每天都拍来一封电报，许多是关于军队调动的情况。比如， “马克斯”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报告：六月二日，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