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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他的公开任务并不是向国外派遣间谍，而是防止外国情报机关进行活动。为此，他需要研究“它们的历史，它们的组织，他们的方法，工作的分配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工业被认为是最有吸引力的情报目标，最需要得到切实保护，防止这些假定存在的敌特的破坏；党卫队保安处只是提提建议。它的工作还相当薄弱，但这并没有阻止海德里希在一九三六年前的某个时候建立了党卫队保安处三组，即对外情报组，由约斯特担任实际领导，后来担任了正式领导。党卫队保安处的工作之所以不得力，或许是因为它需要依靠纳粹党的金库，而纳粹党的金库从来没有政府的金库那么满。工作不得力还表明，海德里希的兴趣，与其说在防止外国特务进行活动，不如说在国内积聚权力。因为他还向约斯特分配了其他任务。他交给约斯特一个盖世太保总部的政府职务：反情报处副处长（处长是约斯特的那位来自黑森的老朋友）。他任命约斯特担任一个代表团的团长，前往西班牙，与佛朗哥的警察部门缔结了合作协定。后来，他命令约斯特负责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一个联合组织，这个组织是为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成立的。固然约斯特担任这些职务，需要他把全部时间花在反间谍活动方面，但这样做巩固了他的地位，也等于巩固了海德里希的地位。
约斯特以全付精力进行内部权力斗争，在党卫队保安处对外情报组的最初五年期间，它没有对外国展开重大活动。
最多不过是在靠近德国边界的党卫队保安处的一些前哨站建立了情报通讯网，由熟悉德国的外国人进行工作。比如，三组在斯图加特就建立了一个小组。三组在这方面的各种协调工作，都是由约斯特的主要助手阿尔弗雷德·菲尔贝特博土负责的，菲尔贝特是约斯特在法学院时的同学，也是党卫队保安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个成员。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入侵波兰。海德里希立即派遣约斯特去执行另一项特殊使命：担任被占领地区的行政长官，和一个集团军参谋部一起工作。但是，战争的爆发，使间谍工作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并且暴露了三组工作的不适应。虽然海德里希本人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他却严厉批评了三组。在波兰战役期间，有一次菲尔贝特代表约斯特出席党卫队保安处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海德里希对菲尔贝特说，外国报告只不过是一些剪报和广播报道的可怜的大杂烩。他要求改进这项工作，只有直接经过情报活动搜集起来的情报才能送交给他。
约斯特在十月中旬回到德国的时候，他发现反情报活动已经停止了，他的盖世太保的职务也不再存在了，三组已经成为德国保安总局六司，保安总局是一个半纳粹党（党卫队保安处）、半政府（保安警察）的机构，由海德里希领导。
那时候，约斯特在战争爆发的推动下，由于卸掉了盖世太保的职务，新的机构加强了他的地位，希姆莱同里宾特洛甫签订的一项协定使他免受外交控制，海德里希给他以鞭策，因此他在战争中期便开始从事一项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非常艰巨、使人心碎的任务：建立一个对交战国展开间谍活动的间谍组织。他改组了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将它分成互不协调的组和小组。他用第三帝国神秘莫测的数字编号法给这些组和小组编号。比如ＶＩＧＺ指的是美国小组——ＶＩ代表德国保安总局六司， Ｇ代表六司西北组，Ｚ代表该组的美国小组。约斯特有五个地区组，菲尔贝特领导的Ａ组进行监督、联络和无线电情报活动，Ｂ组处理技术问题，例如通讯和制造假证件，Ｈ组侦察“外国的假想敌”——犹太人，共济会会员，政治教会、马克思主义者和移居国外的德国人。
六司的支票——自从它成为纳粹党机构以来是由纳粹党财务处签字的——比同级政府机构的支票要小。六司中经验丰富的情报负责人员，都在不同的警察部门担负着政府职务，他们不愿放弃这些职务，去干拿钱少的工作。约斯特只好在他的部门中雇用聪明的大学毕业生。这些人由于受纳粹’哲学的蛊惑，受党卫队保安处知识分子环境和似锦前程的引诱，愿意为理想而不是为金钱工作。许多这样锐意求进的青年，在三十年代纷纷来到党卫队保安处，约斯特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菲尔贝特也是一个。
然而，由于他们年纪轻、资历浅，缺乏经验和管理训练，而又目空一切，因而党卫队保安处的对外情报活动开展得并不好，不能适应要求。党卫队保安处人员除了要解决从国外获取符合实际的情报这个棘手问题以外，还要符合希姆莱在一九三八年就为他们规定好了的三个条件： “一，日耳曼血统或类似血统；二，具有德国公民身份；三，政治上绝对可靠。从来不捉要客观地分析估价情报。海德里希后来更加顽固地坚持这个态度，他宣布训练的目的是“要在言论和行动上坚持党卫队的立场”，而“纯科学的军事训练是次要的”。情报活动要想取得成功，除了遇到这些障碍以外，还面临着时间、人力和资金的不足，以及战争所造成的不利条件，例如边界被封锁，敌国掀起间谍热等等，最后，党卫队保安处对外情报头子约斯特本人的个性也成了问题，海德里希最初希望他具备的那种消极性格，不可能取得海德里希现在所需要的积极效果。那些消极性格，也不可能在第三帝国内部争夺控制权的生死搏斗中取得胜利。尤其是约斯特在争夺里宾特洛甫的地盘时不能给海德里希以足够的支持。海德里希刚刚撵走了约斯特的那位来自黑森的老保护人，这个保
护人墨守成规，阻碍了海德里希的权力斗争。现在该轮到约斯特倒霉了。
这个情况逐步变得明朗化之后，德国保安总局的那些坐山雕开始啄食了。盖世太保头子、保安总局四司司长海因里希·米勒企图让六司为四司工作。约斯特拒绝了，说那不是他份内的事。米勒指责他是一个“分裂主义者”， “政治上不可靠”。一九四零年六月，盖世太保头子见了面总是称“您”的德国保安总局人事司司长来到约斯特的办公室，宣布停止供给资金。海德里希支持这一打击行动，因为他有一个心腹，他想把这个人安排在约斯特的职位上。一九四一年二月或三月，当约斯特仍在坚守着岗位的时候，海德里希对他说，如果他连他老婆（非纳粹分子）的政治可靠性不能予以保证，他肯定也不能保证他的部门在政治上是可靠的。约斯特受到这样的攻击，工作更难以开展，健康进一步恶化。
海德里希和其他人就是这样告诉他的。他确实想走开。离开海德里希，他无疑是愿意的，但是他不愿放弃权力。在入侵俄国之前几天，海德里希说约斯特的健康状况使他不能负起沉重的工作负担，派遣自己的一个年轻心腹充当约斯特的副手和六司代司长。约斯特就这样完蛋了，虽然他暂时还是六司名义上的司长。后来他离开柏林，指挥党卫军的一支特遣队，为德国清洗被它占领的东方领土，消灭了成千上万的劣等人——犹太人，波兰人和俄国游击队员。
取代约斯特的海德里希的那个心腹，是瓦尔特·舍伦贝格。他三十一岁时担任了纳粹党对外情报机构的头目，是德国保安总局中最年轻的司长。他是党卫队保安处的宠儿。
他是什么人？他是怎样取得这样的权力的呢？
一九一零年一月十六日，瓦尔特·舍伦贝格出生于德国西南角与卢森堡毗连的萨尔布吕肯。他是一个钢琴制造商的儿子，排行第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协约国占领了萨尔，把他的一家赶到了卢森堡，经济萧条严重损害了他父亲的生意，年幼的舍伦贝格不得不放弃学医，改学法律，因为学好了法律，就有希望在政府中找到一个职业，能够较快地领取比较固定的薪水。同约斯特和未来的党卫队保安处年轻一代的其他人一样，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的失败及其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对他产生了深重的影响。然而，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没有在纳粹党掌权之前加入这个党，这个耽误在后来玷污了他的名誉。只有当他谋求一个政府支持的职业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当一个纳粹党员的重要性。他既向纳粹党申请当一名党员，也向党卫队申请当一名队员，他认为两者是“上流人物”的荟萃之所。奇怪的是，他首先被接纳为党卫队队员，一个月之后，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他被吸收为纳粹党员，党证号码是3 ，504 ，508。他在上波恩大学的时候，经常在纳粹党会议上发表讲话。有一次，他讲演完毕后，穿着党卫队制服的两名教授吸收他加入了党卫队保安处。他在大学作的“职业联合会、政治联合会和私人联合会”的报告，引起了海德里希的注意。
一九三五年，梅德里希把他带到柏林党卫队保安处总部。最初他还是希望为鲁尔区的一家大型企业当律师，处理各种经济法律问题。后来他逐渐认识到从国外获取情报的必要性。
他开始收集间谍书籍，还想担任党卫队保安处对外情报机构的头目。但是只比他大几岁的约斯特占据了那个位置。舍伦贝格只好进了反间谍机构。这是一个政府警察机构，他在里面担任中级文职人员。然而他仅仅把这当作一种训练。一九三四年，他接到头一项对外情报活动任务：到巴黎去核查一位教授的政治观点。三年后，他前往意大利。虽然这一趟是执行警察任务——他负责墨索里尼即将对柏林的访问的安全保
卫工作——舍伦贝格却利用这个机会收集了一些有关意大利外交政策的情报。在墨索里尼访问期间，他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第二年，他建立了一支部队，供海德里希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使用。这支部队在纳粹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政府人员和纳粹党员联合在一起。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约斯特就率领了这样的一支部队。这个做法大概使海德里希受到了启发，几个月后他下令大规模地推广这个原则。把党卫队保安处和便衣政治警察以及刑事警察合并成为一个保安总局，必将大大增强他的权力。他让舍伦贝格提出如何组织这样一个新机构。舍伦贝格拿出了他的安排：先成立了一至五司和七司，后来又成立了六司。
这项工作也为舍伦贝格提供了一个系统考虑情报工作的机会。比如，有一次他写道，党卫队保安处的情报活动包括三个方面。收集情报：通过“党卫队保安处前线”特务进行，要求党卫队保安处人员具有“控制人的特殊本领”。估价情报：要求“首先政治上成熟，富有经验”。科学研究；聘请专家对某一领域进行纯调查研究，而且要非常客观地进行这样的调查研究， “不要把政治情报活动的意图和目标告诉他们。”舍伦贝格写的备忘录，行文流畅，结构谨严，文笔清新，既没有海德里希和卡纳里斯文章所特有的罗嗦累赘，也没有纳粹语言中所常见的尖声厉气，他写的反犹太人的那些话，几乎只是为了应付。
这时候，舍伦贝格在婚姻上却遇到了困难。当他还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大学生的时候，他认识了克特·科尔特坎普，这姑娘是个女裁缝，长得很甜，比他大三岁。他们开始同居，她做针线活供他上大学。七年以后，他们终于结婚了。
可是，舍伦贝格正在平步青云，不会交际应酬的妻子当不了他的帮手。他抱怨她邋里邋遢，写的字不但难看，而且拚写错误很多，语法不通，他还说她故意怠慢他。他说，由于她，他的同事的妻子起来反对他。她自己也有满腹牢骚。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夜晚，两人终于大吵起来了。他事前对她说过，那天晚上他要开会，晚上十点半左右才能回家，要她准备点吃的。他回到家里以后，桌上什么也没有。他走到厨房，打开冰箱，取出一盘西红柿。突然，他的妻子猛揍他的胁部，大声喊叫：“你这个臭东西，今天我和你拚了！”
这个未来的德国情报头子，一言不发，重新穿上大衣，准备离开家。她强行闩上了门。他们吵了半个小时，最后他总算让她安静下来，听他把话讲清楚。他坐在床边上，明明白白地讲两人婚姻不和谐。她终于同意离婚。舍伦贝格在扶手椅上熬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两人又吵了起来，舍伦贝格太太威胁着要自杀。他答应为她买下一家服装店，这个店是从犹太人店主手里抢过来归“雅利安人所有的”，这才算平息了她的愤怒，同意和他离婚。
两人还是老吵架。海德里希发现，舍伦贝格——“我的最好的……最值得信赖的一位支持者”——由于吵架而只上半班。几个星期以后的一个下午，他叫他手下的一个人把舍伦贝格太太接到他的办公室，和她谈了五十分钟，他劝她离开柏林，她根本不听，最后他说他要把舍伦贝格调走。突然她说她自己愿意离开柏林，她已经为她丈夫作了种种牺牲，何况这一次呢。
“你们谁也不了解我丈夫，”她哭喊着。 “他太自私。
他说话从不算话。”几个月之后，她向希姆莱本人写信，问能不能和他当面谈谈这个问题。希姆莱没有理她。两人离婚了。不久，正在发迹的小伙子娶了一个较会交际应酬的女子，她叫伊雷妮·格罗塞一舍内保克，一家保险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可是他又碰到了麻烦。他沮丧地对他的同事说，新娘子已经怀孕了。
他开始迅速地往上爬。德国保安总局成立后，他负责四司Ｅ组。四司是盖世太保，Ｅ组对付外国情报机关。 （约斯特的那位来自黑森的老朋友做过这个工作，约斯特担任过他的副手。）舍伦贝格在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策划了一次漂亮行动：绑架了两名英国特务军官。在他向上爬的过程中，这次成功的行动给了他迄今为止最大的推动。
他与这两名军官见了几次面，见面的时候，他自称是“舍默尔少校”，是一个密谋反对希特勒的将军集团中的二个成员，这个集团想推翻元首，与英国媾和。他麻利果断，对他们的问题对答如流，完全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最后，他安排在荷兰文洛镇附近的巴克斯咖啡馆同他们举行会晤。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上午，当两人乘车到达的时候，他们发现“舍默尔”在巴克斯咖啡馆的二层平台上，荷兰一德国边界线就从这个咖啡馆的后院穿过。他挥了一下手臂，两人以为是叫他们上楼，可是突然爆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