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谍报站的工作就全垮 ’了。
这些波动，以及由于几乎完全缺乏集中领导而造成活动目标的重迭，妨碍了谍报站之间的互相配合。每个谍报站各干各的。
柏林（谍报站，而不是谍报局总部）：主要是犹太人和瑞士特务从事军事与经济情报活动，没有特定活动地区。特务活动目标广泛。该站一处处长活动积极，他在一九四四年调到巴黎之后，整个谍报站的工作迅速瓦解。
斯图加特站；能干的军官以及与外国有密切商业联系（斯图加特是旅居国外的德国人的“首都”）的当地企业界为它提供高级间谍。法国陷落以后，它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了一个间谍网，从事经济和军事情报活动。
蒙斯特站：从事陆军和空军技术情报活动。它在位于法国和西班牙边界的昂代建立了一个谍报分站，收集在西班牙活动的特务提供的报告。但它同福克中校领导的集中从事经济情报活动的科隆分站相比，不免相形见绌了。
布雷斯劳站：活动目标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同时还在巴尔干地区和土耳其从事一些经济情报活动。
汉堡站ｃ活动目标是大不列颠、英国的海外领地和美国，主要从事海军情报活动，其次从事陆军情报、技术情报和经济情报活动。它着重从事海军情报活动，有两个原因：一，它地处港口；二，该站站长，博学多才的赫伯特·维希曼上校，以及它的两个分站领导人都是海军人员。它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活动对象，是因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已形成的传统，同时也因为它的无线电人员擅长海外通讯联络。
它除了有特务在联合王国和美国活动外，还在下列地区建立了间谍网：拉丁美洲，报告同盟国的航运和战争活动；土耳其，报告英国在近东的军事部署；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后来在西属摩洛哥，巴利阿里群岛和法属里维埃拉。汉堡站的活动范围比其他任何谍报站都大，因而它的规模也就比多数谍报站要大。
维也纳站，活动目标是巴尔干地区和中东。通过当地德国人渗入罗马尼亚政界和军界。在土耳其利用烟草公司掩护间谍活动。
萨尔茨堡站：几乎完全不起作用。
这个效力低、没有指导原则的组织体系只有一个优点：安全。你即使打入谍报站的某个特务网，并不能使你深入到整个组织的心脏。但这是由巨大代价换来的。 德占区的谍报站主要为其他谍报站吸收特务，很少自己派遣特务。它们的工作从不象国内谍报站的工作那么重要。
谍报局只在一个盟国里建立了谍报站，这个国家就是罗马尼亚，它名义上独立，实际上被占领，五十万德军呆在它的领土上，强迫它进行合作。（另一个特殊例子是维希法国及其殖民地和海外属地，尤其是北非，谍报局利用威斯巴登的德国停战委员会内的一个小组，以及在法国领土上的前哨分站对这些地方开展活动。）在所有其他盟国和中立国家，未设谍报站和从事公开军事间谍活动的分支谍报机构，这些国家的谍报站称作战争组织。第一批战争组织当中，有一个是卡纳里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正值西班牙内战中期——来到西班牙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谍报机构的时候成立的。中日战争爆发后，大约在那一年年底，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小谍报站。一九三八年在荷兰也设立了一个。但是多数战争组织显然是在大战期间建立起来的。
到了一九四二年五月，共有十个战争组织，分别设在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瑞典、芬兰、保加利亚、萨格勒布（为克罗地亚傀儡国）、北非（在卡萨布兰卡）、近东（在安卡拉）和远东（在上海）。同谍报站一样，它们的内部组织结构是仿照谍报局总部的内部组织结构建立起来的，它们直接受卡纳里斯指挥，在外地设有分支机构。西班牙战争组织共有三十个这样的分支机构，少数几个比较大，但多数是小的，设在西班牙各港口。 这种机构重迭的现象，典型地说明了谍报局工作的混乱和重复，因此，战争组织对它们所在国家的谍报活动没有完全的控制权。谍报站经常通过建有战争组织的国家，把自己的特务派到目的地。谍报站的军官有时陪伴着这些特务。许多谍报站和前哨站在建有战争组织的国家设立常驻代表，他们以商业作掩护进行活动，科隆站在马德里和里斯本的代表，维也纳站在土耳其的代表，就是例子。有些代表同战争组织密切合作，有些代表保持独立，同他们的上级谍报站保
持着自己的联系。此外，无论是谍报站，还是谍报站一处——尤其是它们的经济组和空军技术组——都往建有战争组织的国家派遣商人，执行短期间谍活动任务。战争组织大概不会喜欢对它们领域的这种干涉，但是它们咽了这口气，尽量按照要求提供帮助。然而，在战争后期，它们越来越多地同谍报站发生冲突，迫使后者日益收敛在中立国的活动。
这是因为，战争组织面临一个谍报局所有其他机构不曾面临的问题：它们必须指望东道国的宽宏大量。卡纳里斯和外交部一致同意在驻外机构里“安插”战争组织的人员。他们有了公开身份，就可以享受外交豁免权和其他特权。比如战争组织可以设在驻外大使馆里。在西班牙，他们的大量人员住在享有外交保护的使馆建筑物内。战争组织里比较大的前哨站常常设在领事馆。西班牙战争组织的前哨站，以圣塞瓦斯蒂安、巴塞罗那、塞维利亚、摩洛哥的得土安和西属摩洛哥等地的德国领事馆为驻点开展活动。虽然它们的工作人员多半是军人，却身着便服。
战争初期，这样做并没有造成困难。即使当地战争组织几乎公开地进行活动，东道国也不提出抗议，因为它们害怕德国。德国驻外使领馆对于小小的谍报机构也不介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当皮肯布罗克指出，美国的参战缩小了特务的活动报告区，提醒外交部谍报局可能要求安插更多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外交部一口应承下来。但是外交部没有料到后来人员增加得那么多。随着盟军进攻的威胁不断增长，谍报局的人员不断膨胀。后来西班牙战争组织仅在马德里就有八十七人，每人持一张外交护照。此外，其他各种机构，例如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无线电截听站、武官处和德国保安总局等，使安插在马德里的外交人员人数增至三百一十五人，几乎为使馆原有一百七十一名全体工作人员的一倍！
这就引起了磨擦，起初是在使领馆内部。一九四四年，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抗议使馆内谍报局的人太多，理由是这将对他的工作带来危险。他说，战争组织的十名领导人走掉一半，也不会影响情报效果。其他地方使领馆的大使或领事，抱怨谍报局的人到来之前从不先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始终不知道谍报局在当地到底有多少人，从未见过谍报局的报告，而这些他们都有权知道和看到。
享受外交豁免权的不利的一面逐渐变得明显了：战争组织的工作人员没有掩护，他们同特务不一样，只要东道国提出要求，就能被驱逐出境。随着战争转移到德国的领土上，随着同盟国对中立国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驱逐出境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多了。战争组织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同东道国外交部争辩交涉，结果总是不妙。到一九四四年十月，西班牙将同盟国捉交的一百四十九人名单上的八十二人驱逐出境。
最后，战争组织在中立国领土上进行活动的主要有利条件已多半丧失了，这个组织已经没有多大的存在价值了。
谍报局的机构不仅包括柏林总部，各谍报站和各战争组织，它还在作战地区建立机构，指挥前线特务进行活动，在作战地带及其所分管的地区收集情报。
谍报局是在德国进攻波兰时建立这样的作战地区谍报机构的。它发现这些机构在波兰以及法国和南斯拉夫都能有效地进行工作，不仅监督特务，而且缴获敌人文件，审问战俘ｏ，但是在俄国战役期间，谍报局一般只限于进行间谍活动。卡纳里斯命令向每个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分配一个由二十五人组成的特务部队，它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近程侦察部队，另一部分是远程侦察部队。在前线附近活动的近程侦察部队，侦察敌后三十英里以内的地区，送回战术情报。另外一些特务，主要是波兰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身着敌军服装，驾驶缴获的车辆，携带无线电，在敌后三十至两百英里的地区行驶，搜集作战情报。
为了指挥俄国战线上的全部谍报工作，卡纳里斯建立了谍报局东线主站，任命赫尔曼·鲍恩担任主站谍报处处长。鲍恩当过骑兵，又矮又瘦，抽烟一支接一支。他于一八九七年出生于敖德萨，既会说乌克兰语，也会说俄语，战争爆发时来到谍报局一处。经过几个月的准备，鲍恩在德军向华沙附近的苏莱奥韦克村发起进攻之前三天走马上任，他的工作岗位代号是“瓦利工”（谍报局东线主站一处）。（瓦利Ⅱ和瓦利Ⅲ分别处理谍报局二处和三处的工作。 ）“瓦利工”和德军一起前进，但是后来固定在林木茂盛的斯皮丁湖（今波兰斯尼阿尔德湖）畔一栋很不整齐的房子里，这栋房子原是一个假日供膳寄宿处，此地靠近元首在拉斯滕堡的大本营。“瓦利Ｉ”后来发展到五百人，其中包括俄国的志愿人员。
谍报局前线机构经过改组，已经演变成两级结构。每个集团军群有一个谍报指挥部，它主要指挥远程侦察特务，这些特务现在不是驱车进入，而是空降到敌部纵深地区，搜集集团军群情报官要求提供的情报，每个集团军有一个谍报队，指挥在前线附近进行活动的特务。它们的番号是一个三位数，头一位数是1 ，表示这个单位属于谍报局一处。（谍报局二处和三处单位的番号分别是以2 和3 打头的三位数。 ）
意大利（南部战区）和希腊（东南战区）后来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在法国（西部战区），由于盟军入侵威胁在即，卡纳里斯在一九四四年二月按照东线的做法，将固定谍报站和谍报分站改为流动谍报站。谍报局巴黎主站的名称后面加上“西线”二字，以便和“瓦利Ｉ”的正式名称谍报局东线主站相呼应，因此它被称为谍报局西线主站。在法国的谍报站，和前哨站改称谍报指挥部和谍报队。从巴黎谍报主站一直往下的谍报机构的活动，改由西线司令部、集团军群和集团军这几级的情报参谋指挥。它们的特务分为两部分，在德占区活动的特务仍然由在法国的谍报机构指挥；在中立国或敌国活动的特务转归汉堡、科隆、威斯巴登和斯图加特谍报站指挥。在法国的谍报机构现在集中物色、训练和派遣特务，这些特务将深入敌后，在盟军经过他们所在地的时候，用无线电发回情报。五月中旬左右，随着盟军入侵在即，情报官命令各谍报单位进入战斗岗位。比如，集团军群Ｂ的一三Ｏ谍报指挥部，就从巴黎进入西边的塞纳河畔芒特拉若利。
一九四四年六月，谍报局的大部分机构也并入德国保安总局。然而各战区的前线谍报组织仍然由军队领导。它们的行政领导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情报参谋。最初它们属于作战部一处，后来由一个负责前线侦察和反谍报活动的比较富于幻想的军官领导—到了夏天， 盟军入侵开始，“Ａｂｗｅｈｒ—”这个含有防护意思的名称，改为中性的“Ｆ—ｒｏｎｔｔａｕｆｋＬａｒｕｎｇｓ—”（“前线侦察”）。于是在法国地图上总共有一个前线侦察主站，五个前线侦察指挥部和十三个前线侦察队。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军队最后保存的这些谍报机构，同东线前线侦察部队一起并入德国保安总局，组成保安总局军事部六处。
这些谍报机构里约有九千二百名军官和土兵，加上谍报局总部的几百人，战争组织的一千人左右，以及各谍报站的五千人（在西线，由谍报局人员转为前线侦察人员的不到两千人），谍报局共计有一万三千多人，还不足军队的一个师，但肯定多于谍报局间谍的人数。
16。机构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个极其普通的人，成为纳粹党对外情报机构的第一个成员和第一任领导人。
他中等身材，五英尺六英寸，体重一般， 一百五十四磅；相貌并不讨人喜欢。性格也不突出：有点含蓄，但却友好。他容易受影响，不敢顶抗上级。他的创造能力不显著，没有很大的野心驱使着他。他除了有这些局限性以外，还有一条，那就是从未出过德国。
他就是海因茨·马里亚·卡尔·约斯特， 三十岁，律师。他出生在法兰克福以北大约六十英里的霍尔茨豪森村，他的父亲在那儿开了一个药店。当第一次世界大战骤然爆发，德国举国称快的时候，他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当德国遭到惨败，他的梦想化为泡影的时候，他已经十四岁，成了思想容易接受影响的青少年了。他后来说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那次战争的失败，以及战后艰难的岁月，唤醒了我对我的祖国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兴趣。”约斯特的政治思想，是在法学院的最后一年定型的。他得出结论：工人阶级，这个据他自己说在中学与他们一起从事体育活动时逐渐认识了的阶级，一直被他自己那个“孤傲清高的”资产阶级排除在德国社会之外。在他看到这个裂痕的同时，他开始认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其他政党早就看出了德国社会的这个弊病和其他种种弊病，但是约斯特没有接受它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温和方案，而是信奉了希特勒的极端的、国家主义的、反犹太人的纲领。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他加入了纳粹党，党证号码是75946 号，说明他入党相当早。
他在几个城镇的法庭从事法律工作的时候，同时为纳粹党进行各种志愿性事务活动：散发传单，管理现金，处理地方问题，主持地方宣传。当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时候，他通过了考试，取得律师资格，仍然留在黑森从事文职工作。六个星期以后，纳粹夺取了黑森州的权力，约斯特有一个纳粹党员朋友，担任了黑森州高级警察官员，这位朋友任命约斯特为小小的历史古城沃尔姆斯的警察长。不久，这位朋友把他调到吉森，离他的家近多了。但是这位朋友在同一个地位更高的纳粹党徒的斗争中失败了，被解除了职务。后来，他的许多朋友，包括约斯特，也被解除了职务。约斯特被撤职的借口，是他未能镇压一九二九年他所加入的纳粹党街头队伍褐衫队与警察在吉森发生的一场冲突。不久，纳粹党在柏林德国劳工阵线为他找到了一个工作。
这时候，约斯特的那位朋友来到纳粹党情报组织党卫队保安处工作。这个组织的头目是阴险毒辣的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当时，他正以一股不可抗拒的势头，火箭般地往纳粹权力顶峰上蹿：一九三四年夏天，在约斯特来到柏林之后不久，他为党卫队保安处赢得了纳粹党唯一情报机构的垄断权。他的下一步是要扩大自己的权力，为这个纳粹党机构夺取政府中的情报部门。他首先选择的夺取目标，是防止外国情报机关渗透的反间谍部门。谍报处和他自己的一个机构——普鲁士秘密国家警察局——已经在从事这项工作，这个情况并未使他有所顾虑。他正在物色一个人来领导这项新工作，他从约斯特的那位老朋友那里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