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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竞争者已经在为谍报局工作，而且为它提供了比较多的情报。这个竞争者就是制造枪炮的大型公司莱茵博尔西格冶金公司。为什么在这家公司身上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呢？因为谍报局吸收了它的一位前雇员。
纳粹党的情报机关也同样谋求大型工业企业给予合作。
瓦尔特·舍伦贝格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担任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对外情报司）司长之前很久，就考虑过搜集经济情报的必要性。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处理过经济问题，后来在鲁尔地区执行党卫队保安处反间谍任务时，同一些企业打过交道。
他在担任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司长之后，立即拜访了德国经济部长、有些女子气的瓦尔特·冯克。据说冯克比较喜欢二十八岁的舍伦贝格，让他在自己的部里建立一个联络处，它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六司打进一些重要企业。这当儿，舍伦贝格在六司内部建立了经济情报机构：六司经济情报处。
后来他几乎同德国的所有重要企业进行了接触，向其中许多企业派遣军官作为六司经济情报处的联络官。譬如，在德累斯顿银行，六司经济情报处就同纳粹党员卡尔·拉舍博土打交道。舍伦贝格的人同德国无线电器材公司、标准电气公司，汉堡航运公司和其他同外国有联系的公司，以及象德国工业集团这样的工业协会进行交淡，他们把获得的情报送到六司经济情报处，在那里经过分析整理，然后提供给象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这样的顾客。
独立的研究机构和政府研究机构也为德国情报活动作出了贡献。几乎所有这些机构都是早在战前为了研究经济问题而成立的。例如，市场分析研究所在一九二五年就开始经济研究工作，那时它还是德国统计部的一个工作小组。到战争爆发时，它有一百八十个雇员，它的图书馆里藏有两万五千本书，在柏林法扎伦大街有自己的办公大楼。许多资料源源不断送到这里和其他类似的机构，工作人员对它们进行分析、提炼，写成报告。这些机构应请求或者主动将报告送给军方和纳粹党机关。对于军事问题，这些报告通常只含蓄地作出结论，不过有时也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
例如，在进攻荷兰之前，德国战时经济计划部发表了关于荷兰经济结构的八十七页报告。报告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荷兰的人口、土地，农业和各工业部门。报告指出，从经济角度划分，这个国家分为“工业落后的北方和主要工业区南方”。报告没有忘记指出“商业和交通运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在犹太人手里”。但是报告的结论没有提到这个国家在战略上对德国具有的重要意义。大约在同时，战时经济计划部准备了另外一篇题为“战时英国船舶吨位问题”的报告，长二十三页，报告预言： “如果在一个长时期，比如两年之内，能够保持甚至加快在战争的头两个星期内击沉船只的速度，也就是每月击沉总吨位为五十万吨的船只，那么大不列颠的命运或许就可以决定了。除非美国积极参战，否则向中立国船队求救或者加紧造船都不能弥补这样大的损失。”
几十个机构向军事机关寄送材料，这些机构中有的规模很大，很有声望，有的显然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基尔大学著名的世界经济研究所，在一九四三年六月报告了英国组织对德国实行封锁的情况。在维也纳市中心多佩尔霍夫特街五号九单元工作的伊凡·卡尔·图林博士，在一九四一年底和一九四二年初，几乎每天都捉交两至三页报告。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的第一百二十九期报告说，尽管匈牙利的石油税上涨了，石油生产者还是决定维持原来的价格。德国统计部外国经济研究处在一九四二年绘制出了苏联经济地图册，标出了象石油、煤、木材、铁和锰这样一些极重要的原料的产地。在入侵俄国之后不久，格梅林研究所提供了苏联磷酸盐岩的开采量数字。在土耳其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后，马里安研究所用有关桥梁的照片、简图和十分详细的铁路地图，说明了只要破坏幼发拉底河上的一座铁路桥梁，就可一举切断每月输往美国一万二千吨铬的运输线。
可是这些报告很少是具体的，多数没有实质内容。在德国，大约有三百八十个机构挤满这研究舞台。有些纯粹是学术性的，比如有一个机构专门编纂海外德语词典。许多其他机构大概在为国防服务。各种各样的学术协会、政府和纳粹党的机关控制着这些机构。譬如德国研究委员会、德国研究协会、科学教育与人民文化部的研究司、负责处理许多文化问题的内务部第六司。这些机构常常互相冲突，在纳粹时期常常发生的尔虞我诈的斗争中，又多了一片学术界互相谩骂的声音。
一九四三年底，内务部长弗里克被撤换后几个月，希姆莱调整了他那越来越庞大的机构。他把内务部六司对这些机构的监督权移交给德国保安总局对外情报司，由维也纳历史学家、党卫队中尉维尔弗里德·克拉勒特博士负责。克拉勒特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三十一岁，以前在维也纳负责内务部研究著作的出版工作。舍伦贝格在他主管的六司里设立一个新组Ｇ组，由克拉勒特担任组长。
克拉勒特的主要工作似乎是协调和统一这些研究机构的工作。比方说，一九四四年三月九日至十日，在布拉格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克拉勒特呼吁这些机构要更密切地合作。他说，他已经开始统一地图的符号和颜色。至少有一位会议参加者感到惊喜，因为克拉勒特没有德国当权派所常有的独断专行、咄咄逼人的架势。
但是整个研究体制注定要垮台。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和军备部为这些研究基金会提供的经费，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高达三十万零五千七百六十五德国马克（十二万二千三百零五美元），但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却降为十二万一千八百六十九德国马克（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七美元）。一九四四年九月，多数研究机构停止了工作，直到战争结束也未恢复。没有证据表明德国的战争努力因此而受到重大损失。
其他的参战友国也向德国提供情报，但是这些渠道只不过是涓涓细流。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既没有作出重大贡献的手段，也没有作出重大贡献的动机。日本人远在海角天涯；意大利人在战争的途中开小差溜跑了。
战前，德国武装部队各军种同外国武装部队各军种之间并未进行有组织的情报交流；每方最多不过偶尔向另一方提供一些具体情报。
在德国入侵俄国之前，芬兰送来了根据它在冬季战争中的经验整理的一些材料。后来，在前线，比方说在由德国人指挥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军队作战的地方，情报照例来来往往地传递。尽管在战争期间形成了交流情报的渠道，在武官人手不够的地方设立了联络站，参战友国高级当局仍然只是向德国提供零零碎碎的情报。维希法国的达尔朗海军上将表示要向德国海军提供有关英国海军部署的情报；元首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正在指挥德军向斯大林格勒推进的陆军参谋总长，通过斯德哥尔摩收到了日本驻俄国武官的一份报告： “斯大林格勒西面有三个军团，师的数目不多。统一的军事指挥再也得不到保障。集团军在没有联系的情况下进行作战。”巴尔干卫星国似乎没有向德国的东线外军处和西线外军处提出判断性的情报，部分原因或许是东线情报已经合并到德国的集团军向东线外军处提供的报告里面去了。这些卫星国对于美国和大不列颠没有什么重要情况可以提供，因为它们同这两个国家没有接触。
奇怪的是，轴心国情报合作最密切的领域是一个最秘密的领域：无线电情报。无线电提供的情报最多、最具体，技术合作不仅容易，而且富有成果。海军通讯情报处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开始同芬兰人合作，获取苏联海军活动的情报。海军通讯情报处得到了佛朗哥的允许后，在西班牙设立了监听站，监听英国和法国海军在地中海的通讯联络。战前，海军通讯情报处同意和意大利人交换截听到的法国情报，后来也交换截听到的英国情报。最后在密码破译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并且互相交换破译结果。日本人曾经同德军的密码破译员进行接触，交换有关俄国的密码材料。不久以后，德军的密码破译员向意大利人提供了法国密码破译方法，作为交换，他们希望意大利人提供一些有关地中海情况的材料。在战争高潮期间，在维也纳负责东南欧地区的党卫队保安处年轻间谍头子、情报分析员威廉·赫特尔，同匈牙利军队的一个无线电情报单位进行了接触。他给这个单位送了一些钱，换取了大量破译的密码情报，尤其是土耳其驻莫斯科大使和武官所提供的情报。然后他再把这些情报送给柏林的舍伦贝格。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同意大利军事情报局交换情报，多半是因为卡纳里斯和切扎里·阿梅将军之间交往甚密的缘故。德国及其盟国通过外交渠道传递间谍情报。例如，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密电员泰勒·肯特复制了数百份机密文件，交给他的一个女友，这个女友再把它们转交给意大利武官（这时英国和意大利还未交战）。结果，一九四Ｏ年五月二十三日，德国驻罗马大使电告柏林：罗斯福总统对温斯顿·邱吉尔说， “可以把四十至五十艘旧驱逐舰交给英国，”电报中还谈到其他十分重要的问题。
轴心国政府首脑偶尔互相提供情报。他们将情报写在信上，通常是为了证明他们所阐述的论点是正确的。 “我相信美国将参战，”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墨索里尼给希特勒的信中说， “这次将是一支远征军，到达后将驻在埃及。这是合乎逻辑的。我有一份由我的情报机构截获的电报，这封电报宣布，由马克斯韦尔将军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已经抵达开罗。”
其他轴心国独裁者很少提供哪怕是象这样微不足道的情报。
德国周围一些小国的代表，害怕得罪德国，他们卑躬屈膝地同希特勒一起开会时，在提供情报上所起的唯一作用，就是附和他对形势的看法。他们点头称是，用另外的话或另外举出事实来重复他的论点。这种做法的后果对情报是不利的，因为它加深了希特勒的不符合实际的印象，而希特勒正企图凭着这种印象来操纵德国的战争机器。
几个世纪以来，德国移居国外的人遍及全世界，在全世界建立了殖民地或拓展地。在一些地方，比如美国，他们相当迅速地被同化了。在其他地方，他们好像居住在“飞地”上，在文化、语言上自成一体。最大的这种“飞地”在俄国，苏联政权为他们建立了日耳曼伏尔加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四百万旅居海外的德国移民，通过七十四个组织同他们的祖国保持联系。有些组织远在一八八零年就建立起来了，主要是为了保持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新的纳粹机构谋求在移居国外的人中扩大纳粹党的影响势力，或者利用他们在国外实现纳粹党的对外政策目标。第五纵队的传奇故事就从这里产生出来了。无论新组织还是老组织，都从移居国外的人那里获取情报。
在几个亲纳粹的组织中，最重要的是德国外国研究所。
它成立于一九一七年，原是一个宣传机构。但是，或许由于它设在斯图加特（这是为德国贡献了很大一部分移民的一个地区的中心），它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变化。为了帮助德国人在海外找到谋生的机会，德国外国研究所收集有关其他国家的情报，尤其是关于它们的工业和就业方面的情报。希特勒上台后，这个工作继续进行，这个机构也纳粹化了。
这个机构的情报大多来自剪报，它按国家将这些剪报归档。有些情报来自应邀撰写报告的旅行者或居民。大部分这种情报相当笼统，虽然这些情报的细节通常是准确的，但对比较大的问题的看法却是错误的。比方说，这个机构关于美国对德国的态度的情报就非常错误。这是因为这个机构的情报员，几乎都是长期居住或短期访问德国侨民居住区的德国人或德国人的后裔，他们的观点常常是片面的。甚至在剪报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选择那些支持德国人的偏见的材料。
这种做法使德国外国研究所未能纠正德国对美国所作的流行的判断。
不过事实证明，有时候德国外国研究所的卷宗和源源而来的报纸与杂志，对注重事实的政府机构来说是有用处的。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是有许多日耳曼族人居住的边界地区，为了便于德国占领苏台德区，德国外国研究所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提供了捷克人居住区和日耳曼人居住区交界处的一幅二十万分之一的边界地图。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写给斯图加特市长的信中说，德国外国研究所“经常为德国军队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还寄去了五千德国马克（二千美元），作为德国外国研究所以后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斯图加特站进行合作的报酬。德国外国研究所用其中的三千马克开设了一个报刊剪辑服务部，剩下的钱用来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和当地军区的几位军官在这个机构里招收新的成员。战争爆发的时候，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斯图加特站向德国外国研究所布置任务，要它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和海军总司令部提供报刊上的每日军事新闻。当统帅部谍报局在一九四二年需要人乘潜艇到美国执行任务（就是后来派出八人破坏小组）的时候，它也是从德国外国研究所的卷宗里找到这些人的名字的。
收集外国情报的最重要的纳粹机构还是国外组织。这是国外所有纳粹党员的组织。它的领导人是恩斯特—威廉·博勒。当他一九三一年在汉堡建立这个组织的时候，他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可是他出生在英国，具有领导这个组织的足够资格。在他的指导下，这个组织迅速发展扩大，一九三三年初只有三千三百五十人，到一九三九年增加到五万二千六百四十八人。他在一九三七年受到嘉奖，被提升为外交部国务秘书。一九三五年夏天，博勒和当时还未担任外交部长而只是希特勒主要外交事务顾问的里宾特洛甫商定：这个组织里的一大批支持者应当帮助促进实现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办法就是提供有关东道国的情报。
因此，每个国家的纳粹党组织领导人，每月向德国的纳粹党国外组织总部提供四至五页有关东道国政治形势的报告。有时候报告中也夹杂一些零零碎碎的经济军事情报。博勒吹嘘说，他从他在国外的纳粹党员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比外交部从外交官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还要多。他并没有把这些报告送给外交部长，而是送给党内的顶头上司赫斯和博尔曼。希姆莱也看这些报告，但希特勒却很少看。原因是，虽然博勒大吹牛皮，这些报告的质量并不特别高，也没有经常向纳粹党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外国秘密。外国的纳粹党组织领导人主要是从东道国的报刊上搜集情报，甚至很少加上他们自己的情报或评论。他们选择的材料当然适合纳粹的口味。
因此，看材料很少超过两页的希姆莱，却能全神贯注地阅读国外组织的大叠大叠的报告，并且在报告上写上象“非常有趣”、“很有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