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克特，用的是德国军队的战斗条令；李德，用的是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一场正规化的大战，一触即发。
毛泽东被远远甩在后方，无权过问军事。彭德怀看这势头不对，“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彭德怀的话，博古和李德根本听不进去。
蒋介石的部队，采用的全然是新的战术。三四十架飞机先轮番轰炸，再用德国进口的普伏式山炮、野炮和一○二口径的重迫击炮轰击，然后步兵徐徐推进，每天只进一两公里，马上开始构筑工事。站稳脚跟之后，第二天重复着昨日的“操作程序”。决战从四月十日开始，清早，国民党军队的炸弹、炮弹雨点般朝广昌北大门甘竹倾泻，一下子就炸死、炸伤几百名红军。因为红军的“土堡垒”不经炸，所以死伤惨重。一位战士发牢骚道：“不知捣啥鬼呵！我们一夜不睡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武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呵！”到了下午，看看炸得差不多了，国民党军队以营方阵组成集团冲锋队形，黑压压地攻过来。
红军大量减员，弹药又不够，打得非常艰难。
如此激烈地争夺了五天，甘竹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红军被迫退守广昌城北的长生桥。那里是一片不太宽的开阔地。双方僵持了十天。红军终于守不住，只得朝广昌县城退去。广昌县城没有城墙，难以坚守。
四月二十七日，是战斗惨烈的一天。国民党军队夹攻广昌县城。彭德怀这样描述当时的激战：从上午八时至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当日约八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
《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九十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彭德怀去的时候，把一套旧军装放在包里，作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他预料可能他会被带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因为他有一肚子的气，再也无法忍下去了。
三军团的政委，本来一直是滕代远，此时患病，由杨尚昆代政委。杨尚昆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一年一月，他和张闻天结伴回国。他们经西伯利亚，回到上海。一九三三年二月杨尚昆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局党校副校长、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此刻，他作为政委，跟彭德怀一起来到前方总司令部。
李德、博古找彭德怀、杨尚昆，本想安排他们明天走后的工作。没谈几句，直性子的彭德怀便开始“放炮”！他历数李德的指挥错误，斥责他是“主观主义”、“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伍修权把他的话一句句译成俄语给李德听。李德绷紧了脸。
彭德怀越讲，火气越大，他骂起李德来，用一句湖南的土话：“崽卖爷田心不痛！”可是，李德竟没有反应！彭德怀估计是伍修权没有翻译那句话（据伍修权说当时他听不懂这句土话），就请在场的杨尚昆翻译。杨尚昆照实译了：“儿子卖掉父亲的田心不痛！”这下子李德火了，咆哮着说：“封建！封建！”李德挖苦彭德怀，说中革军委改选时，没有继续选他当副主席，他不满意！彭德怀反正豁出去了，他骂李德是“下流无耻”。
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来，还是头一回受到这样的当面顶撞。他是个火暴脾气的人。照理，他会像对待萧劲光一样对待彭德怀。但大抵由于他自己在广昌吃了败仗，不敢那么傲慢神气了；也可能是由于他考虑到彭德怀是举足轻重的红军将领。他居然只是骂了一通彭德怀“右倾”了事。在广昌已经败得一塌糊涂，博古和李德不得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第二天撤出战斗。就这样，从四月十日至二十八日，广昌战役历时十七天，红军伤亡五千五百多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仍以广昌失守告终。国民党军队这次借助于碉堡，借助于飞机、大炮，伤亡大为减少，只死六百余人、伤一千八百余人，不及红军的一半。
广昌之败，红军上上下下对博古、李德怨声载道。那时，流传最广的一句话说：“毛主席从来不是这么打的！”有些红军战士干脆说：“毛大帅从来不是这么打的！”他们怀念在“毛大帅”指挥下，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那些“笑谈凯歌还”的日子……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毛泽东“病休”在会昌
在广昌炮火连天的那些日子里，失去军权的毛泽东，是在瑞金南面会昌县的文武坝度过的。那时的文武坝，是粤赣省的省政府、省委所在地，是离县城五六里远的镇子。所谓“粤赣省”，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建立的。虽说是一个“省”，其实只包括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七县，只相当于今日的一个专区。这七个县的总人口，当时不过五十五万。那时的中共粤赣省委书记是刘晓。据刘晓回忆：“当时，毛泽东同志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是以养病的名义来会昌的。”刘晓：《给会昌县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回信》，《回忆中央苏区》，第四百六十六页，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那是开了“二苏全会”之后，虽说毛泽东已成了空架子的政府主席，但博古仍觉得他碍事，建议他去上海休养。李德则提议他去莫斯科休养。毛泽东当然明白博古和李德的用意，便说：“我不去，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我身体还可以，就到粤赣省去休息吧！”毛泽东愿去粤赣省，除了跟刘晓挺讲得来之外，那里的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更是老朋友。
毛泽东带了三个巡视员，一起前往会昌文武坝。这三个巡视员是王首道、周月麟和朱开铨。
就这样，“毛大帅”来到小小的镇子文武坝。博古支开了毛泽东，就与李德一起去广昌前线。当广昌大败的消息传来，毛泽东曾大为震怒。可是，指挥大权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他已奈何不得。他只能耐心地等待着时机。七月二十三日清晨，毛泽东在粤赣省的几位干部的陪同之下，登上会昌城西北的高峰会昌山（又名岚山岭）。毛泽东望着逶迤的山峦，触发了诗兴，写下《清平乐·会昌》一首。他曾为这首词写下一段自注：“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毛泽东所提及的《菩萨蛮》，即《菩萨蛮·大柏地》，是他一九三三年夏过大柏地时写的。毛泽东的《清平乐·会昌》如下：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心情郁闷的毛泽东在写罢这首词之后，背起红纸雨伞，走向文武坝渡口。因为他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要他赶回红都。他望着田野，深情地说：“好快啊！来的时候早稻才有一尺来高，转眼已经抽穗，再过些天就要割禾了！”他告别了会昌，在酷暑中，先是坐了一段小船，然后步行。七八十里的路程，走得他衣衫尽湿。
毛泽东到了瑞金，才知在他登上会昌山那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已作出了重要决定，即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这一训令要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向湖南西南方向突围西征。为什么忽地派出三千多人的红六军团西征？那是因为在广昌大败之后，蒋介石军队步步进逼，博古、李德要红军节节抵抗。三个月来，蒋介石的包围圈越收越小，“池塘”里的水渐渐被抽干。看样子，中央苏区已经保不住。这样，博古、李德决定派红六军团西征，以求和贺龙、关向应的红三军会合。如果此举成功，红军主力在无法守住中央苏区时，可以西征……
沙洲坝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猛烈轰炸。有一颗巨大的炸弹的脑袋钻进土里，尾巴高翘着，居然没有爆炸。红军赶紧在炸弹四周插了一排竹子，拴上稻草绳，树起“不许靠近”的木牌。沙洲坝目标的暴露，是因为蒋介石得到了准确的情报……
红十六军的军长孔荷宠，兼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一九三四年春，他被调往瑞金红军大学学习。这本是要提高他的理论修养和文化水平，他却因此大为不满。他暗中勾画了沙洲坝的党、政、军首脑机关的分布图，然后借口到兴国前线了解情况，偷偷投奔国民党部队。当蒋介石获知红军军长前来投诚，大喜，立即发去电报，要把孔荷宠押来南昌。
孔荷宠向蒋介石当面献上那草图。
蒋介石正为空军找不到中共“心脏”而骂他们草包，得到此图，乃是意外的收获。
于是，国民党空军紧急出动，接连三天对沙洲坝狂轰滥炸。
这次空中突袭，本来是可以取得“辉煌战果”的，因为红军的那些防空壕、防空洞，怎经得起重磅炸弹的猛烈气浪？只是国民党空军太不中用，炸来炸去，竟然只把那新建的中央大礼堂炸去一角，此外无一命中目标。
经过这番狂轰滥炸，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不得不第三次搬迁。这一回，由沙洲坝迁往瑞金城西十九公里的云石山。至于那个孔荷宠，解放后被捕，饮弹而毙。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张闻天跟毛泽东在大樟树下倾心而谈
云石山是座小山，高不足百米。小山掩映在茂密的绿树丛中。沿着石阶而上，如登高楼，两三分钟便可到山顶。顶部平坦，建着一座青瓦黄墙古寺。寺门口有一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取这对联开头四字。横匾上写着“云山古寺”。这座云山古寺，建于一八五七年，占地三百多平方米。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中央政府各部机关，分别驻扎在云石山下的村庄里，以求交通方便。这山顶古寺，分配给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总理”张闻天居住。当毛泽东和贺子珍带着小毛迁进云山古寺时，张闻天正在“闽赣省”巡视。古寺里，正住着一位法号为“乐能”的和尚和两个小和尚。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警卫人员要和尚搬走。毛泽东知道了，连忙制止道：“他们是主人，我们是客人，岂有反客为主之理？”于是，他留下了和尚们同住。
毛泽东搬进了左厢房，和尚们住在右厢房，彼此相安而居。中堂为会议室，有一对联：“云拥如来此地无殊天竺地，石磨直性几人直步卖花人。”开头两字合起来即“云石”。
毛泽东跟“乐能”和尚聊天，知道他本名“骆能和”。此寺闻名于方圆数十里，只是山沟沟里农民赤贫，寺里的香火不盛，和尚们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见毛泽东这样的“大官”住进寺里，伙食竟跟他们相差无几，不由得感叹万分。
古寺幽雅，芳草满院。寺后，有一棵大樟树，树粗叶茂，树下有两只青石圆凳。毛泽东常坐在青石凳上读书。有时，贺子珍带着三岁的小毛跟他在树下对坐。
八月下旬，张闻天结束了在闽赣省的巡视工作，搬入云山古寺，独自住在侧屋。空闲时，那大樟树下的两只青石圆凳，成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对坐之处。这样极其偶然的机会，使毛泽东和张闻天朝夕相处，彼此间的坚冰消融，日益亲近起来。
毛泽东和张闻天，一个出自山沟沟，一个曾留日、留美、留苏，阅历、文化结构多有不同，虽说一个是政府主席，一个是“总理”，却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尤其是张闻天作为王明、博古的“坚定的战友”，曾几度批判过毛泽东，批判过“罗明路线”，批判过邓、毛、谢、古，何况让他当“总理”，就是为了从毛泽东手中夺得政府实权。两人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此时却奇妙地走在一条道上。
那是张闻天向毛泽东靠拢。
最初，他俩只是谈政府工作。渐渐地，谈起了两人都喜爱的文学。毛泽东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张闻天则在二十四岁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旅途》：
四周围静悄悄的，和风吹在街道两旁列树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叹息。这时正是下午二点钟光景，天气非常和暖，淡蓝的天空中航着朱红的太阳，远在北方的山顶上，我们可以看见几片白云，懒懒躺着……张闻天：《旅途》，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五年版。
《旅途》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是与叶圣陶、冰心、王统照、落华生、老舍、顾一樵的小说并列的。
张闻天跟毛泽东谈论文学，话就多了。谈着，谈着，这位平素沉默寡言的张闻天，终于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倾诉了对博古的不满。张闻天跟博古，原是“铁哥们”。可是，他继王稼祥之后，跟博古之间也产生裂痕，这裂痕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张闻天本人是这样叙述的：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一九○五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摩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六届）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张闻天又曾说，“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引者注）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②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的笔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闻天面对着毛泽东，“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大抵张闻天跟博古相知相处很久的缘故，他最知博古的特点。他这样谈及博古的“左”：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右打击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②怪不得博古动不动就给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