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和克莱太太解释说我想和一些同学一起去喝茶做作业。她说好的。
我挂了电话，径直去了大学图书馆。找到《中欧史记》，在笔记本里抄下了下面这段话：弗拉德·德拉库拉除了骇人的残酷外，也具有非凡的勇气。1462年，他骑马越过多瑙河，夜袭苏丹迈米德二世和他的部队。他们集结在那里本来是要进攻瓦拉几亚的。就在那一次袭击中，德拉库拉杀死了几千土耳其士兵，苏丹本人也只是勉强逃命，后来，奥斯曼卫士才击退了瓦拉几亚人。
和他同时代的欧洲郡主可以做出同样的举动———很多时候也许还不仅如此，有少数几个也许还杀人更多。德拉库拉的特别之处在于，关于他的故事总也讲不完———也就是说，他拒绝从历史中销声匿迹，关于他的传说总是连绵不断。在英国，有几份资料直接或间接地提到另外的资料，各式各样的说法足以让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好奇不已。他生前已经在欧洲恶名远扬———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欧洲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大世界，各地政府还依靠马背上和船只来保持联系，那时，达官贵人可怕的残酷也不算什么罕见的事情，能够如此扬名，实乃一巨大成就。德拉库拉的恶名没有随着他在1476年的神秘死亡和奇怪的葬礼而结束，直到西方世界进入光明的启蒙时期，关于他的纷纭众说才渐渐黯然失色。
关于德拉库拉的条目就讲了这么些。够我消化一天的了。
我又走到英国文学的馆藏部分，很高兴地发现图书馆有布兰·斯托克的《德拉库拉》。这本书我跑了不少次图书馆才读完。
我就坐在那张椅子上，任凭斯托克的另一种哥特恐怖小说和维多利亚时代温馨的爱情故事慢慢拥抱我。我不知道自己想从书中得到什么。据我父亲说，罗西教授讲过，要了解真正的德拉库拉，这本书毫无用处。我认为，小说中这个彬彬有礼而又令人生厌的德拉库拉伯爵是一个难忘的人物，即使他和弗拉德·特彼斯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罗西自己相信，生活中德拉库拉在历史过程中已经成了一个吸血鬼。我不知道小说是否有能力让如此奇异的事情成为现实。毕竟，罗西是在《德拉库拉》出版很久以后才有了自己的发现。另一方面，在斯托克出生前，弗拉德·德拉库拉作为一种邪恶的力量已经有四百年了。这一切都让人无比困惑。
罗西教授不是还说过斯托克为吸血鬼的传说找到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吗？我从来没有看过吸血鬼的电影———父亲不喜欢任何恐怖的东西———小说的那些俗套对于我来说很是新鲜。
根据斯托克的说法，吸血鬼只在日落和日出之间出来活动。吸血鬼长生不死，吸食活人鲜血，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同类。他可以变成蝙蝠、狼或者一团雾。用大蒜花和十字架可以避免吸血鬼的袭击，在他白天熟睡的时候，可以用一根木棍插入他的心脏，在他口里塞满大蒜而让他毙命。用银子弹射穿他的心脏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
所有这些都没有吓倒我。在我看来，这一切都太遥远，太迷信，太怪异了。但每次我读过，记好我读完的页码后，把书放回书架，故事里总有样东西如影随菜，一直伴随我走出图书馆，渡过运河，回到家。
在斯托克的故事里，德拉库拉总是喜欢袭击一个目标：少女。
父亲说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春天去南方，他也想让我去看看它的美。
我的假期快到了，他在巴黎的会议也只有几天。我早已学会了不去逼他，旅行也好，给我讲故事也好。他准备好了的话自然会接着讲。他从来都不会在家里讲的。我想，他是不想把黑暗的东西带到家里来。
我们坐火车到了巴黎，然后开车往南进入塞文山脉。大概一两天后，我们就上到了更凉爽的山区。
“东比利牛斯山脉”，在一次野餐时，父亲打开地图告诉我，“我多少年都想再来这里。”
我用手指在地图划过我们所走的路线，惊奇地发现我们已经离西班牙非常近。这个想法，以及这个漂亮的法语单词“东部”，都让我激动不已。
父亲想去看一座修道院。他说，“我想，我们可以在今晚前到达山脚下的小城，明天走上去。”
“它很高吗？”我问。
“它在半山腰。所以没有什么外来的干扰。它是公元1000年建造的，简直难以相信———那么个小地方，简直就镶嵌在岩石缝里。最热切的朝圣者都很难爬到上面去。不过你也会同样喜欢山下的城镇，那是个古老的温泉小镇，真的很美。”父亲笑着说。但我可以看出他是有些坐立不安了，瞧他飞快折起地图的样子就知道。我觉得他马上就要给我讲另外的故事了。也许这一次我不再需要求他。
我们在镇上一家十九世纪的旅馆一楼的餐馆吃饭，愉快地喝着西班牙凉菜汤，吃炸小牛排。
餐馆经理一脚踩在我们桌旁的铜栏杆上，随意而礼貌地问起我们的行程。他长相平平，穿着一身完美无缺的黑制服，长脸，非常鲜明的橄榄色皮肤。他说着一口断断续续的法语，还带了些我从来没听过的口音，父亲比我听懂得多，他给我翻译。
“啊，当然———我们的修道院，”经理回应着我父亲的问题，“您知道圣马修修道院每年夏天都会吸引八千游客来这里？是的，的确是这样。他们都是那么友好，安静，很多外国来的基督徒都是自己步行上去，真正的朝圣之旅埃他们早上自己整理床铺，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当然，很多人是为了温泉来的。你们会去洗温泉，是吗？”
父亲说我们住两晚就要北上，我们计划第二天都呆在修道院。
“您知道关于这地方有很多传说，有的非常不可思议，但都是真的。”经理笑着说，他的脸突然变得英俊起来，“这位小姐能听懂吗？她也许想知道这些故事呢。”
“我懂，谢谢，”我礼貌地用法语回答。
“好，我来给你讲个故事。他们都管我叫镇上的历史学家呢。你们边吃边听吧。我们的修道院是公元1000年建的，你们都知道了。实际上，是公元999年建的，当时修士们选了这个地方准备迎接千僖年天启的到来。他们爬遍了这里的大山，给他们的教堂找一块合适的地方。一天，他们中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梦里看见圣马修从天而降，将一朵白玫瑰放在他们头顶的山峰上。第二天，他们爬到那地方，做了祷告，把那里变成一块圣地。非常漂亮———你们会喜欢的。修道院和它的小教堂年满百岁，其中最虔诚的一位修士突然神秘地去世了，他才人到中年，负责教育年轻一代的修士。他叫米古尔？德？库哈。他们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把他埋在他们的地下室里。不久，一场诅咒降临到整个修道院。好几个修士死于一场奇怪的瘟疫。他们一个接一个被发现死在回廊上———回廊很漂亮，你们会喜欢的，这是欧洲最漂亮的回廊。于是，人们发现那些死去的修士面如死鬼，好像他们血管里都没有血一样。人人都怀疑他们是被毒死的。
“终于，一个年轻的修士———那个死去的修士的爱徒———不顾院长的反对，要去地下室挖掘自己的老师。院长吓坏了。然后他们发现那老师竟然还活着，但并不是真的活着，如果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他活着，但又死了。他晚上起来去取其他修士的命。为了把那可怜人的灵魂送到合适的地方，他们从山里一处圣地弄来圣水，还拿了一根非常尖利的木棍———”
他在空中作了个夸张的手势，让我明白那木棍有多尖。我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看着他，费劲地听着他那奇怪的法语，尽最大努力把他讲的故事在脑海里串连起来。
父亲已经停止了他的翻译，经理讲到这里，他的叉子当啷掉到他的盘子里。我抬头时，突然发现他面如白纸，正瞪着我们的新朋友。
“能否给我们———”他清了清嗓子，用餐巾擦了一两次嘴，“能否给我们来杯咖啡？”
我们出来的时候，尘土飞扬的广场最低处充斥着单调的喇叭音乐。我们脚下，路灯开始亮了，燕子在教堂的钟楼飞进飞出，绕着它打转，好像在空中勾勒出无形的轮廓。我注意到其中一只像醉了似的在翻横斤斗，完全没有燕子的轻巧和敏捷。后来借着光才发现那原来是一个落了单的蝙蝠。
父亲叹了口气，靠墙站着，一只脚搭在一块石头上。
我没敢问他对餐馆经理的故事为何反应那么奇怪，但我觉得，对于父亲来说，有些故事比他以前告诉我的要更加可怕。这一回，无需我开口求他，他已经要开始讲了，好像他现在喜欢更可怕的东西。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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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
如果我告诉您，我现在枕着一圈大蒜头睡觉，我虽是无神论者，却在戴着一个项链，上面有金色的十字架坠子，您是否不会感到那么困惑？当然，我没有这样做，但如果您愿意，您尽可以去想象那些各式各样的护身符。在智力上，在心理上，它们都其对等物。至少，我日夜坚守着后者。
让我继续讲述我的研究：是的，我去年夏天改变了我的旅行计划，到了伊斯坦布尔。促使我改变行程的是一张羊皮纸。我跑遍牛津大学和伦敦，寻找所有与我那本神秘的空白书上那个德拉库拉有关的资料。为此我做了一捆的笔记。
在我离开希腊出发的前夜，我真地是想要放弃这毫无意义的研究，事实上，就在我把干净的衬衣和旧太阳帽放进旅行包时，我还突然有了一种要向命运低头的感觉，我几乎就要放弃所有这一切了，就在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
然而，我做事总喜欢抢在时间的前面，所以那天我在睡觉起来去赶早班火车之前还有点儿时间，最后一次去图书馆的珍本室，它到九点才关门。那里有份档案我想碰碰运气（尽管我怀疑它会给我的研究带来光明）。在奥斯曼这一词条下有份材料我觉得刚好是属于弗拉德·德拉库拉生活时期的，我看到那里所列的文献大都是中世纪到十五世纪晚期的。
我毫不费劲地找到放在盒子里的文件，里面有四、五份被平整了的、不长的羊皮纸卷，是奥斯曼人手工制作的，都是十八世纪捐献给牛津大学的礼物。每卷上标的都是阿拉伯文。
文献最前面的英文介绍显示里面没有我要找的东西。我叹了口气，把那些羊皮纸放回到盒子里去，这时，最后一卷的背面上有样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一份简短的清单，是萨拉热窝和斯科普里呈送苏丹的官文，背面是一通随意的涂画，古老的涂画，好像是一张开支的清单——买的东西都记录在左边了，价格写在右边，用的是一种我看不明白的货币单位。
“献给苏丹五百头山狮，45，”我绕有趣味地念道。
“献给苏丹两根金宝石腰带，290。两百张羊皮，89。”
看到最后一条，我手里捧着羊皮纸，不禁毛骨悚然：“龙之号令的地图和军事记录，12。”在它下面标有一个几乎要被抹去的年份，却烙印在我脑海里的：1490年。
我记得，1490年龙之号令已经被奥斯曼帝国击垮。根据传说，这时弗拉德·德拉库拉已经埋在斯纳戈夫湖有十四个年头了。和那些宝石腰带和羊皮相比，龙之号令的地图、记录材料或者它的秘密实在是便宜。也许它们是商人最后顺手买来的，这里的这个商人是不是一个巴尔干旅行者，能写拉丁文，会说一点斯拉夫语或者从拉丁文衍生的某种方言？不管他是谁，我都祝福他脚下的尘土，因为他记下了这些开支。
我走去服务台，管理员在检查一个抽屉。
“对不起，”我说。“你们这里是否有按国别分类的历史档案目录？比如说，土耳其的档案？”
“我知道您在找什么，先生。大学和博物馆有这样的清单，但肯定不完整。我们这里没有，但中心图书馆的服务台可以给您。他们早上九点开门。”
我记得去伦敦的火车十点零四分才开。我只要大约十分钟就可以研究所有的可能性。如果在这些可能性当中出现了苏丹迈米德二世或者他的继任者的名字——那么，我也不一定非要急着去看希腊的罗德斯雕像。
非常痛苦的，
巴托罗米欧·罗西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1930年12月13日
时间好像在那个高穹顶的图书馆大厅停滞了，尽管我周围人流如故。我读完了整封信。那一叠下面还有四封。我正在考虑是否要收起所有的东西回家继续看，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士走过来，坐在了桌子对面的椅子上。我看到那女人手里拿着的书。她在翻阅书的中间部分，手边放着笔记本和笔。我惊讶地看了看她的书名，又看了看她，然后再看看她放在旁边的一本书。然后，我继续盯着她的脸。
这是一张年轻的脸，但又好像略为显老，眼角有点皱纹，就像我自己早晨在镜子里看到的一样，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个不知疲倦、拚命工作的人。于是我知道她一定是个研究生。在这寻求种种知识的地方，她读的书——我又看一眼，又一次惊讶不已——是《喀尔巴阡山记的》，而她深色套头衫袖子压的是布兰·斯托克的《德拉库拉》。
“对不起，”我连忙说。“您的书——我是说，您在读的这本书——很吸引人。”
她不理会我，耸了耸眉毛，眼睛还是盯在摊开的书上。
“您瞧，我也是在研究同一个课题，”我坚持说。
她的眉毛弯得更高了。但我指了指眼前的这些文件。“不，也不算是。我不过一直在读关于——”
我看了看眼前这一堆罗西的文件，突然住了口。她那轻蔑的斜视让我的脸开始热了起来。
“德拉库拉？”她讽刺地说。“您那一堆好像是第一手资料？”她讲话口音很重，但我不知道是哪里的口音。
我换了一种策略。“您读这些纯粹是好玩吗？我的意思是，为了娱乐？还是您在从事这一研究？”
“好玩？”她没有关上书，也许她在想方设法打击我。
“呃，这个话题非同寻常，如果您在研究喀尔巴阡山的话，那您一定对这个课题有浓厚兴趣了。”我没有说得太快，这是我从硕士答辩以来养成的习惯，“我自己也正要打算去看那本书呢。事实上，是那两本。”
“真的？”她说。“为什么啊？”
“这个嘛，”我冒险说道。“我从——从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找到这些信——它们提到了德拉库拉。他们讲的是关于德拉库拉的事。”
她的目光中开始流露出一点兴趣，放松的姿势中显出一种男性的自得。我突然想到，这个姿势我看过上百次了。我是在哪里见过的呢？
“那些信里讲的是什么呢？”她用低沉的外国口音问我。
“我在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工作——那个人现在有些麻烦，二十多年前他写了这些信。他把我交给了我，希望我也许可以做点什么帮他摆脱眼下的——处境——目前这种处境——和他的研究——我的意思是他以前研究的课题有关。”
“我明白了，”她冷冷而有礼地说。然后，刻意但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收拾她的书。现在她拿了自己的提包要走了。她和我想象的差不多高，宽肩，有点儿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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