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边走边嘱咐说：“你派人去打问一下刚才那卖柴老汉的情况，看看他家再有没有其他什么人，如果家里还有人，就送上五十块大洋去，安抚一下。”
“好。”
“再就是，这件事让他们家里人再不要乱说乱闹了，不要惹得东洋人那边不高兴。”
“是。学生现在就派人去。”
徐树铮说完，就转身朝后走到一个侍从官跟前，给侍从官低声安顿了一下，那侍从官转身下了长城。
往前又走了几步，段祺瑞在一垛口前停住步子，从了望口往外望着，轻声又叫徐树铮：
“又铮！”
徐树铮上前应道：“学生在。”
“章宗祥昨天来电说，东洋人愿意再借一批款子给咱们，专供安福俱乐部活动用，他没说具体是多少、什么时间款子可以到手吗？”
徐树铮回答说：“款子的具体数额和到手的具体时间，说是由日本国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先生和章宗祥公使商谈后再走。”
商谈后再定。商谈什么？段祺瑞心里很清楚，章宗祥在来电中也说了，就是要签订那个《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嘛！
去年，俄国赤色革命，种田的、做工的以及一些士兵们，在一种叫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煽惑下，起来暴动，推翻了原来的政府，成立了由他们种田的、做工的和士兵掌权的什么苏维埃赤色政府，这使得世界各国政府都极为恐慌，也极为仇恨，他们害怕这赤祸蔓延，殃及到他们的头上。尤其是对于东洋人来说，他们与俄国隔海相邻，近在咫尺，更是特别的惶恐和仇视，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趁着这赤色俄国还没把脚跟上稳就把它吃掉。这些东洋人诡计多端，他们想趁眼下这个乱劲，把原来沙皇政府在中国北满地区的地盘，先抓到自己手里，然后进而再去慢慢把俄国西伯利亚地区也抓到手里。他们借口什么“俄国情势于协约国日形不利”，说中日两国应在军事上联起手来，共同行动，应该签订一个《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样一来，许多事情就会好办得多。根据《协定》，日本军队可以在中国的北满等所谓的“军事行动区域之内设置谍报机关”，中国方面还要承担为日本“提供军事所需之地图及情报”的义务，当地的中国地方军政官员要对日本军队的一切军事行动“尽力协助”，在日本军队向俄国进军时，中国不但有义务派遣军队，而且所派军队的一切行动“应纳入日本军司令官的指挥之下”，等等。
东洋人是有点过分，他总是想方设法地要在你身上占点便宜。经常是，他告诉你，要给你一口肉吃，但只是讲，并不马上给，先把你的胃口吊起来，诱一诱你，等他从你那里捞回了十日甚至二十口肉后，才把那一口肉扔给你。当年袁大头为了能当上皇帝和东洋人签订的“二十一条”，就是这样的。现在东洋人又要他段祺瑞明确表态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其实也是这样的。两个协定，一大一小，其实质都是一样。怪不得昨天章宗祥来电说，东洋人同意借款，但借款的先决条件是，要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当时内阁就有人大声疾呼，痛心疾首地大声呼喊：
“总理大人哪，这又是一个‘二十一条’！这是个小‘二十一条’呀！不可签！千万不可签呀！”
不可签。不可签，谁又能给借款？眼下需要钱！急需要钱！只要能借上钱，签个吃点亏的协定又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怎么能说成是“又一个‘二十一条’”呢？！两者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袁大头给东洋人签署“二十一条”，是为了他能当上皇帝。而我段祺瑞和东洋人的这《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是为了“共和”，为了民国，两者怎么能等同而论呢？！简直是愚夫之见！
吃亏，肯定是要吃点亏的！但是，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吃点亏也罢，东洋人诡计多端也罢，目的就是为了借款。只要能借上款，能让安福俱乐部顺畅地活动，管它别的什么呢！
想到这里，段祺瑞把视线从垛口的了望口外收回来，转过头，对徐树铮说：
“通知章宗祥：让他和日本国那个参谋次长把那份《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了！”
第十六章
来北大半年多的时间，赵瑞芝已不再是湘水江畔那活人坟墓孔府里柔弱温顺的大少奶奶了，在她面前，已广阔地拓展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她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博大浩气的吸引和春潮般的激荡。
一
赵瑞芝手里拿着一期新出版的《新青年》，步子轻盈地沿着林荫道碎石小路，朝北大校园走去。
春风徐徐吹来，轻轻吹拂着她的面颊，虽然仍还带着点严冬过去后残留下来的一股余寒，但终究是春回大地，暖融融的，温煦宜人。她感到一阵舒心的欢畅。
今天是个星期天。她是去参加《新青年》文章讨论会的。她、漆小玉、张国焘、邓仲澥、高尚德、许德珩、孔文才、宋维新、易克嶷等十几个男女同学经常聚集在一起研究讨论《新青年》上的一些文章，后来他们就约定把这个讨论活动也可以说是讨论会固定下来，就固定在每一期《新青年》出版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家推举许德珩为召集人。每次讨论会的地点，由召集人临时通知。李大钊主任、陈独秀学长、以及胡适教授、钱玄同教授、刘半农教授等人，也经常来参加他们的讨论会。今天正是这个例行讨论会的日子，听说那几位师长今天也都要来。因为天气已经转暖，今天天色又是特别得好，春光明媚，风和日丽，地点就定在北海琼华岛上白塔下面。
赵瑞芝原来说好是和漆小玉一起去的，可是昨天晚上家里有事把她叫回家去了，赵瑞芝就只好一个人去。
寝室里再也没有其他的人了。林丽萍被家里一封急电召回青岛去，已经快一个月了，至今还未回来。陶美玲成了枝花，成了舞后，成了社交场上引人注目的红人，到处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舞会，经常和她见不上面。“辣妹子”宋一茗，过去倒是一直和赵瑞芝、漆小玉一起参加讨论会，后来同几十名留法勤工俭学的男女同学一起去巴黎了。那一次，宋维新被妹妹死缠活缠地差一点也一起去了巴黎，但犹豫了几天后，终究还是决定暂时不去，按他宋维新自己说，是想在《思想者》的基础上，也模仿罗丹雕塑出一套《地狱之门》群雕以后再说；还有，听说国画大师、上海国画美术院院长刘季芳刘海粟先生，接受蔡元培校长的邀请，要来北大讲学并举行个人画展，宋维新说他也想听一听刘海粟先生的讲学和看看刘先生的画展，这是他认真学习的好机会，他不想放过，所以，去巴黎勤工俭学的事情往后推一下再说。这些当然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其他好多人都不知道，但孔文才能猜测出来，其实也已经看得出来，宋维新之所以迟迟疑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法国，是因为他的心一直紧紧挂在赵瑞芝身上。这一点赵瑞芝自己知道不知道，说不上来。
赵瑞芝如愿以偿来到北大这曾是她心目中最向往的神圣的殿堂已经半年多了，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她跟她所崇敬的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这些主任、学长、教授们在一起，亲耳聆听他们讲话，接受他们在知识上和人生上的耐心指导，使她受益匪浅。她自己有些什么疑难的问题，以至心里有些什么解不开的疙瘩，也大着胆子云登门向他们求教。刚开始时，她多少还有点心慌胆怯，不敢去，有时候拉上“辣妹子”宋一茗一块儿去，有时候拉上漆小玉一块儿去，不过大多次都是拉上“辣妹子”去，让“辣妹子”给她壮胆。后来，去了几次，见这些满肚子学问的大主任、大学长、大教授们没一点架子，是那么热情温和，那么平易近人，那么可亲，那么耐心，慢慢地也就不慌怯了，也敢自己去了。赵瑞芝明显地感觉到，这短短的半年多时间，她赵瑞芝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已完全不是湘水岸边湘阳县上的那尊孔崇儒的赵府里成天与《烈女传》、《女儿经》、《女四书》、《二十四孝图》为伴、连笑都不敢开口，说话走路都不敢出声的软弱柔顺的二小姐了。她一下觉得自己猛然又年长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她从沉冷而愚昧变得热情和聪慧了，她从无知而空虚变得好学和充实了。她从那些可敬的师长那里知道并懂得了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知道也根本不可能懂得的事情和道理。
来北京之前，还是在湘阳县和长沙时，是陈仲市陈独秀先生和李守常李大钊先生的文章第一次打开了她的眼界。陈学长极力宣传科学与民主，发起开展新文化运动。他的《敬告青年》一文，以六点希望，希望青年们以自己的青春和朝气，奋起向封建专制、向陈腐和黑暗作坚决的斗争。李大钊主任的《青春》一文，更是以气贯长虹的宏伟气势，号召青年们奋起反对专制腐朽的封建主义，以革命的精神，来“冲决历史之侄桔，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后来，赵瑞芝又看到了陈学长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他们从文学这一角度，提出“八事”观点、“三大主义”，挥起“文学革命”的战旗，如利剑般刺向束缚人们心灵的封建专制文化的羁网。这些都使得她赵瑞芝情激心热，感到振奋，也使她强烈地产生了想来北大上学、能亲耳听教于这几位大学者门下的愿望。阅之不如听之，听之不如效之。果为其然，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她觉得在她面前，比过去更为广阔地拓展开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天地，她也一次比一次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博大浩气的吸引和一种春潮般的激荡。
在这里，她进一步懂得了国家与民族，也更深层次地懂得了人与社会，懂得了个人的人生应该和社会、和国家与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懂得了人应该敢于追求，应该有信念。
人生。何为人生？
有人说：人生是一场戏，可能是悲剧，也可能是喜剧，每个人都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卖力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极力投入地演着自己的戏，或者文唱着，或者武打着，或为红脸，或为白脸，或为花头，或为黑头，喜怒哀乐，各表其情，善恶美丑，各具形态，都赤条条地出场来，又都赤条条地下场去，《红楼梦》中破足道人唱的“荒冢一堆草没了”是共同的最后归处，毫无例外；
也有人说；人生是一场梦，如唐朝诗圣李白所说：“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就是说，人的一生就像做梦一样，虚无缥缈。有的人善做好梦，而有的人常做恶梦。做好梦者，或高官厚禄，或荣华富贵，醒转过来后，仍飘飘然陶醉于中，恋恋不舍，回味不尽；做恶梦者，或落入虎狼恶魔之口，或从高空悬崖上坠下，劫难重重，险象丛生，死里逃生，醒转过来后，仍怵怵然心惊肉跳，冷汗淋漓，默默祈祷恳请苍天护佑；
也有人说：“人生如白驹过隙”，就是说，人生非常短暂，如日影从缝隙间掠过一样，倏然而过。三国时曹操曾作诗以朝露相喻：“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的儿子，以《洛神赋》、《与杨修书》和“煮豆燃箕”的《七步诗》而著名的建安奇才诗人曹子建曹植也曾以“风吹尘”、旅途中暂住客寓以及朝霜，为此，而赋诗吟道：“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
另外，还有好多说法：什么“人生如花草”，春夏茂盛，秋来凋零，“好花不长开，好景不长在”，什么“人生如苦海”，人世间每个人，就包括帝王将相在内，都毫无例外地浸泡在无边无际的深沉的苦海之中，被折腾来，折腾去的，大口大口地吞咽着辛辣苦涩的苦水，穷人家的人是这样，富人家的人也是这样，那些位高权重的达官贵人们也是这样，等等，等等。
除所有以外，还有两种说法——
其一，说“人生是一条河”，一条浩浩荡荡浪推浪，奔流入海不回头的河。在奔涌中，有时有欢乐的浪花激腾而起，有时也翻卷有痛苦的浪花；有时是直直地、顺畅地向着远方流淌而去，也有时是历经千难万险，千回百折，在险滩暗礁间蜿蜒；有时是风平浪静的吟唱，明月星光下的漫步缓行，而也有时是风雨雷电下的狂吼，惊涛恶浪的汹涌奔腾；但不管怎样，它勇往直前、奔向大海、汇入大海的决心和意志不变。
对这一种说法，陈独秀陈学长非常欣赏，他在几次讲课中，都兴致勃勃地讲述这“人生是一条河”的说法，讲得有滋有味，很引人入胜。当然，讲课中，他也时不时地流露出他对那几种有关人生的说法，什么“人生是一场戏”、什么“人生是一场梦”，什么“人生如朝露、朝霜”以及“人生如花草”、“人生如苦海”等，也表示欣赏和赞同，自己也时不时地感慨一下，但较多的还是欣赏“人生是一条河”的说法。
其二一种说法，就是说“人生是一条路”，是一条迢迢伸向远方的路。这条路中间，有一段可能是笔直的、平坦的大路，有一段可能是窄窄的、坎坷不平、弯弯曲曲的小路，还可能会出现一段重峦叠蟑扑面而来、幽谷深渊突断去路的崎岖险恶的山路；在这条路上，有风和日丽、花香鸟语的绮丽风光，但更多的则是在风高月黑之中奋进，以至顶着雷鸣电闪，狂风暴雨肆虐前行。但不管怎样，它伸向那理想的远方的目标不变，意志不移，信心不动摇。
李大钊主任对这一种说法很是赞同。好几次，在图书馆红楼举行的关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关于青年作为国家与民族的中坚力量、应怎样投身于社会、投身于时代大潮中、去唤起民众、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奋勇献身的讨论会上，李大钊教授在慷慨激昂的讲话中，都说“人生是一条路”，是一条通往理想的奋进的但也是风雨兼程的曲折的路。然而，应该坚信：风雨兼程和曲折是暂时的，而理想和奋进是永恒的！
对人生这个问题，赵瑞芝过去很长时间里是赞同前面那几种说法的。她被紧锁在其实也就是囚禁在那黑色铁门的高墙大院里，被窒息在那阴暗、沉闷、到处都是一种陈腐的霉味儿的活人坟墓里，她被悲凄沉沉笼罩着，”悲凄如一张巨大的冰寒的黑色铁网，把她同罩着，她就像被吞噬在沉黑寒瑟的秋夜里，看不见一点星光，更望不到一点曙色，沉压着她的，除了阴沉沉的冰冷、陈腐的霉味儿、死亡般的沉寂，仍是那冰冷，那霉味儿，那沉寂。她就觉得她是那人生悲剧中的人物，她是那人生恶梦中的牺牲者，她就是被淹没在那人生苦海中的溺水者。但后来，来到北大后，听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学长教授的讲课和讲话后，她像是从黑色铁阿里挣脱出来了，她感到一种轻快和由衷的欢愉。她赞同陈独秀学长关于“人生是一条河”的讲评，但她觉得李大钊主任关于“人生是一条路”的评论更符合实际，她过去就是在黑路上悲凄地走着，找不着路，看不清方向，现在，她找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路，她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再就是，《新青年》也是她形影相伴的师长和挚友。过去，在湘水和在长沙时，她主要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看，有时候还借不上，现在，她每一期都能看上，而且，这边刚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