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争先，以歼灭当面之敌。仰即督励所属一体属遵，是为至要！
命令下达后，罗卓英、李韫珩和第四十九军军长王铁汉这才紧张起来，罗卓英带着精干的班子，坐吉普车来到彭泽开设指挥所，指挥第十六军、第四十九军和第十一师，向马当反击。
花了几年时间，好不容易构筑的马当钢筋水泥工事，在中国军队手里没有珍惜它，更没有发挥它的防御作用。现在落到了日本人手中后，它却成了鬼子手中最坚强的盾牌。中国军队连续反击十几次，伤亡很大，屡攻不克，只得放弃。相反，日本人利用马当工事，为前进的基础，稳扎稳打地向彭泽大踏步推进。中国军队挡不住日军的强大攻势，步步退让。日军占领了彭泽、湖口、逼近九江。
冈村宁次唱大戏（1）
九江与武汉近在咫尺。日军逼近九江，武汉岌岌可危。蒋介石到了火烧屁股的危急时刻，又把陈诚叫到办公室。
陈诚对马当失守十分内疚。一进门便低着头说：“校长，马当失守，卑职用人不当，请求处分。处分无论多重，学生决不埋怨。”
蒋介石本来有一腔怒火，可是，见陈诚诚惶诚恐的模样，心又软了下来。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马当失守，我急白了头。今天，我要再向你重复一遍，武汉对于我们十分重要，它北连河南，南接湖南，是长江中游的大城市，也是中原的心腹地带，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武汉是中国的肚脐眼，如果肚脐眼被人家占领了，离心脏还有多远？讨厌的是武汉四周都是水，无险可守，不是久战之地。所以，半年前我就确定了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核心是把进攻武汉的敌人消灭在武汉外围，你理解了吗？这个方针你怎么忘记了呢？”
陈诚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回答说：“卑职知道要战于武汉远方，但是，部属太麻痹了，我要检讨。”
蒋介石挥挥手说：“过去的让它过去，不说了，下一步一定要死守九江，九江如果再丢了，我一定拿你是问！”蒋介石指着地图说，“我们在九江方向有60个师60万人马，就兵力而言，超过敌人多少倍，九江守不住，你找不出任何理由的，你还有什么意见？”
陈诚保证说：“校长，学生如果再守不住九江，就不回来见校长了。”
陈诚坐车离开武汉，来到九江以南的星子县莲花洞，他的指挥所就设在这里。第二天，他召开了作战会议，第九战区师以上军官都来了。会议一开始，陈诚就沉着脸说：“诸位，委员长万分生气啊！他昨天给我一个下马威，今天我要不要给你们一个下马威呢？诸位都是戎马几十年的军人了，打了败仗该怎么办？薛蔚英枪决，李韫珩撤职查办，都是你们的镜子。也许，在座的诸位明天就是别人的镜子。打不好仗，你们心里难过不难过呢？你们也许脸老皮厚不知羞耻，可是我是难过得已经两顿没吃饭了。”他扫了大家一眼，见几个师长吓得筛糠似地打着抖，知道点到为止，不宜再训斥了。否则，会影响大家的战斗情绪。于是，他口气缓和了许多，吩咐参谋处长刘云汉传达战斗方案及各师的战斗任务。
陈诚在制定九江防御战斗方案时，接受了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充分利用九江的水网地区及山区特点，在九江至德安铁路沿途设置三道防线。考虑到庐山至隘口是山区，射击视线不良，防守的重点要放在一、二道防线上。
刘云汉说罢方案，陈诚接着说：“这个方案之所以要设三道防线，完全是贯彻了委员长的指导思想。前几天，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个仗绝对不能像淞沪战役那样打了。日军的企图是要找我主力决战，尽早结束战事，目的是迫我投降。我们如果以百分之百的兵力来保卫武汉，那就正中敌人的下怀。敌人就是要我们那样做。因此，保卫武汉的战斗只能用百分之六十的兵力，留下百分之四十的兵力作为今后打持久战。”陈诚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这仗很难打，既要保卫武汉，不让敌人进武汉，又不能拿出全部兵力，不可拼得太猛，更不可磨洋工，消极防御，必须要打出一个高水平的保卫战。”他扫了一眼众军官，抬抬手说，“请诸位对方案评头论足一番，务必发表高见。”
“这个计划太保守，形象地说，是豆腐渣方案，不堪一击。”第一个站出来的是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他当头一炮，继续说，“你们听说过徐州会战没有？徐州会战中的临沂保卫战，所以打得漂亮，方案的指导思想是打出去，以小部力量守城，大部分出击。两翼迂回到敌人背后，来个三面夹攻敌人。我认为，守九江的方案纯属被动防御，就像足球守门那样，呆呆地等人家进攻，太没意思了，叫人打得没劲。”
陈诚解释说：“临沂保卫战确实打得不错，但是，最后临沂不是被敌人占领了吗？临沂保卫战根本不能作为我们的样板，更不能照搬照套。”
“临沂确实最后被敌人占领了，但是它达到了消灭敌人主力的目的，有军事学术价值。如果九江纯粹消极防守，最后九江也丢了，敌人主力也没被消耗。”汤恩伯反驳道，“我认为九江防御方案不成功，一旦实施了就是敌人的活靶子，”他面向大家，大声地说，“诸位也可以评论评论嘛！”
第五十四军军长霍揆彰接着说：“我十分赞成汤司令的意见，设三道防线的打法不可取，理由很简单，敌人有飞机大炮，战前他们对三道防线狂轰滥炸一番，三道防线被他们打了个稀巴烂。”他打住话头，从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竖摆在桌子上，用拳头轻轻一碰，香烟就倒下了，他比喻说，“大家看到了吧，这盒香烟就是我们的防线，人家用飞机大炮轻轻一击，我们的三道防线就完蛋了。”
坚守三道防线的部队是张发奎的第二兵团，所以，陈诚客气地对张发奎说：“张司令，此次要唱主角的是你，你对这个方案谈谈看法。”
张发奎被他点了将，慢慢地站起来，被陈诚按住了，对他说：“张司令是老前辈、老革命了，还是坐着谈吧。请你谈谈你的高见！”
冈村宁次唱大戏（2）
“我与汤司令、霍军长有同样的感受。打仗总不能同下军棋似的，排成一条线同敌人对着干。要设法让敌人钻进我们的口袋，打歼灭仗才行啊。”张发奎又是一个反对者。
陈诚不放弃自己的方案，说：“看来我要解释一下，这三道防线并非是三道木头人组成的呆板的防线，可以互相交替掩护，可以机动歼敌，总之，是步步为营，层层抵抗。”
会议没做出什么结论就结束了。陈诚坐吉普车来到武汉，将讨论的情况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等作了汇报。蒋介石又对整个方案作了调整。调整后的方案是：
利用鄱阳湖与大别山地障，并藉长江南岸之丘陵与湖泊，施行战略对峙，计划在武汉外围与日军作战四个月，并将第九战区主力编成第一、第二兵团，将第五战区主力编成第三、第四兵团。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率25个师担任南浔线及其两侧地区的防务，取外线之势侧击西进日军，屏障南昌；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率33个师担负瑞昌至武昌间的正面防御；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率八个师，担任大别山北麓及正面防御；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率13个师在长江及大别山之间布防，遏止第六师团西进。
部署调整后，蒋介石向全军发表训令，号召全军奋起打击日军的狂妄气焰，保卫武汉。
几乎不约而同，中国军队调整部署时，日军也在调整他们的部署。7月4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先后调集了九个师团另三个旅团和航空兵、海军陆战队各一部，约25万人，编成第十一军和第二军，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烟俊六指挥，分别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麓合击武汉。
日军第十一军军长冈村宁次，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恶魔。他是十足的“中国通”。1907年，他担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国留学生队队长。中国的孙传芳、何应钦、阎锡山等，包括后来发迹的许多大小军阀，都是冈村宁次的学生。1915年，陆军参谋总部为编纂日德战争作战史，派战史处参谋冈村宁次到青岛搜集资料。这是冈村宁次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由于他的野心和灵敏的嗅觉，他对中国特别感兴趣。回国后不久，他被调任驻扎在小仑的步兵第十四联队，职务是少佐大队长。小仑位于九州，是日本通往中国、朝鲜的小港口，这里常有中国商人来往，尤其中国的渔民比较多。冈村宁次一有空就去找中国人聊天，不到半年，他完全学会了讲中国话。1922年，冈村宁次返回参谋总部工作，安排在第二部中国班。主要任务是到中国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第二年，他被调任上海，担任谍报武官。两年后，冈村宁次调回东京，担任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六联队联队长，军衔也同时晋升为大佐。1928年5月，冈村宁次率联队随师团开赴青岛，与中国军队作战。7月，他被调回东京，担任参谋总部的战史课课长。1932年2月，他被提升为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曾经作为日方代表，数次来南京同中国外交部谈判。几次见过蒋介石。这年6月，他调往东北，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曾与何应钦商谈签订《塘沽协定》。1934年，他又调回东京，担任参谋总部第二部部长，掌管情报工作，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搜集有关中国的军事、政治情况，研究和制定对华政策。到职不到两个月，就以商人身份秘密到中国，以旅游为借口，在沈阳、大连、旅顺、北京转悠，尤其在南京住了两个月。目的是通过和中国人交朋友，了解中国的军事情报。何应钦留日读书时，冈村宁次是他的老师，关系相当密切。他在何应钦家住了一段时间，学会了烧中国菜，特别喜欢吃千张结红烧肉。据他在日记中透露，他一次能吃一斤千张结红烧肉。然后，他又到广州，多次拜访广东军阀陈济棠，有时李宗仁也陪着交谈。冈村宁次遇到情绪好的时候，邀请陈、李二人上饭店喝酒，在交杯换盏、笑谈风月中搜集了大量关于蒋介石的情报。由于搜集情报有功，他被破格提升为中将第二师团长。这个职务非同一般，因为那时整个陆军总共才有17个正规师团。1937年4月，他率第二师团来东北作战。镇压当地的抗日武装。1938年6月30日，他被提升为第十一军军长。也就在这一天，他回东京拜谒天皇，受领了御赐神酒和赏金，接受了进攻武汉的使命。
7月12日，冈村宁次率领新组建的第十一军司令部人员在上海登陆。15日到达南京，向烟俊六报到。烟俊六向他介绍了日军下一步作战进攻武汉的方案，目的是除继续寻歼中国军队主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就是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而蒋介石在武汉，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在武汉。日本政府认为，只要占领武汉，便可事实上摧毁国民政府。至少把它赶到西南一隅，降至“地方政府”的地位，有利于引诱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出来与日本合作，重新建立一个听命于它的中国政府。这年年底，汪精卫果然逃出了重庆，投进了日本的怀抱。另外，选择武汉作为下一步作战目标，是因为武汉在长江边，便于举行海陆空三军立体作战，能充分发挥日本战舰的威力，也便于沿长江水路对大部队进行后勤补给。也就是说，粮食、弹药在日本长崎上了船，几天工夫就可以直接到达武汉。
烟俊六还向他介绍，投入武汉战役的日本陆海空军近40万官兵，同时，大本营为配合武汉作战，向中国增兵40万，增拨作战费用32。5亿日元。
冈村宁次唱大戏（3）
烟俊六介绍完情况，拍拍冈村宁次的肩膀说：“进攻武汉说起来两个军，第二军从合肥经大别山向武汉进攻，绕道走远路，途中必然遇到中国军队的阻击。走大别山的这一路行军步子慢，我不指望他们有多大贡献，我的意图是牵制中国人的兵力，进攻武汉的实际操刀手是你，希望你不辜负天皇对你的信任。”
冈村宁次说话谨慎，没有拍胸脯下保证，只是耸耸肩说：“让我试试吧，不行另请高明
。”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虽然知道中国军队在武汉有120个师，110余万兵力，相当于进攻武汉日军兵力的三倍。而且，武汉外围地形恶劣，加上天气炎热，这一仗不是好打的。可是，不可一世的他，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有必胜的信念。
几天以后，冈村宁次来到彭泽，他先用一周时间熟悉双方情况和地形，尔后又用一周时间制定作战计划，他准备起用波田支队作为进攻九江的尖刀部队。
波田支队的实力相当于日军的一个旅团，而支队长波田重一的军衔却比一般旅团长的少将衔还高一级，他是中将支队长。波田支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台湾人。甲午战争后，中国在黄海大战中败在日本人手里，美丽的宝岛割让给了日本，台湾成了日本的“领土”，台湾人也成了天皇的“臣民”， 许多台湾人起了日本名字，波田支队的官兵习惯了台湾的亚热带气候，武汉又是出了名的火炉。因此，冈村宁次认为，选择波田支队进攻武汉，是最理想的选择。
冈村宁次同波田俩人密商了三天，决定对九江采取偷袭。
7月22日晚上，大约八九点钟时，夜色如墨，微微细风，九江城内的第二兵团指挥部，张发奎正在同房东王老汉下棋。走了没几步，张发奎便听到窗外的雨声，心里不觉烦躁起来，他推开棋盘，站起来走到门口，只见门外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不觉自语道：“这鬼天气，真是糟糕透了，鬼子就是进了九江城，恐怕我们还不知道呢。”想到这里，他实在不放心，便拿起电话，与第十八军军长黄维通话。叮嘱他说，“今晚天气恶劣，要提高警惕，防备敌人进攻。尤其是姑塘第十一师，要加强值班。”最后还强调说，“彭善师长今晚不能上床睡觉。”
半夜，狂风大作，长江及鄱阳湖的水面上，波涛怒吼，搅海翻江。浪涛声、风声淹没了日军数十艘军舰的马达声。波田支队迅速在姑塘登陆。守军哨兵发现后鸣枪报警，等部队起床，日军已冲到了营房前。张发奎急令第十一师反击，同时命令第十五师、第一一八师增援，务必于拂晓前将波田支队赶下湖。
天亮了，张发奎满以为日军已被赶下了湖，谁知他拿起望远镜一看，竟被吓得呆若木鸡般愣在那里。映入他眼帘的是日军的几十架飞机轮番地轰炸，湖面上净是日军的军舰，增援的两个师被炮火拦在半路。第十一师孤军奋战，被波田支队撵得四处逃散……
张发奎急调四个师增援，却如泥牛入海无济于事。24、25日两天，反击失败。25日晚上，波田支队和第一○六师团蜂拥攻入九江城。
蒋介石对日军在九江登陆十分气愤，连下了三道命令，要张发奎夺回九江。张发奎是进是退决心难下，他手中的预备队第四军，在北伐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时，被誉为“铁军”。这是他起家的老本，他估计敌人攻势太猛，第四军拉上去恐拍也难以扭转乾坤。前思后想，他决定不做血本无归的事，如果部队拼光了，以后还凭什么来打持久战？权衡再三，再三权衡，张发奎做出决定，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