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看法认为，武装部队的成员主要应该忠于暂时掌握行政大权的人，而不
是他们誓死要保卫的国家及其宪法。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主张了。再没有什
么主张更能使人们对武装部队的忠诚表示怀疑了。”
我们不妨将这段讲话与他在被任命为联合国军司令时向杖鲁门总统所
作的保证作一比较。当时，亦即一九五Ｏ年七月十一日，他给总统发了如下
电文：“我已收到您任命我为联合国军司令的通知——我谨再次向您保证：
我本人对您绝对忠诚（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对您为争取世界和平与亲善所进
行的卓越斗争我将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我希望自己不会辜负您的信任和期
望。”使我惊讶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正是将军本人采取了一种“迄今尚不
为人所了解的看法，”一种不仅与文官政府的而且与武装部队的最基本的传
统格格不入的看法。陆军军官们立誓要捍卫的国家宪法没有任何关于忠于某
个人的内容，倒是在一开始就明确表达了我国人民支持文职政府拥有统帅权
的决心。宪法规定，总统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应在考虑参议院的建议并
征得参议院的同意之后任命各军种的所有军官。每个军官在接受任命时都规
定要服从总统或其继任者的命令，而决不要求对总统个人表示效忠。宪法丝
毫也没有暗示过，除“那些暂时掌握行政大极的人”之外，还允许有什么部
门或个人行使授予总统的权力和职责。可是，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追随者们似
乎就是这么干的。
由文官政府掌握统帅权的传统长期以来一直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政治
生活之中，以至于连最狡猾的诡辩家对此也无可挑剔。由宪法赋予美国总统
的这种巨大无比的权力伴随着中种相应的责任。在今天这个时代，由于我们
手中掌握着一种能在一瞬间使数亿人消亡、数亿人无家可归和贫困落魄的武
器，因而这种责任十分令人敬畏。可是，责任不同于权力，它不能委托给其
他的个人，不论此人是穿军装的还是不穿军装的。有关我们武装力量的许多
决定，如它的编成、维持、部署、任务等等，其中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给人
类的未来带来重大影响。允许任何人面却不允许我们当选的最高领导人制定
这类决策，这种理论还真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崭新理论。它带有极大的无法预
料的危险。
不管某些公众对麦克阿瑟的行为是如何地迁就，我们军官团要求每个
成员遵循的原则，却是不允许象将军在波士顿州议会会堂中发言时那样将忠
诚置于一个错误的位置上。在军队，职责这个概念现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面服从合法当局的领导则是履行职责的起码要求。征何一个军人，不论是小
兵还是五星上将，都无权擅自判断一项命令是否符合自己的看法。诚然他对
上级的忠诚需要由上级对他表示忠诚才能换得，但他对上级的权威则是要绝
对服从的。
此外，我决不同意有位作者的无稽之谈，说麦克阿瑟曾面临“一个军
人所碰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他怎能做到既忠于自己对宪法立下的誓言并为美
国的最大利益服务，又忠于当权的政府——他无法做到在同时服务于宪法和
政府的情况下对两者都承担义务。”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和朝鲜战争》第234 页，约瀚。斯帕尼尔著，
哈佛大学贝尔克纳帕出版社，1959 年出版。——作者）从麦克阿瑟一次值
得一提的很干脆的讲演中或许可以看出他最终还是懂得了上述的道理。他是
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在接受西尔韦纳斯·塞耶奖时向西点军校全体学员发表的
这次讲话。他说：“让公众去评论我国政府在施政中的功绩吧。。这些国家
大事不是你们应当参与的。”
可是，正是此人在十多年前曾发誓，“只要我认为符合美国人民的利
益，我就要经常地大声疾呼”。正是这个声音加入到了有关“我们的经济战
线”、我们的生活水准可能降到“最普通的水平”、“国家通货的价值和私人
所得日益减少”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公开辩论之中。可以肯定，在他奉劝自
己的年轻听众敬而远之、切勿涉足的“国内外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中，诸
如此类的问题是其中的核心问题。
那么，他在指出军官不应涉政时是不是把自己作为一种例外情况看待
了呢？是不是由于这些年来有了冷静地进行反省的机会而使他的思想发生变
化了呢？或者，他是否确实象詹姆斯·赖斯顿一九五O 年指出的那样，是“一
个天生的唯我独尊、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的人”呢？
与久负盛名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能相比的我们今天这些不出名的
小人物以及明天的无数其他无名之辈，必须继续根据历史的事实耐心地探求
伟大人物的是非功过。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望人类的命运得到改变，才能指望避免或减轻
人类的灾难。麦克阿瑟的事例有许许多多值得研究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
肯定，从这件事应该汲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军政当局之间应建立这种新的
正常关系。
如果在麦克阿瑟一再拒不执行指示之后，在将军对批准通过的方针、
政策公开制造舆论、表示不满之后，总统还不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那总统
本人就要犯玩忽职守的错误。就连麦克阿瑟早先也曾说过，作为一个总统，
把自己的职权交给任何一个下级（例如麦克阿瑟本人）都“不能算是委托，而
是放弃责任”。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总统并没有这样做。
甚至在今天还有人提出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打法、关于实现停火应采
取的手段等其他问题。这是一些与我们当前在亚洲面临的困难有明显联系的
问题。譬如：难道真的只有在停战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两者之间进行选
择吗？对我军加入战争的规模加以限制的战略是正确的战略吗？我们未能使
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全部力量对中国人的干预作出反应，是否应归咎于毫无
根据的恐惧心理？我们的子孙后代今后是否会被迫为这种悲剧性的让步付出
代价？停战谈判是不是只是共产党人把我们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果实抢走的
一个花招？其中的一些问题将有待历史来作出判断。不论我们如何认真严肃
地搜索古今某些相似的事例，我们都不可能准确地预言，如果不是作出了过
去那种选择而是作出了别的什么选择，我们会得到何种结局。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今日的某些误解是由于情况了解不够造成的，
某些所谓朝鲜战争的“教训”总结得并不正确。我十分尊重许多人看问题的
出发点和爱国主义精神，但我决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当真以为朝鲜战争
是一次军事、政治和精神上的可耻失败，以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采取了不折
不扣的姑息态度，丧失了国家的尊严。
正如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说明的那样，我当时的确很清楚：第8 集团
军的全体官兵深信，他们在一九五一年夏季是能够向前推进的，至少可以推
进到鸭绿江西部流域，还深信，在联合国海、空军支援下，他们能够在战术
上击败任何企图阻挡第8 集团军前进的中共或北朝鲜地面部队。但是，正如
我曾说过的那样，如果这样做，那就只会在我们的军事史上写下完全不同的
一页。因为，这样做，我们可能还得面临无休止的游击战，而且，我们很清
楚，南朝鲜地面部队是无力单独控制这些地区的。也许，美国人最后将被迫
同意在亚洲大陆保持一支庞大的部队，执行遥遥无期的绥靖任务。无疑，今
天还有某些人认为，我们当时应该封锁中国沿海，轰炸满洲基地，甚至投掷
原子弹。
但是，不仅是我，其他人也认为，这类行动并不能保证我们赢得军事
上的胜利。记录表明，总统、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时都认为，我们
暂时可能得到的东西根中无法补偿我们今后要长期失掉的东西。
当共产党中国在一九五０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秘密派出大量军队向我在
北朝鲜的部队发起突然进攻时，本来是有充分的理由向他们公开宣战的，甚
至有充分的理由向其位于鸭绿江以南的部队和江北的军事基地投放原子弹。
但是，我们对是否采取这类行动进行了慎重的辩论，最后，负责制定这种决
策的美国政府否决了这个方案。最终的决定是，仍坚持最初规定的那些在朝
鲜的目标（这些目标在仁川登陆后的一个短时期内有过变化），即粉碎侵略行
动，赶走侵略者，恢复朝鲜这一地区的和平，以及防止冲突扩大为第三次世
界大战。联合国中绝大部分非共产党成员国对这些决策都表示坚决赞同。
至于停战本身，我坚信（正如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的一期《新
闻周刊》杂志所记载的那样），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很希望停战，而且五角
大楼也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地面战争从六月份开始就处于一种相持状态。双
方都以远远超出军事需要的代价沿静止不变的战线保持着庞大的军队集团。
双方都面临一种很简单的选择：或者决心扩大战争，或者设法停战。我已经
谈过本人的如下看法，即向鸭绿江发动进攻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伤亡，而军事
上却又得不到多少好处。中国人无意把战争扩大到其他地区，也不希望他们
自己的国土遭受我空、海军的轰炸、炮击。很明显，停战对于双方都是有利
的。
事实证明，停战谈判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我内心始终坚信，除进行
谈判之外，再无其他合理的办法。武装侵略被阻止。侵略者被赶走。我军牢
牢地占领和控制了一个更有利的防御地带，这个防御地带大部分处于三八线
的北朝鲜一方，而不是南朝鲜一方。不错，在经过数次谈判之后，停战协定
即将签字之际，中国曾发动过一次强大的攻势。但是，它根本不象某些人所
指责的那样是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攻势。这次攻势只不过占领了几个警
戒阵地和一些没有多大战略价值的地区。而且，所有这些地方都完全位于三
八线以北。这次攻势只不过是敌人最后的一次徒劳的尝试，旨在将我们推向
一道比较难以防守的停战线上，以某种所谓的“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我
们牢牢地守住了坚固的防线，而没有采取有人提出的直接打击中国的对策。
鉴于上述所有情况，加之中国人也希望停止战争，难道这还不是进行谈判、
停止战争的时机吗？我们是否应该参加谈判姑且不谈，有一个情况是肯定
的，即从华盛顿发出的许多指示增加了我们整个谈判的困难，并且大大推迟
了最后协定的达成。这类指示曾不止一次地打乱我谈判代表的计划，使他们
失去了唯一可以博得共产党尊重的那种有力的支持。有这样一个最典型的例
子。在我方代表已表示坚持要在停战条款中写进禁止修建新机场和修复老机
场的内容之后，华盛顿还指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当时，由于我们
的轰炸，在整个北朝鲜已经不存在一个可供作战使用的机场了。如果没有上
述限制，共产党人就能够将其战斗机从满洲调至北朝鲜（停战协定一签定，
他们立即就这样做了）。这样，他们便能打击南朝鲜的深远后方。华盛顿的
这一命令实在让人有苦难言。
华盛顿还命令我们改变自己的如下立场（其理由是苏联没有参战），即
反对苏联象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作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
成员的立常这场战争是苏联怂恿、挑起的，对方作战的坦克、飞机、大炮也
是由苏联提供的。把这样一个国家也算成是中立国实在是天下奇闻，因此我
们竭力反对将其作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可是，华盛顿命令我们仅仅
把苏联与朝鲜有一条共同边界作为反对其担任监督委员会成员国的理由。这
个态度上的变化肯定会使共产党觉得我们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
另外，我并不认为由于举行停战谈判就使我国人民丧失了什么尊严。
我不相信我们国家的独立遭到了任何损害，也不相信深深扎根于我们心中的
道德观念、对上帝的信仰和为公理的最后胜利而献身的精神已淡漠下来。
五十年前，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时期（许多人对这个时期至今仍记忆犹
新）：在一个国家明确表示采取一项方针之后，即使军队土崩瓦解，人们也
不考虑进行谈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尼维尔之战和其
后十月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指挥的法兰德之战，使得千千万万个
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健儿们尸骨如山，血流成河。然而，不管为了何种原因，
获得何种好处，付出这样惨重的牺牲是否值得，历史肯定是要提出疑问的。
这种极其重大的损失当时确曾使某些政界人物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但是，
那一年虽然有进行谈判的好机会，他们却缺乏应有的眼光和勇气采取其他合
适的步骤，而继续在那里追求所谓“胜利”。结果，形成了军事上的相持局
面，双方的鲜血几乎流失殆荆其实，稍有头脑的人在当时都会采取行动停止
这场战争的。
劳埃德·乔治在视察前线之后说：“如果人民真能了解到实情，那么战
争明天就会停止。可是，他们自然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实际情况。记者们是
不会报道的，新闻检查也不会让真相透露出来。战场的情况令人毛骨悚然，
是人们精神上所不能忍受的。我感到我再也不能继续干这种流血的买卖了。”
（引自利昂。沃尔夫所著《在法兰德战撤一书。——作者）可是，几乎在同一
时刻，英国政府却正式要求美国派出五十万青年归英国指挥，进行“为期七
周的堑壕战训练——尔后到法国进行七天的测向洲练，再作为步兵投入战
斗。”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领导人拒绝让我们的青年人遭此厄运，没有把
他们派到战场上去当外国人的替死鬼。
他们坚决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不受协约国领导人随意支配的军队。
此时，“全面胜利”的诱惑力在法兰德仍然是那样令人无法抗拒。直到
十万条性命换得一小块深不可测的泥潭的愚蠢行为震动了将军和政客们之
后，直到苍天有眼、让冬季的大雪阻止了这一疯狂的行为之后，这场大屠杀
才告结束。
然而，在朝鲜，一出现可以停止相互杀戮的机会，我国政府便立即表
示了欢迎的态度。
那种破坏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而让美国自己单干的企图遭到了破产。
在实现停战之际，在朝鲜派有战斗部队的十六个盟国再次庄严声明：如果对
方再度采取侵略行动，他们将决心迅速作出回答，而且，那时，他们的作战
范围就不一定局限于朝鲜半岛了。
尽管我们失去了在朝鲜取得“全面胜利”的机会（如果在朝鲜真有过这
样一个可以创造这类丰功伟绩的机会），我们还是使国际共产主义遭到了有
史以来的第一次惨败。
我们也证明了集体安全的方针的确是行之有效的。如果联合国不是在
美国的领导之下迎头痛击了共产党人的挑战，那么，它本来会变得分崩离析，
软弱无力。
一九五一年四月，我在东京接任联合国军最高指挥职务之后，曾发表
过这样一个谈话：“我相信，在军事史上从未有过象今天这样有如此众多的
盟国这样和谐地并肩战斗，而且相互间又这样完全信任、尊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