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大量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中勾画的希特勒的形象并无二致：希特勒的智商无法胜任对国防军的指挥权。正如英国军事作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1948年，即和《希特勒档案》同一时期，所评价的，“希特勒有着天才的本能感觉，但也喜欢犯些低级错误”。1940年5月24号下达的所谓停止前进、允许英国部队撤出法国的命令无疑就属于这种低级错误。另一方面，无论是盟军将领还是希特勒都没有料到曼斯坦因越过马斯河直插运河海岸的冒险的“镰刀行动”会取得重大的战略成功。
回想起来，不占领英国也同样是这种决定战争命运的错误之一。由于不想冒失败的风险，希特勒曾多次推迟“海狮”行动。但是，究竟因为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征服英国，还是由于希特勒出于国内政策的原因而害怕牺牲太大，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这一考虑具有猜测的特点，只能姑且存疑。
在对苏战役中德国军事领导层也犯了决定战争命运的错误。由于从战略上将兵力分成A、B两个集团军同时向伏尔加河和高加索推进，导致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1942年德国的夏季进攻之所以选择高加索为进攻方向，是受了原料短缺的左右。希特勒认为如果不占领那儿的油田战争就无法继续打下去。
但盟军也分析错误，导致沉重的失败。如法国在1939年夏天放弃了一次进攻德国的机会，尽管后者已经向他宣战。1940年也没有轰炸在阿登山区向前推进的德国部队。1941年苏军在1939年划定的边境线上的进攻阵地也损失了300万战士。苏联军事上的瓦解看起来是迟早的事了。西线盟军1943、1944年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诺曼底的多次登陆行动中也犯下威胁到这些行动的成功的错误。
反希特勒联盟的胜利最终是赢在美国和苏联的经济优势。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军备产量就越高。但这一理智的结论是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研究后才得出的认识，所以《希特勒档案》没有得出这一结论不足为奇。
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1948/49年没有得出西线盟军的轰炸对战争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评论。因为无论在斯大林还是那些苏联的军官看来，这一评价贬低了苏联军队的胜利。然而有目的地轰炸德国的军备工业，其效果却是有目共睹的，尽管1942年1月到1943年5月德国军备工业产量翻了一倍多，直到1944年第四季度才明显回落。这此之前盟军就已经决定性地摧毁了某些领域，如飞机制造工业。从1943年开始德军就基本上无法发起空中和地面的联合行动了。诺曼底战役，阿登进攻战也一样，由于盟军的空中优势，国防军都无法打赢。
但《希特勒档案》的写作集体不是无缘无故地将重点放在德苏战争上的。就连德国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分析中也得出结论，东线是决定性的，如安德雷亚斯·希尔格鲁贝尔1965年就评价道：“欧洲中东及东南部大部分地区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时，西方盟军才于1944年大举登陆——政治上至少晚了两年，军事上是在德国国防军被重重削弱、行动自由已经瘫痪的情况下。”
最后，牺牲者的数据也支持了东线是关键的观点。根据俄罗斯历史学家最新的调查，在德苏战争中苏联方面的死亡军人为1127万。截至1945年1月31日，420万德军阵亡将士中有183万是死在德、苏前线。截至1945年5月9日，又有140万国防军和党卫军成员在同苏军的战斗中被打死。1941年至1945年，另有310万德国人被苏联俘虏。
这些数字反映了德、苏战争的无情。即便在侧重人物撰写的《希特勒档案》里也可读到这些数字。但仅在少数几处暗示了这场导致1840万平民死亡的对苏战争是一场种族灭绝战争。这些灭绝战争主要是由党卫军领导的，当然也有不空谈政治的国防军的份。
在“巴巴罗萨事件”第21a号补充指示中，党卫军在1941年3月13日就获得“准备政治统治”的全权，理由是“最终解决两个对立政治体制的斗争”。希特勒给国防军总司令的任务是为了保证“德国的经济”“充分利用这个国家”。国防军和党卫军应协同行动，但党卫军并不受国防军领导，而是挂靠关系。像常见的一样，希特勒的双重结构也造成了敌对，同时各机构互相推诿责任。而苏联共产党，即斯大林的政治上的让步助长了战争的极端化。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德国的宣传机构利用苏军对德国士兵和平民犯下的罪行有效地动员了所有的后备军。1945年2月28日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再一次在广播讲话中号召人们同“嗜血成性，复仇欲强（！）”的敌人战斗。纳粹省党部头目保尔·吉斯勒在1945年初的《慕尼战地邮报》上要求每个德国人心中都怀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仇恨，“这种仇恨必须释放出来，我们充满仇恨的信念必须像燃烧的火焰迎头扑向敌人”。《希特勒档案》里虽然不是如实记录了这一宣传，但基本上是正确反映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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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传部印刷的“大柏林保卫者作战报”《坦克熊》报上尽是坚持到底的呼吁和有关实际战况的谎言。如1945年4月25日出版的《坦克熊》报称“柏林红色潮水的防波堤”。同时它不得不承认，奥德河沿岸的布尔什维克们“借助大量物质”成功地“在一些窄小的地方”“撕开”了奥德河——尼斯河前线。４月25日的头条是“我们挺身坚守”。
读者在第一页发现了《不屈的呐喊》的标题下用粗体字写着的名言“我可以死，但我不可以成为奴隶，我不能看着德国被人奴役”。如果将乌利希·冯·胡滕的诗作简化成这句口号只是说说而已的话，几天前一个“人民步兵师”就不会得到人道主义者的称号了。除了这些仓促成立的部队、国防军的正规部队和武装党卫军，在马丁·鲍曼的推动下于1944年9月26日成立的人民冲锋军的队伍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也投入了战斗。各地的人民冲锋军由当地的国家社会党省党部头目领导。由鲍曼和时任补充陆军司令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指挥。年龄在16至60岁之间的男人全都被征召了。他们中约有20万人阵亡或被当作失踪了。在《希特勒档案》里从道德上谴责了人民冲锋军。回顾起来，德国这最后的困兽之斗在军事上毫无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装备很差，但这些濒死的队伍将苏军的胜利推迟了数个星期。他们短期地抵挡住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世界敌人”，“蒙古人的冲锋”——这是戈培尔1945年4月24号召柏林人时的说法。苏军虽然在四月就成功包围了柏林，但不能完全占领在雅尔塔公约上答应给他们的德国领土。实施戈培尔的坚持意志的是那位独裁者1945年3月20号在总理府花园里奖给他铁十字勋章的那样的希特勒青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既不怀疑宣传的真实性也不怀疑希特勒的领导才能。
但老兵们也一直战斗到希特勒自杀，尽管他们已经醒悟并且认为战争输掉了。他们掉进了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的道德陷阱里，它的箴言是海因里希·莱尔施1914年所写的诗作《战士的告别》中的两行诗。它的主要内容“德国必须生存，哪怕我们必须死去！”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者的无数墓碑上，每个学生在德语课上都要学这首诗。在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人当中，个人服从集体就像愿意为“人民”、“德国”、“旗帜”或“荣誉”这些抽象的概念而死一样是理所当然的。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成功的战斗机飞行员、戈林和里芬施塔尔的朋友恩斯特·乌德特将军1931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个人的生命“微不足道”，“汇入到我们的共同命运的河流中”。他把他对死亡的向往与对希特勒的信仰联系起来：“我们曾是没有旗帜的战士，我们重又打开了我们的旗帜，元首将它还给了我们，老战士们又值得生存了。”
因此不能确定《希特勒档案》的主角们是否真如文中表达的那样讨厌毫无意义的防守。1961年，历史学家珀西·恩斯特·施拉姆，《国防军总司令部的战争日记》一书的合作者和出版人，这样“评价历史”同战争幸存者的评价相吻合：“希特勒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早地预感和知道战争已经输了……他通过延长战争，让自己背上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即使在几十年之后，这场绝望战争的发起人中仍有一位认为那无数的牺牲是值得的。原帝国青年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这样玩世不恭地解释说：“那不是为了将希特勒的生命延长三天，而是为了不让忠诚从世界上消失。”
4．缺陷，《希特勒档案》中因政治原因造成的错误。
希特勒巧妙地充分利用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特征，通过谈论确实存在的和误以为的迫切的政治问题至少动员了大部分人。作为演说家，无论是在私下交谈还是群众集会上他都很有诱惑力。他的声音可直接打动感情的接受中心，他的“表演”在大众传媒工具落后的时代里独树一帜。
弗里德林德·瓦格纳，瓦格纳家族中惟一的希特勒评论家，觉得希特勒的讲话即使“声音沙哑”和“情绪化”，却像一股狂风，令人透不过气来，使人晕眩，让人激动。早在1931年，美国的剧作家专业杂志《名利场》就将希特勒排在当代最优秀的演说家之列。同年，影响很大的大众刊物《柏林画报》也在“被人谈论最多的演说家”一栏中将他同墨索里尼、斯大林和甘地排在一起。
《希特勒档案》中尽管提到这位独裁者讲话前的彩排和在镜子前“像只虚荣的孔雀”一样自我欣赏，但没有突出他的雄辩才能，虽然它对他的成功至关重要。
希特勒深谙如何去组建一个政党，将它用作夺取个人权力的合适工具。1933年国家社会党就壮大得超过一百万党员，从社会学角度看，是一个“抗议的人民党”。1933年后它发展成国家党，从而成了事实上的行政权力的载体。在他的个人统治中，希特勒将思想和恐怖意识同具有独特魅力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但放弃了社会革命。
而斯大林不具备个人的非凡魅力。其魅力是靠有组织的个人崇拜形成的。他靠党内斗争夺得权力，但作为独裁者，他却是至少不相上下的操纵官僚和恐怖机器的出色高手。他在塑造一场让共产主义世界制度成为现实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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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过分突出两位独裁者的差异，国家安全机构的创作集体将林格和京舍的供述删节得让人看不出希特勒有什么群众领导的天才。因此，无数的国家社会党的大型集会只是一带而过，对群众的影响也只是轻描淡写。而希特勒的非公开的活动占了很大篇幅，在内务委员会的案卷里极少展示希特勒幽默风趣的社会活动家的一面，绝大部分都是他的幸灾乐祸、玩世不恭或恶毒的言论。
不过，前苏联的编辑人员还是引用了显然是由京舍写的谈论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旗卫队的片段。即使在巴拉通湖战役失败、希特勒于1945年3月底取消了他们的名称之后，他们对他们的“元首”的无条件忠诚也能听得出来。在这里，威廉·蒙克的固执反应特别值得注意。他是政府区的最后一位作战司令。他在1945年4月对京舍说：“元首不想再理睬他的旗卫队，现在我们要让他看看，他仍然有一支旗卫队。”但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并没有研究希特勒是用什么方法来培养这种忠诚的。
如果《希特勒档案》中的这些疏忽有情可原，甚或无关痛痒的话，回顾起来，令人气愤的是内务委员会的审讯官们丝毫未作努力去澄清在德国的权力范围内屠杀犹太人的原因。仅在被德国国防军占领的苏联地区，从1941到1945年就有210万犹太人被杀害。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纳粹统治的犹太牺牲者人数总共超过了500万。若算上犹太人集中区和集中营中饿死和病死的，那么大屠杀牺牲者的人数肯定突破了600万。
尽管如此，苏联的审讯官们既没有设法复述希特勒的屠杀犹太人的指示，也没有描写他的反犹世界观，无论林格还是京舍都可以对此做出说明。仅在一处将希特勒同修建毒气室联系在了一起。《希特勒档案》里写道，希特勒“本人”对毒气室的研制很感兴趣。他甚至鉴定了希姆莱送给他看的模型和图纸，下令给设计者们“全方位的支持”。截至目前的研究认为，希特勒委派了党卫军实施种族灭绝，但又尽量不想知道细节。
希姆莱的传记作家理查德·布赖特曼在有关毒气车及毒气室的使用时评论道：“我们不知道希姆莱是如何迅速地将在东方消灭犹太人的新方法告诉元首的。”希姆莱1941年9月8号的一道命令表明，希特勒肯定知道有关毒气室及这些新的集体屠杀工具的屠杀能力的情况。希姆莱信上说，希特勒希望尽快将犹太人放逐出德意志帝国及总督辖区波兰。两天前希姆莱同希特勒在“狼穴”里长谈了好几个小时。
但《希特勒档案》中未提及大屠杀的原因显而易见。早在二战前和二战中就有大量的犹太人被国家安全机构所杀害或在象征性的审讯后当作政敌枪杀了。数字可能在几万人以上，但不精确。从1947年开始，暂时受到限制的迫害的强度和范围上都上升了。此外，这些迫害不仅仅只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是具有了明确的反犹倾向。
内务委员会的后任MWD负责这些镇压。国家安全部门的军官们组织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的控告，他们无须法院判决，仅听从斯大林或贝利亚的命令进行谋杀。《希特勒档案》是在苏联的反犹政治达到高潮时编写的。考虑到斯大林的明显的反犹观念，就不欢迎对屠杀犹太人的精确研究。
1939年…1941年间的德、苏联盟显然也是一个禁忌。《希特勒档案》里只提及了这一伙伴关系、及互不侵犯条约的一部份。既未写它的形成也没有描写结果。在叙述德国对波兰的战争时，苏联的编辑人员未提及他们的国家也同波兰进行过战争了。为《希特勒档案》制定的工作计划原先是计划讨论这个内容的。
但负责此书的内务委员会军官，中校帕尔帕洛夫和少校萨莱耶夫又抛弃了这个主意，这两位情报局官员再清楚不过，对于一个最紧密的苏联领导圈子来说，什么在政治上是适宜的——部分是根据了斯大林“大清洗”期间自己的镇压经验。
估计不应该提的不是同希特勒的“分赃”。因为苏联毕竟获得了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以及对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采取了行动。另外，苏联领导人也认为这样可以腾出一只手来对付蒙古和满洲边境上的日本。如果在《希特勒档案》里讨论了互不侵犯条约，就会让人回想起苏联领导层的几个严重的错误判断。
首先，接受德国瓜分东欧的建议看起来是划算的。为了赢得苏联的认可，希特勒向斯大林提供的比西方要多得多。政治局同样很清楚，这只是一场短暂的联盟。他的接班人赫鲁晓夫还记得斯大林的话：“这是一场相互欺骗的游戏。”
而德意志帝国却从条约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它能够暂时限制自给自足的努力，而不必调整经济方针。油及非铁金属的巨额贸易对德国军工业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幸亏有油的供应地法国战役中才得以回避预料会出现的燃料紧缺。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