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或14日夜里三点，布格多夫，山德尔，约翰迈耶尔、京舍，赫尔曼尼和弗里德尔聚集在希特勒掩体的会议室前厅里。像平时一样，夜里掩体里很安静。能清楚地听到风扇单调的嗡嗡声。赫尔曼尼和弗里德尔在会议室里铺好带来的东、西线作战地图。其他与会者还在前厅里交谈。几分钟后希特勒从他的房间里走了出来，他刚在那里由爱娃·勃劳恩和女秘书们陪着用过晚饭。他同布格多夫交谈了几句，走进会议室。在同赫尔曼尼和弗里德尔打过招呼之后，希特勒在桌旁他的沙发椅里坐下了。
赫尔曼尼开始汇报东线的战况。他报告了科斯特林—法兰克福一带奥德河沿岸苏军的进攻准备工作、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中央集团军的防守及维也纳到圣波尔滕的南方军团战区和捷克斯洛伐克布吕恩附近的激烈战斗。
弗里德尔汇报西线的战况。他报告说，美国人在图林根继续向东推进，占领了魏玛和耶拿两城。一直沉默不语、像是心不在焉地听着的希特勒突然问道：“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怎么样了？”（布痕瓦尔德，德国最大的集中营之一，位于魏玛附近。）弗里德尔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其他人偷偷地交换目光，耸耸肩。希特勒站起身。“费格赖因哪儿去了？”他问道。
京舍回答，费格赖因已经睡觉了。希特勒发火道：“睡觉了？让他立即来这里，或者，”他补充道，“算了。我找希姆莱谈。请帮我接通他！”
希姆莱睡意朦胧地问京舍道：“发生什么事了？”
但京舍已经将听筒递给了希特勒，自己拿起了耳机。
希特勒担忧地向希姆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犯人们哪里去了。希姆莱回答说：“最重要的”犯人已经被枪杀了，其余的因技术原因无法再运走。
希特勒脸色更苍白了。他急促地问道：“什么？没有运走？技术上做不到？为什么没有及时消灭掉他们？这下他们会十分开心地扑向国家社会主义者了！”
然后他更沙哑地补充道：“希姆莱，请您想办法让您的部下不要多愁善感！您真让我失望！”
说完，希特勒将听筒“啪”一声放回桌上，离开了房间。
四月上半月希特勒的日程大体如下：
中午1点到1点半由林格将他叫醒。希特勒搬进了他的掩体，根本不想再离开它。因此午间会议现在也不再是在新总理府举行，而是在元首掩体里。这种军事会议开始于下午4点左右，持续到晚上6点或7点。夜间军事会议随空袭柏林的时间长短于凌晨2点到3点举行，约持续1个小时。之前希特勒在他的工作室里同爱娃·勃劳恩和女秘书们一起喝茶。
《希特勒档案》14（5）
为了能有充足的睡眠，4名女秘书每天晚上两个一组轮流值班。喝茶时的谈话涉及各种话题：谈希特勒的副官们，如谈绍布的恋爱，或谈希特勒的总管卡嫩贝格，空袭让他吓得要命。但也谈到各种菜的烹调法，当然还有爱娃·勃劳恩的狗、希特勒的布隆蒂和它的沃尔夫。
由于希特勒失眠，大家一起直到凌晨5点或6点才睡。
希特勒看上去又老又累。他的头发花白了，腰躬得很深，跛着腿。他特别神经质和不安，比平时更容易发火，作出的决定自相矛盾。
4月初，除了左手哆嗦又出现了另一种病痛：他的右眼开始疼痛。他请柏林著名的眼科医生勒莱恩教授治疗。林格早晚必须给他往眼睛里滴可卡因眼药水止痛。希特勒对这种新的疾病说道：“现在我才正确体会到了，当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因忧虑重重而牙齿脱落时是什么样的感受。战争的痛苦带给我的是左手和右眼的疾病。”
讲到战争，希特勒总是强调必须战斗到最后一人。他说道：“我不想在十二点缺五分时终止战斗。我会继续战斗下去。”关于苏军对柏林的威胁，希特勒说：“七年战争时苏军一直打到柏林。但腓特烈大帝还是继续战斗。”
从此，希特勒参谋部里既不谈胜利也不谈失败。可以这样形容一般人的情绪状态：“要么我们赢，那样一切都好，要么我们输，那么——哪管它身后洪水滔滔。”
希特勒满心希望奥德河前线能守住。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对这个前线的支援。在他和戈培尔发布的“保卫奥德河就是保卫柏林”的口号下，每天都将搜罗起来的最后的后备军派往前线。从柏林守备部队里抽调出120个高炮部队炮兵连，派往前线参加同苏军的地面博斗。希特勒决定同苏联人战斗到底，他感觉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就职演说是对他的支持。杜鲁门宣称，“美国的战场不在欧洲，而在东亚。”希特勒是这样理解这些话的：只要他继续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战，杜鲁门的美国就不会在背后偷袭他。
早在1945年4月的头几天，希特勒就将奥地利的三名省党部头目召去了柏林——因斯布鲁克的霍费尔，克拉根富特的乌伊贝赖特尔和林茨的艾格鲁贝尔。希特勒同他们讨论时鲍曼在场。事关在奥地利高山修建一座“阿尔卑斯要塞”，用作继续战争的“最后堡垒”。
除了奥地利的群山，阿尔卑斯要塞还应该包括萨尔茨堡—巴特赖兴哈尔—贝希特斯加登地区。鲍曼和凯特尔已经做好了技术性防护措施，将德国所有的最高领导机构安置在这里——希特勒的大本营，国防军总司令部，陆军总司令部，党的办公厅，帝国各部委和其它国家机构。修建了掩体，铺设了电话线，建立了地下供应仓库。希特勒车队的大部分已经搬到了上萨尔茨山。他的专列停在慕尼黑附近一座森林里的一条侧轨上。希特勒的由15架福克—伍尔夫200和容克52组成的飞行中队，停在柏林以西20公里处的加托夫机场上随时准备起飞。鲍曼越来越经常地谈到，希特勒的大本营必须尽快搬去上萨尔茨山。但希特勒拒绝了所有这一类的建议，讲：“只要前线还在奥德河畔，我就留在柏林。”
同奥地利省党部头目们会谈过之后，希特勒也同东线中央集团军总司令斐迪南·舍纳谈了修建阿尔卑斯要塞的事情。斐迪南·舍纳同鲍曼、布格多夫和费格赖因关系密切，盲目地服从希特勒。他为此获得过金色党章。希特勒称他是自己最优秀的将军，听从他的建议。参加上述谈话的除了希特勒和舍纳还有布格多夫、费格赖因、京舍和舍纳参谋部的作战处处长，总参谋部的冯·特洛塔上校。舍纳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个增援被苏军包围的西里西亚城市布雷斯劳的计划。舍纳的建议使希特勒情绪高涨。他满意和赞许地拍拍这位将军的肩。然后希特勒又同他私下交谈了三四个小时。将他晋升为陆军元帅。希特勒参谋部的人知道，这次商谈时他告诉了舍纳他要在阿尔卑斯山里继续战斗的计划。他要求舍纳担任他的最后堡垒、阿尔卑斯要塞的司令。
哪些将军最忠于希特勒，这在这几天里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凯特尔，约德尔，克莱布斯，科勒尔，格莱姆，温克，布希，凯瑟林和邓尼茨。
党的领导层里有鲍曼，戈培尔，雷和“希特勒青年团”领袖阿克斯曼同希特勒关系最密切。
党的领导层的所有线索都汇聚在鲍曼那里。党的机构，纳粹党的所有帝国领导和省党部头目都由他亲自领导。他同已被英美人占领的德国地区的省党部头目保持着无线电和电报联系。同被苏军占领地区的省党部头目没有这种联系，因为正如已经提到过的，所有高层党组织事先都已迁去了西方。鲍曼通过这些联系了解所有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党的领导层里由他单独将这些情况向希特勒汇报。鲍曼从德国西部英美人占领区收到的情报显示，占领军当局不仅没有迫害纳粹党成员，甚至让一些人留在管理位置上。当鲍曼将此事报告希特勒时，他同时强调，将党的年轻干部从东德派到西方去是多么正确，因为在那里有机会维持党的生存。
鲍曼不遗余力地将国家社会党的领导权独自控制在手里，以便在希特勒那里获得一个特殊的地位。
为此他要求希特勒的副官们，未经他的同意不许党内任何领导见希特勒。他的理由是，军事问题已经让希特勒够忙的了。鲍曼也负责组建“人民冲锋军”和德国东部居民的疏散。当谈到战争的结局时，他不停地重复说，德国将会同西方列强达成军事协议，一起继续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战。
《希特勒档案》14（6）
纳粹党的最高宣传员和柏林防御专员戈培尔对希特勒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获得了希特勒的无限信任。说到欺骗德国人民，戈培尔是希特勒的传声筒。他用谎言呼吁人民将一场事实上已经输掉了的战争进行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
在这些日子里，戈培尔比任何人都更起劲地逼迫柏林民众——男女老少——在严厉报复的威胁下——去建设防御工事。他下令，当苏军出现在柏林街头时，如果有谁亮起一面白旗或红旗，就将他枪毙或绞死。这道命令由戈培尔领导的柏林“人民冲锋军”的党员干部以希特勒的名义执行。
在被迫从事这种强制劳动的饥俄的柏林人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则讽刺笑话：“拿大大的希特勒画像交换小小的韦特勒面包。”（韦特勒是柏林一家大面包店的老板）。
这些日子里戈培尔又重新穿上了他那件掉了色的旧皮大衣，希特勒上台前他就穿着它跑来跑去。他这样做是要向柏林人民显示他是“来自人民的人”。
戈培尔支持希特勒不顾一切将战争继续下去的决定。他使用的是如下这些可笑的理由：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之后，纳粹党丢失了无数选票，处境不利，而共产党获得了大批选票。尽管如此，戈培尔说道，党还是上台了。这场战争中也会发生奇迹，国家社会主义必将会赢。
戈培尔的这种想法深深打动了希特勒。这下他也不断地重复：“我战胜了德国的共产主义。我也会消灭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
于是希特勒的卫队里流传着这样的笑话：莎拉·丽昂德尔被邀请到总理府，在那里唱：“我知道，有一天将会发生奇迹……”（这首歌是她当时在一部德国爱情影片里演唱的。）
戈培尔无所畏惧，强迫德国人民继续为这场战争流血，为此他甚至努力效仿拿破仑时代的例子。电影导演韦特·哈兰接到任务，导演一部名叫《科尔贝格》的彩色影片。影片内容是，在拿破仑占领德国期间，法国部队徒劳地占领了波莫瑞的科尔贝格城好几个月，因为普鲁士守备部队和民众尽管牺牲很大和严重馈乏却不肯投降。这部影片是要告诉守备部队和柏林人民，如何同冲锋的苏军作战。
由于苏军很快就突破到了奥德河，德国投降了，《科尔贝格》再也没能上演。不过戈培尔在赫尔曼－戈林街他的别墅里为柏林警卫团的军官和指挥未成年人的“人民冲锋军”部队、所谓的消灭坦克部队的“希特勒青年团”的指挥员们组织了一场首映。戈培尔也邀请了阿克斯曼、京舍、希特勒参谋部的作战司令斯特莱伍上校及柏林某城区司令贝伦冯格尔中校。到场的共有80人。影片放完后戈培尔发表了一通基本原则演说。他解释说，这部影片是要教柏林人民以科尔贝格为榜样。即使城里连石头也没了，柏林人也应该用手指和牙齿保卫他们的废墟。
放映前戈培尔请客人们用晚餐。他整个的虚伪暴露无遗。为了显示战争时期他也很紧缺，所有的客人都必须为这顿晚饭付给他食品券。邀请里写明，要他们将食品券交到衣帽室。晚饭也只有少量的面包和土豆，再加一小块肉及啤酒，凭食品券只能得到这些东西。可是，当大多数客人走了，只有最亲密的几位——阿克斯曼，斯特莱伍和京舍——留了下来时，画面就变了。戈培尔打开厨房和地下室。在他的妻子和住在戈培尔别墅里的帝国剧院舞台设计师冯·阿伦特的妻子的料理下，各种各样的美食、香槟和鸡尾酒都端上桌来了。戈培尔整个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他作为帝国防御专员在受邀前来的军官们面前摆出的严肃神情像被风吹走了似的。戈培尔大讲笑话。再也没谈及战争。
他讲1933年纳粹上台前他生活中的轶事。比如，希特勒一上台他就将地方医疗保险的职员、统统是社会民主党人，赶了出去，换上了他的冲锋队打手。这样不行。那些冲锋队员们只是蹲在写字台旁，嘴叼粗粗的雪茄，同女秘书们调情、喝酒。所有的工作他们都以殴打相威胁交给留下的不多的老职员去做。戈培尔笑着说，他旁观了一段时间，但后来不得不干涉，要不然医疗保险公司就会破产了。可将这些冲锋队员们从那里再赶走并不那么容易。他们不想束手让位。他们将派去处理此事的警察部队狠狠殴打了一通，寄给戈培尔一封抗议信，提出了最后通牒，要么将他们的工作岗位还给他们要么自己挨一顿揍。既然他能做部长，他们也就可以做医疗保险公司的职员。戈培尔又笑着补充说，他最终还是安抚了他们，给了他们另一些收入高、工作少的工作。
1945年4月，雷也想表现为伟大的军事领袖。他出现在奥德河前线，乘车穿过后方地区，参观小型军备工厂，呼吁国家社会党的县长和副总指挥们坚决抵抗苏联人。雷由国家社会党组织中的妇女、少女和少年们组建了一支“部队”，授给它一个动听的名字“‘阿道夫·希特勒’志愿军团”。他经常给希特勒打电话，去掩体里看望他，向他报告，为了阻挡住苏联人，他正从事着多么“巨大的”工作。有一回他甚至告诉希特勒，他认识一个发明出了“死亡光束”的人。可事实表明，正如他所有的忙乎一样，那只是炽热的空气。
实际上，55岁的雷大多数时间都是同他的情妇，一位18岁的女舞蹈演员，在柏林达莱姆区他的豪华大别墅里度过的。谈情说爱之余他撰写报刊文章，呼吁德国人民支持他们的元首，要求奥德河的士兵们，流尽最后一滴血，同苏联人作战。党魁雷让他的情妇编辑对忍饥挨饿、受苦受难的人民的呼吁，然后发表在柏林最大的国家社会党党报《进攻报》上。
《希特勒档案》14（7）
雷的职业是化学家，直到希特勒上台前一直在勒弗库森的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工作。希特勒任命他为所谓劳工阵线的负责人，取代被纳粹分子破坏了的工会。他认为雷是位天才的工人领袖。而谁都知道雷是个酒鬼和登徒子。他的第一位妻子因他多搞女人同他离婚了。雷同她生有三个孩子的第二位妻子同样因为他的荒淫于1943年在埃森附近的瓦尔德布吕尔他的庄园上开枪自杀了。可希特勒庇护他。他解释说：“雷是个了解工人、会同他们打交道的人。”
1945年3、4月，希特勒将“希特勒青年团”帝国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拉到了自己身边。纳粹上台前他领导着柏林的希特勒青年团组织。1940年他取代了该组织的最高领导巴杜尔·冯·希拉赫。阿克斯曼同戈培尔是朋友。希特勒很喜欢他。他曾随一个党卫军师上过前线，在一次重伤中丢掉了右臂。阿克斯曼本来也应该同纳粹党的其他年轻干部一起去被美国人和英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领导分散在那里的“希特勒青年团”地下小组、参与国家社会党的重建工作的。但阿克斯曼主动留在了柏林。他声称，只有当希特勒离开了柏林之后，他才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