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主席。
此后，毛泽东的职务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是第一位成熟的领袖。当年围坐在李公馆大餐桌四周的十五位出席“一大”的人中，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人。即便是他的政敌，也无法否认这样的客观事实：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成功地领导中国共产党战胜了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接着，他又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毛泽东是一位久经风霜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深谙韬略的军事家——虽然他没有军衔，但是他实际上堪称大元帅。他不愿意像斯大林那样给自己授大元帅之衔。
毛泽东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一位勤于笔耕的著作巨匠。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被视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他的思想影响而言，远远超出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超出了二十世纪。
他也有明显的失误。如同邓小平所说：“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二九四至二九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便在于发动了“文革”。
邓小平说了一句非常生动的话：“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二九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关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对他的一生的评价：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八部分：锤炼陈望道脱党又重新入党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上海高干医院——华东医院里，正在供应晚餐。晚餐是可口的馄饨。一位八十七岁高龄的瘦弱病人才吃了一个馄饨，便吐了出来。他摇摇头，轻声对守在床前的曾是他的研究生的陈光磊说道：“我吃不下。”
他躺了下来。护士走进来收拾碗盘。当护士离去时，他忽地伸出手来轻轻挥动，仿佛向她致谢、告别——这是他入院后从未有过的动作。
就从这个晚上开始，他的病情恶化了，再也说不出话来。医院的大夫、护士日夜轮流看护着他……
他便是当年《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中译本的译者陈望道，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陈望道曾与陈独秀有过密切的合作。陈独秀一九二○年底去广州时，委托陈望道主持上海《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然而，没多久，陈望道与陈独秀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其中的缘由，如同邓明以的《陈望道》
《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五卷，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一文所写的那样：
“正当陈望道等积极参与筹备召开党的‘一大’之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据李达回忆说：‘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不料这一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陈独秀曾蛮横地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如尚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竟然为此感到疾首痛心。于是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把李、陈二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见到施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千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引者注：陈望道一九五一年写的思想小结）。于是他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陈望道一气之下，就表示今后不愿再接受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提出脱离组织的请求，并因此而未去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陈望道虽然没有出席党的‘一大’，但当时也没有脱离党的组织。”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担任第一任书记（又称委员长）。
但是，陈望道仍不满于陈独秀家长式作风，再度要求退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曾派茅盾劝说当时要求退党的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三人。
茅盾回忆道：
“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望道、邵力子解释，请他们不要出党。结果，邵力子同意，陈望道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然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二四○至二四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从此，陈望道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投身于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和学术研究。他担任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一九二七年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他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与鲁迅有着密切交往。一九三四年九月他在鲁迅支持下，创办进步刊物《太白》。他从事修辞学研究，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了开山之作《修辞学发凡》。
解放后，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于各种社会活动之中。
他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六○年冬起，他担任修订《辞海》的总主编。
陈望道毕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一九五六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他这位老朋友，谈起往事，更使他强烈地希望重返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向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要求。
陈望道的身份、资历非同一般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要求重新入党，不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所能决定的。
中国复旦大学党委逐级向上请示，最后把报告送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主席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他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这是毛泽东原话的大意。据陈光磊一九九○年三月十八日与笔者谈话时，回忆陈望道生前曾告诉他毛泽东的这一段话。）
就这样，陈望道于一九五七年六月，由中国共产党中央直接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陈望道重新入党之后，没有公开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仍以非中国共产党人士的面目参与社会活动。直至一九七三年八月，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十大”代表出席会议，他的名字出现于代表名单之中，人们才惊讶地得知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文革”之初，陈望道在复旦大学曾遭到大字报的猛烈攻击，说他“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北京大学校长陆平蒙尘，他作为复旦大学校长亦受重炮猛轰。
陈望道的体质颇好。他自幼练过武功，据云，徒手可对付三四个未曾学过武术的人，有一根棍子则可对付十来个人。陈光磊是他在解放后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据陈光磊回忆，陈望道曾叮嘱过他：“我睡着时，有急事，你只可喊我，不可用手拉我。”原来，他睡觉时，总是双手握拳于胸前，谁拉他一下，他会“条件反射”，那拳头就会在睡梦中“出击”！
往常，他若不慎跌跤，用一只手轻轻一撑，便会一跃站正，然而，一九六八年，有一天参加“抗大清队学习班”（“抗大清队学习班”，指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那种精神、作风去“清理阶级队伍”），他在复旦大学教学楼前滑倒而起不来，便叹道：“功散了，体力大不如前了！”
“文革”的冲击，加上夫人蔡葵在一九六四年患脑瘤故世，这两桩事使陈望道老态骤增，头发稀疏，精神大不如前。所幸中国共产党中央通知上海要保护陈望道，这才使他免受那些批斗。他在极度的孤寂之中，仍坚持研究修辞学。他的卧室里堆满了书。他日坐书城，埋头学问。儿子陈振新和儿媳朱良玉照料着他的生活。
他家在二楼。楼下便是语言研究室。他的学生们，也细心照看着他。
陈望道年轻时，性格异常急躁，雅号“红头火柴”。历经磨难，他变成了“黑头火柴”，变得“安全”起来。人们尊称他为“陈望老”，雅号“城隍佬”。
老人怕跌。自从他“功散了”之后，他在家中又跌了一次。晚年，他不得不三天两头住进医院。但是，他的头脑仍很清楚，思维很有条理，仍能清楚地与人谈话。
自从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晚病危之后，他变得气短、气急，不能言语。经过医生抢救，呼吸一度恢复正常，双眼能够睁开，见到前来看望的熟人尚能颔首致意。
毕竟已是八十七岁高龄。正常的呼吸维持不了多久，又转急了。
医生们全力抢救，给他进行人工呼吸。
抢救进行了一个多星期。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凌晨四时，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九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为陈望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他去世之后，他的遗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四卷出版——《陈望道文集》。其中第四卷为译著及有关翻译的文章。他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收入了第四卷。
第八部分：锤炼“栖梧老人”原来是包惠僧 1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出版的《新观察》杂志，刊载了署名“栖梧老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
这篇文章以当事者亲历的笔调，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显然，作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外国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们当即把此文看作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新文献。他们在写作论文时，引述了这篇文献，并注意到以“栖梧老人”名义发表的其他著作。
道夫·宾在他的《对〈有关斯内夫利特战略的中文资料〉一文的答复》《中国季刊》第五十六期。中指出：
“让我们首先来谈这个栖梧老人。一九五七年他写了四篇文章和一本书，从互相参照这些材料的内容来看，作者无疑就是包惠僧。周策纵教授和W郭两人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三位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的分析、判断，完全正确：“栖梧老人”，正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包惠僧。
包惠僧不用真名而以笔名“栖梧老人”发表回忆文章，是因为他大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感。
他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从澳门回到北京的。如他所言，最初，“我除了学习以外，甚么事也不敢做。谢觉哉部长常鼓励我写点‘社会观感’、‘人口问题’之类的文章，其他领导同志也鼓励我写有关革命历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写。……”
包惠僧，新闻记者出身，写文章原是看家本领。他如此“不敢写”，是有着他的重重顾虑……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的最初几年，他的表现是不错的。他先是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周刊》。自一九二二年起，他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兼支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共产党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
一九二四年，他奉中国共产党之命加入国民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校长蒋介石共事。
此后，历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黄博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一九二七年一月，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包惠僧回忆录》中，是这样自述脱党的经过的（写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一日）：
“我约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前后，奉共产党中央军委周恩来同志之命，到南昌待命，并准备接江西省军委工作。我先到南昌，周恩来同志后到，他告诉我：‘不必在江西作长久之打算，要随军南征。’派我任《前敌日报》主编。《前敌日报》没来得及成立，南昌宣布起义。事有凑巧，我又病了，周恩来同志叫我在南昌暂时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他给我写了介绍信，我在南昌一个表亲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化装逃出南昌，到九江搭船回了我的故乡黄冈。当时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乡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也没有找到组织。武汉也呆不下去，即带着妻子逃到江苏高邮（妻家）暂行避难。在高邮住了两个多月，风声不好，才逃往上海。我会见了李达（他此时已脱党多年）、施存统、马哲民等。上海的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
自从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卖文为生，办《现代中国》杂志，混了三年半。
一九三一年，借助于他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有过共事关系，当上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一九三六年，包惠僧由武官转为文官，任内政部参事。他在陈独秀临死前，去江津看望他，那时他在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做事。一九四四年起，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一九四七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政府风雨飘摇，从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申请遣散，带着家眷到了澳门。
包惠僧面临着抉择：去台湾？去北平？还是留在澳门？
他终于下了决心，回到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朋友中去。
第八部分：锤炼“栖梧老人”原来是包惠僧 2
他给北平打了电报，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
“约一个星期，接到中国共产党复电，叫我回来。我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回到北京。回北京第二天，董老（引者注：即董必武）请我吃饭。他对我说：‘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周总理请我到中南海吃饭。他同我见面之后，对我还是以老朋友相待，我们作了长谈。周总理给我的礼遇和温暖，我几乎感激得流出泪来。一九五○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