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表明，陈公博离开广州的日期是七月十四日，抵沪是七月二十一日。抵沪的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即七月二十二日。如此这般，可以推知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在七月二十二日或稍后……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馆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义，因为第九卷第三号的《新青年》标明“广州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发行”，所载文章怎么可能是记述在七月一日之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呢？
不过，考证了当时《新青年》的出版情况，误期是经常的，这期《新青年》实际是在八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这一疑义。
以后，从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查到一篇极为重要的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者没有署名。从文中提及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指共产主义小组）在“去年”成立，而文章又记述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经过，表明此文是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写的。从文章中谈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这样的语气来看，作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极可能是出自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开头部分，就很明确点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六月二十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这里，非常清楚地点出了“七月二十三日”这个日子。报告是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写的，对于“七月二十三日”不会有记忆上的错误。
不过，仔细推敲一下，又产生新的疑问：因为代表们“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并不一定意味着大会在当天开幕。
陈公博是七月二十一日抵沪。很可能，在七月二十三日抵沪的是周佛海——因为当时上海与日本之间通信靠船运，从日本来沪也只能坐船，颇费时日。何况，他不在东京，而在交通不甚便利的鹿儿岛。
不过，这份报告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大”开幕之日绝不可能早于七月二十三日。
详细探讨这一重要课题的是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邵维正。他在一九八○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
邵维正的论文，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证，即（一）从代表行踪来看。（二）从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来看。（三）从当时的文字记载来看。
他的论文最后推定：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开幕。
董必武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四日谈中国共产党“一大”时，曾说：
“七月一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那〔哪〕个说得到的。”《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三六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邵维正的论文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受到了胡乔木的赞许，并荣立二等功。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为邵维正的论文加了如下编者按：
“本文作者依据国内外大量史料，并亲自进行了多次访问，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作了深入研究和考证。此文以确凿的第一手资料和有说服力的分析，论证一大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十三人，从而解决了有关‘一大’的两个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
关于邵维正的最重要的论证，本书将在后面述及。
不过，现在虽然已经查清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开幕，但是考虑到多年来已经习惯于在七月一日纪念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因此有关庆祝活动仍照旧在七月一日举行。
第七部分：成立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
酷暑之中的上海，在晚上七时之后，天才慢慢地黑下来。人们在马路边、在石库门房子的小天井、在阳台，躺在藤椅、竹椅上，一边挥摇着蒲扇，一边啃着西瓜。
法租界贝勒路是一条并不热闹的马路。在朦胧的暮色之中，坐落在望志路和贝勒路交叉口的那一幢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房子后门，不时闪进一条条黑影。
这幢房子，人称“李公馆”——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在此居住。
李书城家原本住在离此不远的三益里十七号，那里三楼三底，房子比这里大。当时李家人口众多，有李书城的母亲王氏、妻子甘世瑜、长女李声歆、次女李声韵、次子李声茂（后来改名李声宏）。长子李声华当时在日本留学，但是在暑假里有时回国探亲。弟弟李汉俊也在日本留学，但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李声簧、李声馥也住在这里。此外，还有厨师、保姆（李家称“娘姨”）。三益里的房子是泰利洋房的房产。李家人多，因此租的房子也大。
李书城的妻子甘世瑜在一九一七年患肺病去世。李汉俊的妻子陈氏也于一九一八年去世。李书城的母亲在一九二○年秋天，要送三个灵柩（李书城的父亲李金以及李书城和李汉俊的妻子）回湖北潜江老家安葬，这时李声簧、李声茂、李声歆、李声韵同去，已经从日本回国的李汉俊也送他们去，李家人口顿减。三益里十七号的房子大，房租每月要七八十元。李书城看中贝勒路树德里新建的石库门房子，便租了二楼二底，即望志路一○六号、一○八号，搬了过去。
随李书城一起迁入望志路新居的，还有一位比他小二十四岁的小姐。
这位小姐姓薛名文淑，不是湖北人，而是上海松江人氏。
薛、李两人，本来素不相识。薛家是上海松江县雇农，生活窘迫，薛文淑便以演唱谋生。在广州偶然邂逅李书城。听说薛文淑是上海人，李书城便说：“我家在上海。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到我家来找我。”
李书城给她留下了家中的地址。
一九二○年春，十四岁的薛文淑来到了上海三益里。李书城收留了她，让她寄居在他家。
据薛文淑回忆：
“当时黄兴的遗孀徐宗汉住在贝勒路的一处房子，请了一位湖南老先生当家庭教师，我便同她的子女一美、一球等一起从老先生补习功课，准备投考学校。
“不久，我上了民生学校，与邵力子的姨妹王秀凤同学。邵家住在我们的斜对门。”
迁往望志路之后，李家只有四口人，即李书城、李汉俊、李书城的九岁的女儿李声韵、薛文淑。另外，还有一位二十多岁的警卫，名叫梁平，一位四十多岁的厨师廖师傅以及一位三十多岁的安徽娘姨。
薛文淑这时改在博文女校上学，一般上午上课，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在家复习功课。
这时候，来找李汉俊的朋友更多了。只是薛文淑在三益里时见到过的两位小姐不大来了，常来的是一位姓陈的小姐，模样姣美，跟李汉俊学外语。
一九二一年春，三十九岁的李书城和十五岁的薛文淑在望志路结婚。新房设在一○八号楼上，那里隔成前后两间，前面会客，后面为卧室。楼下也是两间，前面的房间是警卫梁平和厨师廖师傅的卧室，后面为厨房。前后房中间为过道。
一○六号楼上，也隔成两间，前屋为李汉俊卧室兼书房，后屋是李声韵和娘姨卧室。楼下前屋为餐厅，放了一张乒乓球桌那么大的长方大餐桌。那是从三益里带过来的。在三益里时，李家人口众多，所以要用这么大的餐桌。楼下后屋是洗澡间，备有日本式的洗澡大木桶。
一○六号和一○八号内部打通，共用一○六号的一个斜度较大的楼梯。上楼之后，先走过李汉俊的房间，朝西走，则是李书城的卧室。
新婚不久，李书城带着警卫梁平到湖南去了，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
这么一来，望志路上的李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厨师、娘姨和年幼的李声韵。薛文淑不过十五岁，不懂世事。厨师和娘姨不识字，因此从不过问李汉俊跟那些穿长衫、西装的朋友们高谈阔论些什么。
本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住在博文女校，倘若就在那里开会，当然方便。不过，两个外国人进出一所女子学校，很容易引起密探的注意。一旦招惹麻烦，一网打尽，便无处遁逃。
“到我家里开会吧。”李汉俊一提议，马上得到李达的支持。确实，李公馆是一个很合适的开会场所。那里离博文女校很近，而且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
于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晚，穿长衫的，穿对襟纺绸白上衣的，穿西式衬衫结着领带的，留八字胡的、络腮胡子的，教授派头的，学生模样的，一个又一个走进李公馆后门……
第七部分：成立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
李公馆楼下餐厅，那张长方大餐桌四周，坐满了十五个人。
晚八时多，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就在这间十几平方米的餐厅里揭开。
从莫斯科，从伊尔库茨克，从日本，从中国的北方、南方，操德语、英语的，说俄语的，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山东、广东、贵州口音的，乘远洋海轮、长江轮船，坐长途火车，十五位代表终于头一回聚集在一起。
餐厅里开着发出黄晕光线的电灯。餐桌上放着一对荷叶边粉红色花瓶，插着鲜花——那花瓶原是李书城和薛文淑几个月前结婚时置的。鲜花给这次难得的聚会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桌子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据董必武回忆说没有台布，而薛文淑则回忆说李家长年铺白台布，显然久居那里的薛文淑的回忆比较可靠）。桌上还放着紫铜烟灰缸、白瓷茶具和几份油印文件。
桌子四周放了“一打”——十二只橙黄色的圆凳，加上两对四把紫色椅子，有了十六个座位。初次的会议很随便，先来先坐，后到后坐，并不讲究座次的排列顺序。
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紧挨着大餐桌而坐。
昨日在预备会上被推选为主席的张国焘，已经预先作了些准备。他在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之后，向大家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二十四岁的他，比三十一岁的“二李”活跃，富有交际能力，主持大会。“二李”是主人，反而没有主持会议。
张国焘在报告了筹备经过之后，提出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张国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谈了四点意见：
“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由于原件已无从寻觅，各种回忆录说法不一。笔者此处所引的是香港三联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司马璐著《中国共产党党史暨文献选粹》一书，它是综合了张国焘《我的回忆》、美国《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七年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在华苏联顾问文件》及那本张作霖下令编印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三书而归纳的。）
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这位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正在发挥他的一技之长——翻译。他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有时，坐在马林另一侧的李汉俊也翻译几句。
张国焘讲了二十来分钟，也就结束了。
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马林这人讲起话来，声若洪钟，滔滔不绝，一派宣传鼓动家本色。
马林一开头便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
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向他的东方战友们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马林非常强调地指出：
“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当刘仁静把这段话译成汉语，会场的气氛变得静穆紧张。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在琢磨、思索马林的这段话。不言而喻，马林的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应当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当马林谈及了他和列宁在莫斯科的会见，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列宁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马林说起列宁对中国的关怀，期望着建立共产党，期望着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代表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倘不是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以免惊动密探，代表们定然会热烈地鼓起掌来。
马林还说及自己在荷属东印度当年的工作情况，说及自己怎样组织和建立印尼共产党……
马林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一直讲到子夜。
他这一席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给包惠僧留下的印象是：“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马林讲毕之后，尼柯尔斯基致辞。
尼柯尔斯基如何致辞是个谜。因为刘仁静回忆说，“他不懂英语”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一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刘仁静当时担任英语翻译，因此他的这一回忆应当是比较可靠的。然而，在场的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一懂俄语。那么，尼柯尔斯基是怎么发言的呢？笔者就此事请教过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李俊臣，据告，尼柯尔斯基稍懂英语；而马林稍懂俄语。
大约由于语言关系，也由于毕竟年轻，尼柯尔斯基致辞很简单。他在向中国共产党“一大”表示祝贺之后，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并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此外，他还介绍了刚刚成立的红色工会国际的情况，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重视工人运动——大概这番话给中国共产党代表们留下较深的印象，以至后来误传他是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
尼柯尔斯基讲毕，张国焘便宣布散会。
当代表们分批走出李公馆的后门时，黑黢黢的夜如墨染一般，这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唯一一次全体到齐的会议。
在这黝黑的暗夜之中，老百姓早已酣然入梦，然而，那些嗅觉异常灵敏的人物仍睁着眼睛。
法租界的密探们是不是从这个夜晚起就开始监视李公馆，尚不得而知。不过，李公馆后来处于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之中，却是事实……
第七部分：成立一番又一番激烈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