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博物学家仍然喜欢钻研动物遗骸。比如，弗雷德里克·居维叶乐于解剖任何死在巴黎植物园中的动物。19世纪中期，博物馆在食肉动物馆的旁边设立了解剖学和生理学实验室，以便在动物死亡之后尽快开始试验。教授们就解剖权和动物遗骸保存权问题争执不休，以至于博物馆不得不在1840~41年组建了一个“动物园死亡动物分配委员会”。1906年，更多的“与动物园有关的规章”落纸成文。
对死动物的重视是一种普遍现象，学术机构在这方面的交流也煞是积极。在马德里和都灵，动物遗骸会被有系统地送往历史博物馆。哥本哈根的动物花园也不得不以动物遗体换取国家津贴。柏林的蒂尔加藤公园和伦敦的摄政王公园热衷于比较解剖学研究；在摄政王公园，负责解剖的是理查德·欧文（RichardOwen）和C·T·巴克兰（C。T。Buckland），实验发现会被刊登在学会杂志上。总而言之，动物花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并没有变成羽翼丰满的实验室。事实上，它们不过是附属物，不过是在维护着等待人们利用的生物保护区（所以学者们才对动物的高死亡率漠不关心），因为它们并没有在实验室研究和野外研究之间找到自己的合理空间。19世纪的动物园再次印证了形成于现代早期的一种两分情形：活动物供外行欣赏，死动物供内行研究。
随着动物学的发展，这种状况愈发明显。布冯在1788年去世之后，他的专制权威立即遭到了挑战：他所反对的林奈分类法开始被视作值得继续深究的课题，而他对系统的极端厌恶和有疑问的动物行为分析也被扣上了科学进步绊脚石的帽子。但往往只重外部观察的博物学家们将解剖实验留给了精通博物学的医生们，并不打算用这种方法给动物分类，尽管这是林奈所倡导的方法。实现突破的是在日耳曼领地接受教育并于1795年加盟法国博物馆的乔治•；居维叶。是他将内部器官的比较研究发展为系统性分析的一种方法和严格标准，将解剖学和动物学以及动物解剖和动物分类结合在了一起。到1800年，他的同行们开始转变思路，认同他的观点，动物解剖也作为系统性研究的首要工具风行全欧。于是，对活动物的外部观察开始失势，博物馆动物园创始人们的理想遭受了挫折。
生理学和进化分类学等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新兴研究领域进一步凸显了动物花园的边缘性地位，因为这些学科更关注的是器官的功能和发展而非活动物之间的外在区别。巴黎植物园为开展实验而于1840年增建了一个动物园，P·J·M·。弗卢朗（P。–J。–M。Flourens）和克洛德•；伯纳德（ClaudeBernard）先后出任第一和第二任园长。但这个动物园的实验对象是狗和猪。系统性研究在19世纪末的衰落和实验动物心理学在20世纪初的成长又加剧了科学与动物园的分离。在19世纪末期的伦敦和巴黎，动物园遭受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因为他们始终相信动物园完全可以转变成真正的科学工具。在巴黎，古斯塔夫·卢瓦泽尔谴责动物园忽视了实验、行为观察（已经重新占据主流）和进化研究，而且已经将创建实验中心的重任丢给了其他地方。1904年，他提议将巴黎植物园转化为一个致力于进化论研究的动物学中心，并表率性地使用纽约长岛的一处设施。但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博物馆自1892年以来一直在扩充和修护它的收藏品并从事殖民地野生动物研究，这是为了在来自高校和实验室的竞争压力下保住自己的地位。
动物花园是博物学这门学科的力量和声望的寄托，当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科学家们另寻它途时，它甚至是博物学的生存寄托。正因如此，一直到20世纪仍不乏有人大肆鼓吹动物园的科学效用，尽管现实情况往往恰恰相反。当米尔内…爱德华兹在1891年捍卫巴黎植物园的动物园时，他只能拿弗雷德里克•；居维叶的成果和博物馆在解剖学和标本剥制术上的进展为自己撑腰。1961年的一份对莱比锡动物园19世纪后期以来的科研成果的回顾评论活像花边杂烩，穿插在一段段动物园历史和指南（比如一个自行车俱乐部编写的指南）中的学术出版物不过一两页长，主题也让人不敢恭维——比如家猫尾巴的特征！不难理解博物馆教授们为什么会反对开办一个私有科研动物园，宁肯承担开发和管理温森斯动物花园的重任，尽管后者对他们来说并无多大用处。
其他一些社会领域也接受了这种科学效用论，因为科学对知识和理性的严谨追求将它们详解和利用世界的野心理论化和正统化了。动物花园被视作这种自然统治的展示窗口和工具，既有象征意义，又有实用价值。参观了巴黎的动物园后，公民若弗雷（CitizenJauffret）在1798年写道，这里的“某些动物已经被人类征服，性情也正在被人类改变。”在安特卫普动物园，一幅壁画刻画了向这座城市提供野生动物的各个地区的居民。在伦敦，学者与帝国建设者（士兵、政府官员、探险家）在动物学会中的联合超前于那个时代，引发了对动物的适应化、训练、繁殖和杂交的兴趣——也就是对利用动物的兴趣，而动物利用可以令殖民主义名正言顺，盆满钵溢。在巴黎植物园，这种行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理论性的。博物馆教授和军方殖民支持者的联盟关系直到第二帝国时期才初见成形，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才真正发展起来。在19世纪30年代的罗马，动物园管理层煞费苦心地在意大利踏上殖民征途的同时着意突出了动物园的科学特征。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七章 利用自然（3）
活百科全书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在1792年便已提出，要想准确观察动物的行为，必须首先保证它们完全健康且处于天然环境中。正因如此，他主张仿建动物的原始生境。1795年，拉塞佩德提议兴建一个风景园，其中设有食草动物栏，供狐狸、獾或大型猫科动物活动的“有洞假山”，为海生哺乳动物准备的池塘，供猴类嬉戏的巨树，以及供猛禽栖居的岩石高地。每一个兽栏中都要种植来自动物原生地的植被，而动物将享受到一定程度的自由。大象、河马和犀牛可以在运河岸边洗浴，而“一个人在欧洲便可研究这些巨兽的原始习性，因为它们自由而又独立，更接近它们生活在出生地时的自然状态。”这些理念在建筑师J·莫利诺斯（J。Molinos，1798年）和C·韦尔尼科特的设计中得到了体现，并且为集会审议的博物馆诸教授所认可：因为自由状态将
使＇动物的＇形态、能力和习性得以如实展现……对科学研究来说，填充标本和被囚禁在狭窄兽栏中的动物没有太大区别，因此后者的维护成本是不值得付出的。
改良的食草动物栏部分上实现了这一思路，但其他动物并没有像设想中的那样得享天然生境，仍然被关在兽笼和传统建筑中。政府认为莫利诺斯为猫科动物设计的巨大多洞假山太过昂贵，博物馆教授们则认为它湿气太重。由一个圆厅和5个呈辐射状分布的兽穴构成的圆形建筑取而代之，到头来，它被分配给了大型食草动物（大象、骆驼等等）。猛兽被安置在了一幢新古典风格的哥特式建筑中，其中，大约20个兽笼一个接一个直线排开。猛禽舍采用了同样的设计；养雉场中有一个外部呈圆形的笼子，一个新古典式的猴舍半环绕在笼子的一侧。
现存档案并没有解释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除了政府的预算约束和建筑师的习惯性自主之外（建筑师的设计计划很少符合动物园管理者的要求），另外两个因素似乎也有所作用。
首先是政治背景。圆厅项目在国家重组和贵族社会复兴时期得到了帝国的支持。因此，可以将辐射式设计取代开放式花园解读为一种象征，它重新宣扬了对自然的控制——也就宣扬了对社会的控制。
其次是科学因素。弗雷德里克·居维叶支持传统风格是因为建筑样式与利用动物的方式息息相关。兽笼的直线排列含蓄地重现了博物收藏室的布局，令笼中动物成了一套收藏品的组成部分，散发着全目录的那种整体感。因此，它反映了系统性分析的主导地位。艾蒂安（É；tienne）的儿子伊西多尔·若弗鲁瓦·圣伊莱尔（IsidoreGeoffroySaint…Hilaire，1841年开始担任动物园园长）希望他的动物园与博物馆的整体设计协调一致，成为一个布局巧妙、分类准确的活动物收藏室。兽笼不是生境，而是陈列窗、展示架甚至舞台，允许博物学家和美术家们近距离观察经常静止不动的动物，就好像它们是一个个模型。米尔内…爱德华滋这样评论1825年的鸟舍：
大型猛禽永远也无法展开双翼，而所有这些渴望空气和光线的鸟儿都被永久性地抛弃在了活像橱柜的阴暗小笼中；它们的羽翼从未享受雨水泽沐，不可能拥有野生动物最美的特征之一——整洁；而且，它们浑身上下都是寄生虫。
事实上，19世纪的所有动物花园都是这般风格。在伦敦，禽鸟笼和食草动物栏紧靠熊园和一些大型建筑——如西鸟舍（52米长，内有200种鸟）、猴“宫”和一个由两排兽笼构成的狮馆等等。都灵、里昂、布鲁塞尔和其他一些地方也大同小异，动物园的布局仅与最初级的动物区系相适应。兽笼的简陋和狭小（熊笼只有50平方米，内有一个3平方米的熊穴；大型猫科动物笼的外笼为20到35平方米，内笼为13到22平方米；20世纪早期生活在里昂动物园的大象只有50到53平方米的活动空间）明显反映出，动物园仅仅考虑了动物最基本的生长机能，动物与天然环境的联系也被忽视了。
在动物花园的大型水族馆中也能感受到这种趋势。1853年开放于摄政王公园的第一个水族馆很快就被英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竞相模仿，如1860年的布伦森林适应化花园。水族馆常常是矩形建筑，游客走廊贯穿一系列养着奇异鸟类和海生哺乳动物的水缸和水池。缸底和池底通常装饰着沙子、岩石和植物。
这些设施在19世纪后半叶的种种改造暗示了它们的自然化过程。鸟舍中增添了土层或草皮、树木、灌木、鸟巢和隐蔽处，规模也有所扩大，小鸟可以飞行，猛禽也有了一展巨翼的可能（第一个该类鸟舍于1880年左右在鹿特丹建成）。装饰着树、圆木和岩石的附加外笼扩展了猴子、猫科动物甚至熊的住所，制造了一种自然幻觉，也使动物拥有了稍作身体锻炼的空间和室外活动的机会——即使是在冬天。用岩石模拟兽穴或鼓励攀爬的做法也应用到了小啮齿动物、美洲驼、岩羚羊和海狮的身上。当津贴不足的巴黎植物园的老旧设备和迟缓重建使它尽显过时迹象，柏林和伦敦的动物花园成了领航典范。柏林动物园是第一个拥有户外狮园（1870）和猴园（1883）的动物园。摄政王公园也大兴土木，陆续增建了一个同样配有外笼的新“狮宫（1876）”，一个混合多种群居动物的类似猴舍的地方，一个装饰着岩石和树干的猫科动物馆（1904），池塘、小岛和岩石俱全的水獭、海狮和海豹园（1905~1906），以及多个植有少许绿色植物的鸟舍（1903~1907）。
那个时代的一些推崇户外饲养的动物园技术专家的思想或许对这些改造工程有所影响。但最重要的是，科学家们（特别是英国和德国学者）对动物行为和动物社会灭而复燃的兴趣与动物园新风格如影相伴。动物园必须展现更自然的动物生活，即使它们所提供的环境无非是对基本生物机能的一点最基本的辅助，无非是在象征而不是重现天然环境。它们当然没有挑战已经渗透进动物选择和动物展示方式的百科大全模式。
为了拥有最丰富的收藏品，动物花园竭尽所能地搜寻着各种动物。它们经常与本地自然历史博物馆建立互补合作关系，将较难展示的动物（昆虫、软体动物、大型海生哺乳动物）留给它们，尽管某些动物园也设立了自己的昆虫馆（科隆、法兰克福）。动物花园注重动物的稀有性和奇异性，往往满足于拥有一只或一对同类动物。它们会利用一切机会（繁殖、购买、赠礼、交易）获取这些动物，并通过同样的渠道处理多余动物。伦敦动物学会的主要宗旨便是展现动物世界的丰富多彩，而每一只引人惊羡的新到动物都会发出这样一种信号：学会已经填补了分类学的一项空白。满怀崇高科学理想的动物花园也会采用系统性展示方法。伦敦动物园即是一例，至少在前数十年中是这样。柏林动物园是另一个典范，为了展示环境对同属各物种或同种各变种的影响，它还在19世纪后期使用了地理分类法。
这种百科大全模式的发展当然与动物园中的学者不无关系，但它并不局限于动物展示。它将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因为详解自然能够象征性地宣扬现代人类社会对自然的掌控。因此，植物园和动物园中的奇异植物群也应用了这样的模式并不是偶然的。里昂的树木收藏品由每一个树种的一两个样本汇集而成，全部交杂点缀在通向兽栏的道路两侧。动物花园不仅证明人类文明战胜了动物世界的所谓的凶残，还用一种合理秩序取代了大自然那表面上的无序。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八章 精彩的大自然（1）
公众的兴趣很快便影响了动物花园的宗旨和历史。伦敦动物园即是一例：它在1845年左右注意到了客流量的萎缩（动物减少的后果），于是在1847年指派一名官员推行了现代化改革，游客兴趣随之复燃。20世纪初，管理层1859年以来的一贯惰性导致游客数量再次下降，这威胁到了动物园的生存，最终促成了动物园在20世纪的革新。当巴黎适应化花园在1860年正式开放时，它的世俗目标与科学理想同等重要——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创建者们希望将实用主义和娱乐性合二为一，用不断的补充和翻新刺激公众的好奇心，而“即使路人对较为严肃的主题不感兴趣，如画美景也会吸引他们。”当然，向持股方支付门票分成的义务可以解释这种倾向，但必须取悦会员的会员制花园和必须证明公共支出合理性的市政公园同样如此。除了信誓旦旦地高喊科学口号，19世纪的大多数花园都极为重视休闲娱乐。这个功能在摄政王公园和巴黎植物园创建动物园时便已存在了，尽管只是一个次要功能。
娱乐至上
动物对休闲散步者颇有吸引力。在巴黎植物园，动物园的游客量胜过了植物花园和博物馆。动物花园经常被游客大潮淹没，特别是在门票降价日（12000人，1888年的科隆）或公共假日（37000人，1876年圣灵降临周，汉堡；35000~45000人，20世纪的第一天，曼彻斯特贝尔维尤动物园）。不过我们也要谨慎看待这些数据。根据卢瓦泽尔所说，20世纪初的柏林动物园在夏日的每一天都能吸引8000名游客，这相当于在连续12个小时内每分钟入园111人，似乎不符合当时的现实。但无论如何，这些动物园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失败者的问题似乎出在超出预期的运营成本上而不是游客量的不足。
动物花园的第一批游客是贵族阶级和支持建园的富裕中产阶级——前者的光临为摄政王公园（维多利亚女王和威尔士亲王是这里的常客）、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