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们也是这种耸人噱头的受益者和拥趸，为了吸引顾客，他们会强调动物的庞大躯体、古怪杂异之处或奇特的外表。他们往往不愿给自己的动物起名，这是为了避免普遍没有文化或信息闭塞的公众将它们视若平常；在这一时期，信息传播缓慢，鉴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艺人们的动物真伪难辨。在1774年的巴黎，一只名为冈冈（Gangan）的动物无人不知，它有俄罗斯人的脑袋、大象的眼睛、犀牛的耳朵、蛇的脖子和海狸的尾巴。实际上，它不过是一头骆驼而已！
艺人们也会利用连学者们也不敢漠视的古代或圣经神话来阻碍人们看到更为合理也未被曲解的动物世界。在1750年的圣日耳曼展览会上，一个艺人宣称他的鹈鹕会打开肚子喂养幼仔，这是在暗指《圣经》中的一节（赞美诗102：6）——受这首诗的影响，鸟类早就被看成了耶稣基督的象征。在1754年的兰斯，一个艺人将他的一只鬣蜥鼓吹成了普林尼笔下的那种蛇怪。它能将身下的石头烤焦，用剧毒杀死所有植物，还能用目光冰冻任何牲畜的血液和呼吸。学者的话也会被引用，但仅限于那些支持这类谬论的无知学者。
艺人们也充分利用了野兽的仿人技能，因为他们知道公众对奇异动物的兴趣实际上出自对一切新奇事物的广泛爱好。展览会上，受过训练的动物表演着五花八门的各式把戏。狗和马是最常见的动物演员，但也有鹿、会拉车或算数的鸟和会敲鼓的野兔，1804年的巴黎甚至出现了会拉车的跳蚤和挥着稻草决斗的两只苍蝇！在18世纪，这类趣味表演变得更加精彩了。兰斯的一位先生展示了一个狗猴“学院”，这些狗和猴子全都穿成士兵或劳工的样子，会攻城、玩牌、跳舞，还会上桌进餐。猴子是最受宠爱的动物。在1714年的巴黎，一只猴子常打扮成丑角、步兵或年轻女士的样子，它会向人敬礼，会在椅子上正襟危坐，还能表演步兵技能和杂技。与此同时，人类也展现了他们在杂技、木偶戏、走钢丝、魔术和力量表演上的天赋。蜡像、自动装置、中国皮影戏、视觉特效和水利机械也流行于18世纪的欧洲。所有这些趋势都源自于人类对超越事物正常秩序的兴趣：让物体自我运行，让动物模仿人类，让人类变为超人。
那些自然奇迹、奇异动物和怪物也迎合了人类对超常性的喜好。所有展示会上都有畸形动物，比如一头与孪生母牛连为一体的巨型公牛，一只有五只脚的猴子，或一匹只有三条腿的马。非同寻常的人也大受欢迎：如侏儒、巨人、毛孩或强壮的女人——在1668年的圣日耳曼展览会上，一个名叫克鲁尔（Cruel）的年轻女大力士用她的头发提起了重达400磅的东西。白化黑人也是展品之一；在1747年，人们还见到了一个在母亲的子宫里待了31年（最终活到62岁）的孩子。
除了由贵族赞助的盛大演出，艺人们也会组织熊、狮、野猪之间或公牛与猛犬的搏斗。这些残酷的表演同样满足了人们欣赏超常事物的愿望，观众们自以为他们正在探索动物的本性。随着专用场地于18世纪兴起于各大城市，它们又被制度化了。1755年建于维也纳的赫茨剧院（HertzTheatre）便是一例。同一时期开放于伦敦的沃克斯霍尔（Vauxhall）相当于一个永久性马戏团，除了动物搏斗，还有驯狮、魔术、木偶戏和摔跤表演。巴黎的传统性“公牛搏斗”起始于18世纪初的塞夫勒门（Sèvresgate），1780年前后转移到了ChemindePantin。它总是于星期日下午和宗教节日（惟一的公共节日）在一个圆形剧场上演，通常是猛犬与各种野生动物或公牛的搏斗，以狗和驴的对决为尾声。这类新场所的出现是18世纪游乐场多样化趋势的一部分。它们对普通百姓最有吸引力，贵族阶级则因社会排斥和对暴力争斗的厌恶而对其不屑一顾。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五章 精英阶层与动物花园的诞生（1）
对贵族动物园的抵制之声初现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当时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痛斥道，“在穷人连面包都没有的时候，贵族动物园应该被摧毁；当处处有人死于饥饿，耗费巨资去喂养野兽是一种耻辱。”与此相应，这部全书也谴责了贵族阶级的狩猎活动（毁掉了农民的劳动成果）、对学术研究的干涉、对滥用农业进步和能源浪费的支持以及对俗世珍品的偏见。真正的博物学收藏品被视为学术研究的唯一依据。正是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贵族动物园在大革命时期寿终正寝，一种面向整个民族而非少数显贵的新型动物天地在巴黎植物园（JardindesPlantes，以前的JardinduRoi）众博物学家的努力下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19世纪，整个欧洲都追随了这种模式。在英格兰，对贵族动物园的抗拒爆发于18世纪早期，根源是对法国式主花园的抵制。后者被看作已经在前一个世纪遭遇抗争并一败涂地的腐朽专制主义的表达。人们认为这类花园对自然特征的压制映射了人类所遭受的压迫。包括查尔斯·布里奇曼（CharlesBridgeman）和威廉·肯特（WilliamKent）在内的各类理论家和实干家批判了主花园，认为它们隔绝于周边环境，完全是人为构造而成，迫使自然臣服于抹煞了丰富变化的整齐度和对称性，创造了一处人人感受相同的统一而又无聊的空间。这种观念流行于崇尚适度、受控和分散化政权的乡村贵族之中，在一种新型花园中得到了表达。我们将在后文探讨它。
革命性的巴黎植物园
在法国，18世纪的国王和朝廷对凡尔赛动物园缺乏重视是上述变革的根源。路易十四死后，摄政王卖掉和送掉了一些动物，无疑是想清除专制主义的一种露骨象征并呼唤权力的分割。于1722年返回凡尔赛的路易十五同样不太关注动物园，似乎从未入园一游。他的继任者也不比他热心多少，在绘制于1781年的一副指示皇室散步场所和路线的地图上，动物园根本就没有出现。
这并不是因为路易十五对珍奇动物缺乏兴趣。每当他来到动物园或途经首都，他都会派人把动物带到他的住处。他讨厌的是公开展示模式的那种戏剧性和象征意义。他这个时代的君王们不太喜欢太阳王所钟爱的那种考究典礼和繁文缛节；他们场面上仍然维持着这些惯例，但私下里也会在小宅邸或修养处躲躲清静。在路易十六时期，朝廷实际上只在星期天或节庆活动时正常运转；在其他时候，统治者们喜欢待在巴黎或自己的城堡中。这时候，特里亚农动物园成了君王们的乐园——这是路易十五和后来的玛丽…安托瓦尼特专为核心集团准备的休闲场所，园中的各类本土动物（荷兰奶牛、珍稀雌禽和各种鸽子）营造出了一种理想化的乡村氛围。类似的观念转变也体现在了凡尔赛公园在这一时期的象征意义上。它的整体外观变化不大，但已经摒弃了几何严格性；矮林转变成了茂密的森林。它是玛丽…安托瓦尼特在特里亚农村的又一个创新，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园林。
这些变化解释了凡尔赛动物园的投资不足、预算削减和革新计划的无休止延期。它的建筑物破败不堪，一旦供水系统出了问题，庭院就会变成一片沼泽。不过，无法进入王侯私人花园（更别说君主的私人花园了）的贵族们仍会到访这里。就在路易十五和蓬帕杜尔夫人在特里亚农逍遥快活的时候，玛丽女王曾数次游览动物园。最终，一系列革新相继于1750、1774、1782和1791年实施，这是一种平衡：尽管朝廷对这座动物园没有兴趣，但一个文明的国家需要动物园。不管怎么说，这里仍然有不计其数的动物，而且向新来动物敞开着大门。随着一头双角犀牛和一头大象分别于1770年和1775年左右入住，这个明显已经不像前一个世纪那样风光的地方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兴趣——百年过后，公众的知识水平已经今非昔比了。
皇室在大革命烈火中逃往巴黎之后，凡尔赛动物园于1791年因经济上的原因被改造了，大批鸟类消失了。1792年8月10日后不久，当地雅各宾派来到这里，废除了这个专制象征，将猴、鹿和鸟送给了皮货商。他们计划建立一个有象征意义的种马场，用这个有益于农业、运输和军队的地方取代动物园的那些无用的野兽。凡尔赛地区的代表决定将最后一批动物供给巴黎植物园的代表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BernardindeSaint…Pierre），期望将它们制成填充标本，在自然历史展馆展出，起到“公共教育”的作用。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并不完全赞同，他给法国国民公会（FrenchNationalConvention）写了一封信，表明了“在国家巴黎植物园中增加一个动物园的必要性”。这个1790年就有人提出的动议得到了科学界的支持；由于场地已经准备就绪，它最终变成了现实。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提出，巴黎植物园只代表了前两个自然王国，完全没有活动物，而比较解剖学是一个不完善的学科，观察活动物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其他一些人则直言倡议奇异动物的引入、驯养和适应化。围绕国家动物园作为美术素材和教育工具的无用性也有一番争论，尽管这些只是次要问题。不像贵族阶级那样注重外观和奢华排场的学者们鄙视凡尔赛动物园，认为它成本高昂且纯属多余，是赞美自身却压榨臣民的浮夸专制政权的象征。他们提议建立一个摒弃所有奢侈虚饰的机构，这个地方专供学术研究，将给国家带来科技和经济上的优势。将它的位置改在巴黎就是为了象征这种角色转变。改变动物本身的属性将使新机构与君主政权及其卫道士的本性划清界限。为此，凶猛动物的数量应该减少，因为猛兽是毁灭性暴力的化身，会支持弱肉强食的力量法则，为专制暴政扬威正名。温顺动物转而受到青睐，它们被置于公用事业的旗帜下，本质上寓指辛勤劳作的全体公民。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五章 精英阶层与动物花园的诞生（2）
事实上，审判和处决路易十六的过程、内部矛盾以及对战争的担忧致使所有决策都被推迟了。首次相关行动是由巴黎警方做出的，他们于1793年下令将所有在公共道路上展出的动物转移到巴黎植物园，动物的主人们会得到赔偿。或许他们是想执行1790年颁布的一项法律：市政当局“有责任预防或补救可能由获得自由的精神病人或发狂的伤害性猛兽导致的不幸事件，”；也或许他们意识到了上面所说的学者夙愿。结果，学者们就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因为收容动物所必需的设施、饲养员和资金一样也没有，而且这些野兽更适合壮观的展览而不是细致的研究。但集中饲养动物的决定占据了上风，在1794年，它们被关进了棚屋，一些游乐场摊主们应聘充当了饲养员。考虑到这种情形的不安全性，公共安全委员会（mitteeofPublicSafety）为植物园配备了带有铁栅栏的临时性掩蔽所和从凡尔赛运来的笼子，还专门划拨了动物养育资金，这相当于正式承认了这座动物园。
我们可以将这一决策放到学术机构的整体改革这个大背景中来解释。在1792和1793年，所有的大学、学会和医科学院都被取缔了，因为它们被视为知识专制的象征。但向公众开放而且已经致力于科普和科学实验的巴黎植物园被保留了下来。1793年6月，它转变成了一所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建立只是建设大潮的一部分，包括卢浮宫在内的其他许多伟大建筑也相继问世，而且全都经历了一个摧毁、占用、重建和正名的过程。
一开始，资金的匮乏迫使博物馆将它的临时性设施设在了马厩、一间旧温室和周边的杂木林中。但过分拥挤的局促空间、比游乐场动物园还要差的条件以及全国性物质短缺下的食物不足导致了动物的高死亡率和数量的剧烈波动。1794年迁入的动物大多在次年死去，博物馆几乎要从零开始重整收藏品。
于是，向贵族动物园索要动物成了一般获取途径（旅行收获、购买、赠礼、科考）的补充。凡尔赛动物园的幸存者——一头狮子、一匹草原斑马和一头夜莺麋羚（后两者现在已经灭绝）以及来自奥尔良公爵的兰锡（Raincy）豪宅的大约30只动物率先于1794年抵达。1798年，一批鸟类和哺乳动物（包括一头著名的大象）入住，它们是法国军队从逃向英格兰的荷兰总督那里夺来的。同一年，军事大捷使法国人收获了伯尔尼的熊和意大利动物园的多种动物。这些强取豪夺式的做法与法国的那种在欧洲其他国家看来活似抢劫的系统性搜集政策是吻合的。正是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国民公会于1794年将包括两名博物馆教授在内的代表派往莱茵河的军队，专门负责收集艺术品、书籍和科学用品。在奥属荷兰和荷兰联邦于1795年横遭侵略之后，布鲁塞尔学会（BrusselsAcademy）和荷兰总督的无数动物、植物、农用工具和标本也落到了法国人的手中。同样的政策也用在了意大利，1798年7月27日，法国人的胜利游行队伍带着大量的意大利艺术品和珍奇动物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巴黎。
风景花园
在大革命的艰苦时期结束之后，多个建筑项目在大约40年的时间里陆续竣工，若弗鲁瓦·圣伊莱尔（GeoffroySaint…Hilaire）和弗雷德里克·居维叶（FrédéricCuvier）功不可没：前者在1802~41年间分管巴黎植物园中的动物园，后者于1803年被任命为动物园园长。这些工程包括1801~05年的猴舍和鸟舍，1805年的熊园，1802~12年的大型食草动物（大象、长颈鹿）圆厅，1818~21年的猛兽馆，1835~37年的一个新猴舍，以及1838年设在旧楼中的一个生态饲养场。一个花园环绕最早期的建筑而建，根据计划，这些老楼将从1810年代开始容养较为温顺的动物。为构造崎岖不平的地形，土地被分割成块。树木或独立栽植，或被种在杂树林、草坪和花圃中。配有池塘的兽栏各占一方天地；用木头和石头搭成的乡村小屋盖有茅草屋顶。迂回弯转的道路系统使全方位纵游四处成为可能。辐射式设计被弃用，花园以新型方式结合在内，这宣告了与巴洛克传统的决裂。这座动物园不再是一个被花园包围的独立统一体，而是散缀于整个区域的各个角落。这种规划使观察点成倍增加，沿步行线路分散各处；至少对温顺动物来说，它还创造了一种天然环境感。
这个“瑞士山谷（SwissValley）”（瑞士当时被视作最奇异的欧洲国家之一）的设计灵感直接来源于已经于18世纪前半叶出现在英格兰的风景园，而这种花园的构思理念以一种新自然观为根基。与17世纪不同，大自然不再被看作上帝遵循最简单的程序创造出来的事物。相反，人们认为它孕生于一种充足而又变化不定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在有机生命的多样性（因此需要多种性、野生性和无序性）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18世纪后半叶，这样的思想又得到了以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为代表的一种流行观念的支持：大自然是一个远离腐朽城市的宁静天堂。因此，一个美丽的花园不应是一个压抑自然的地方，而应是一个回归自然原貌的地方。
这座不规则花园以一种分裂和拼贴法为基础。它产生于形式的组合，所有形式不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