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花园的旁边，崎岖不平的古老农耕乡土上坐落着一个40公顷的公园。园中所值林木（有些进口自东方，如悬铃木）再现了狂野不羁的原味自然和古代哲学家的神圣论坛，自由生息的多种动物也加强了这种效果：鹿、野兔和叙利亚山羊闲步矮林；天鹅和其他水栖动物畅游湖波；雉、孔雀和鸭子在禽舍中嬉戏。这些动物可以透过别墅的窗户观察到，有些还会成为狩猎者的目标。在世纪中叶，公园中多了乌龟和狮子，动物园也引进了老虎、熊、狼和野猪。
像兰特别墅一样，鲍格才别墅的道路设计也为它的配景艺术增色不少。在进入正门之后，来客们将依次经过主花园、殿内厅堂、神秘花园和透景花园，然后游览公园，穿过一片新栽培的蔓生植物和珍奇花卉区，最后通过第二道大门离开别墅。这是一部三部曲：首先是一个升级过程——从人性化的自然（主花园）到艺术（殿堂）和植物（果树和花卉）意义上的文化区；然后是一个降级过程——从文化区再回到人性化的自然（透景花园）和“荒野”（公园）；最后的升级过程（种植区）宣告了对农耕乡土的回归。所有这些微妙的渐变都表现在一系列或生动或迟滞、或内部或外部的收藏品中，表现在自然和人工的混杂或交融中。
第一篇 收藏热（16至18世纪）第三章 巴洛克风格：罗马模式的传播
尽管这种设计风格在罗马熠熠生辉，但整个意大利并非如此。大贵族商人统治下的孤高自傲的威尼斯便对它不太热心，因为威尼斯的别墅与农业经济密不可分，主要用于监督土地的使用，没有给观赏花园留下多少空间。例如，伟大的建筑师安德里亚·帕拉迪奥（AndreaPalladio）设计的住宅有蔬菜区和果园，有时候还有花卉园以及养殖用的农场、鱼塘和鸽房。但这种状况在17世纪早期发生了变化。花园成为身份和财富的标志，不仅规模有所扩大，还装饰上了珍稀草本植物和树木。已被重新审视、修正并赋予异国风味（因而受人喜爱）的罗马理念正在法国和奥地利绽放光芒，威尼斯深受影响，戏剧性设计开始在这里兴起。平庸区域隐而不见；水文要素、喷泉、洞穴、曲径、雕像和其他成分急剧增多。鸟舍也开始普及，但流行程度相对较低，附属公园则仍属罕见。
罗马风格迅速变成了意大利模式，为整个欧洲所接纳，而且在法国有惊人的影响力。花园的构成要素（洞穴、喷泉等）已经众所周知，但意大利式布景艺术通过透视技巧和象征主义将这些要素系统化和生动化了。亨利四世在圣日耳曼昂莱效仿了普拉托利诺的设计，设置了鸟舍和模拟鸟鸣的机器，将自然和人造物混合在了一起。与法国不同的是，在17世纪，政局大乱且集权政府最终垮台的英格兰未能采纳罗马模式，仍旧钟情于封闭式庭院两翼展开的住宅风格。
在17和18世纪，有关花园的文献将配景艺术理论化了，但常常忽略了16世纪设计风格（不太符合当时的社会观念）的象征性和结构学层面，只保留了对视觉效果的重视。比如，安德烈·摩勒（AndréMollet）在他的《园林观赏》（Jardindeplaisir）一书中提出，理想的花园就是花圃、草坪、灌木林和优雅小道的组合。
而且，为了让花园尽善尽美，应该将雕像放在基座上，将山洞建在恰当的地方，以方便为宗旨让道路成梯状上升。另外，不要忘了鸟舍、喷泉、水文展示、河道和其他该类装饰物，每一个都应该设在适当的位置，它们都是完美花园的必要成分。
尽管这种模式已经被通俗化了，但它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由于成本原因，鸟舍甚至养雉场仍是最罕见的花园要素之一。但与此同时，那些展示着珍奇动物的城堡往往只有这类设施，因此它们实际上符合意大利配景艺术的基本原理。
意大利理念在西班牙和日耳曼领地同样风靡一时。在马德里的丽池（BuenRetiro）皇家城堡，公园中有小径、湖、茅庐、山洞、沙龙和小附属建筑，每一个都有少量动物点缀其中。约瑟夫·弗腾巴克（JosephFurtenbach）在写于17世纪前半叶的文章中不仅采纳了带有全部典型要素（包括鱼塘、铁丝网鸟舍和灌木林中的鸟网）的花园配景法，还接受了意大利式的公园配景法——包括用于保护和饲养半自由“野生”动物的植物和建筑。另一方面，花园和公园只不过相隔一条壕沟，这令视野更加开阔，而且多少模糊了文化和自然的差别。16世纪的大贵族们开始认可这类规划，萨尔茨堡大主教便曾在1615年做出尝试。鲁道夫二世（在布拉格附近的海尔布卢恩）和斐迪南二世（在维也纳）也模仿了普拉托利洛别墅。但三十年战争和随后的重建时期使这一运动陷于停滞，直到另一种模式在1680~90年间浮出水面。
第一篇 收藏热（16至18世纪）第四章 时趣
在16世纪，有福进入贵族动物园的大多是园主的朋友或身份显赫的贵宾，这与珍品收藏室的情况并无两样。在布拉格，皇帝鲁道夫二世极重隐私，很少展示他的收藏品——无论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收藏品。但与此同时，贵族们越来越重视社交活动，宅主们尤其渴望宣扬自己的荣耀、权力和文化修养。而且，他们也想迎合反映在报纸和书籍中的新公众观念——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观念。在17和18世纪，花园、动物园和收藏室应潮流而开放，也都成了旅游指南中的亮点。受到影响的主要是城内的豪宅和市郊的贵族庄园。像特里亚农这样的休闲乐园则隐蔽在乡村或公园中，仍旧是东道主与其密友的私人空间。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北安普敦郡的霍顿豪宅建于18世纪50年代，是那种典型的远离公众视线的英国世外桃源。它的中央建筑中有一个巨大的接待室，两侧各有一个封闭式庭院，院中养着虎、熊、鹳、浣熊和其他动物。
在同一时期，意大利的别墅也开始向公众敞开大门。法国哲学家蒙田（Montaigne）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参观了佛罗伦萨的普拉托利诺。在兰特和鲍格才别墅，花园和公园在主教及其随从在家的时候是封闭的，但公众可以在其他任何时候入园游览。后来，在早期的凡尔赛，公众只能在路易十四不在宫中的时候持票进入动物园。布瓦洛、莫里哀、拉辛和拉方丹于1669年游览凡尔赛动物园时便是如此。国王后来决定开放公园，但如潮水般涌来的游客令凡尔赛应接不暇——特别是在他于1682年最终迁入之后，这迫使他在1685和1699年两度下令限入宫廷。但法令两次都被最终废除了，因为君主政权必须体恤民众，而且特里亚农的出现使这一义务与君王隐私的共存成为可能。从那时候起，公众即可自由游览公园和动物园，在整个18世纪内再无障碍。有很多年，伦敦塔也完全开放，因为英国君主对这里没有太大兴趣，而且它的位置也与他们的住处相距甚远。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18世纪60年代之后的美泉宫和同时期的奥林奇王子（PrinceofOrange）的罗宫。
第一篇 收藏热（16至18世纪）第四章 时趣：公共场所
除了贵族动物园，公众对动物的好奇心也可以在其他一些地方得到满足。在那些分权制衡的地区，有的城镇建有小型动物园——它们的贵族政府团结稳固，或者安享长期的政治独立（如意大利半岛和日耳曼领地），或者获益于强有力的州郡或联省自治（如瑞士联邦和荷兰联邦）。威尼斯有狮和鹰；16世纪的法兰克福曾在一个兽栏中饲养雄鹿。阿姆斯特丹和坎彭（Kampen）在塔中养狮，其他许多荷兰城市有天鹅公园。在苏黎世、伯尔尼和卢塞恩（Lucerne）等瑞士城市可以见到熊园。1513年，伯尔尼雇佣兵击败了法国军队，缴获了一头熊。在他们将熊带回老家后，伯尔尼的熊园成了永久熊园。这类城镇正在有意识地模仿大贵族的传统——像大贵族一样，它们将这些动物（往往是大型猫科动物）视作独立、力量和财富的象征。
还有一些城镇的动物是王公贵族赠送或托管给它们的。在公共建筑中展出的填充标本就是赠礼——尤其是鳄鱼标本，从18世纪开始，鳄鱼就被看作圣经中的邪恶海怪确实存在的证据，常被当作魔不胜正的象征悬挂在教堂拱顶。在16世纪，君主们有时候会在进行各类旅行之前委托某些城市照管他们的动物。
但公众有机会像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罗马人一样欣赏到野生动物主要是巡回艺人功劳。这些艺人乐于游历于各个城镇，将动物展示给当地民众——绝大多数是土生动物：通常是学会了跳舞、做游戏或与其他野兽搏斗的熊，有时候还有猎获的狼或野猪，但旱獭也时而出现（比如18世纪的皮埃蒙特小孩们的旱獭）。奇异动物的数量在16~18世纪有所增长，尤其是猴子和狮子，某些最珍奇的动物曾光临不止一个国家。欧洲人多年来所看到的第一只老虎游遍了意大利半岛，最终于1478年落脚都灵。一头大象在1550年左右来到了奥地利；根特在1642年、英格兰在1765年、马德里在1770年、都灵在1774年都曾迎来大象（有时候很难弄清出现在不同地区的大象是不是同一头）。大象汉斯肯（Hansken）纵游欧洲，引起无数人的好奇，俨然成了一头名象。他曾于1627年出现在巴黎和鲁昂，1628年出现在根特，1630年出现在罗马，1631年出现在土伦，1633年出现在荷兰。荷兰的一个船长于1747年从亚洲进口了现代早期的珍稀犀牛之一，将她命名为克拉拉（Clara），然后用马车拉着她东奔西走于欧洲各地。船长大发横财，因为欣赏这头犀牛是要付钱的。克拉拉和船长曾于1747年到访荷兰，1748年到访日耳曼领地，1749年到访法国（兰斯、巴黎、里昂、南方地区），1750~51年到访罗马、那不勒斯和威尼斯。
各路巡回艺人也会齐聚在欧洲各地的展览会上。有许多资料保存了下来（参展许可证，广告传单，投诉），这为研究他们的行为提供了依据。譬如在兰斯，有3/4的艺人是法国人，大多来自巴黎盆地，其余是意大利人或德国人。他们带领一帮演员和杂耍高手在木屋和围栏中挂牌开张，靠展示动物赚钱。尽管许多人只有一只动物，但总的来看，动物的种类在逐渐增多，特别是在18世纪后半叶：犀牛、大象、骆驼、鸵鸟、海豹、海豚、鳄鱼、鬣蜥、虎、豹、熊以及各类受过或未受过训练的猴子等等，可能还有大海雀。盛大的圣日耳曼展览会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展会在每年的二月至四月间召开，总能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欧洲商人和巡演艺人。名副其实的巡游动物园，也就是拥有数种动物并且在各国和各城镇之间巡回展出的动物园，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在18世纪，常设动物集市也在那些最大的城市登上了历史舞台，欧洲的动物进口枢纽阿姆斯特丹首当其冲。BlaauwJan兼有动物园和旅馆的功能，以曾经在这里经营的一家蓝染工厂的名字命名。它在铁丝笼里展示动物，公众付费入场，可以喝啤酒和葡萄酒，而且想玩多久就玩多久。经理把世界各地的动物带到这个城市“庙会”，然后将它们卖到欧洲国家——比如在1752年卖给美泉宫的新动物园。在伦敦，1773年开放于斯特兰（Strand）的Exeter’Change用装饰着热带植物的小笼子展示动物。在巴黎，市集摊贩们租用塞纳河畔或神庙大道（BoulevardduTemple）上的时装店，在里面展示或出售猴子、狮子、鸟和其他动物。
第一篇 收藏热（16至18世纪）第四章 时趣：珍奇动物的魅力
动物展总是大受欢迎。在1682年的都柏林，一头大象的尸体便引来无数人的围观——由于门票昂贵，普通百姓在大象活着的时候是无福一睹它的尊容的。在巴黎，1763年的一只单峰驼和1771年的一头“表演”象引起了轰动。那些不介意在夜市上与普通百姓混杂一处的贵族们欣赏到了他们买不起或贵族动物园中难得一见的珍奇野兽。就连君主也难逃热潮：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荷兰船长将犀牛克拉拉展示给路易十四，但国王拒绝买下她，因为船长要价高达100000埃居！。奥林奇的威廉五世和皇帝约瑟夫二世曾分别于1776年和1781年光临BlaauwJan。
在18世纪，珍奇野兽甚至能引领时尚潮流。克拉拉就刺激了犀牛印刷品、版画和小册子的销售，人们还发明了犀牛丝带、马具、软帽、假发甚至发型。巡回艺人和商贩也促进了社会模仿，在17和18世纪的荷兰和欧洲各大都市，中产阶级通过购买猴子和鸟类来模仿贵族是普遍现象。公众的兴趣集中在最大、最珍奇或最“凶猛”的动物上，而且惯于根据它们的特异性来评价它们。英国的克拉多克夫人（Mrs。Cradock）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在1784年的巴黎圣·洛朗展览会（Saint…Laurentfair）上，她看到了一头海狮：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只非常奇特的动物。它是在麦哲伦海峡捕获的……这只动物有一个豹子一样的脑袋、明亮的大眼睛、狮子般的利齿和长长的触须；头部下方有一对鳍状短肢，肢端的蹼掌就像鹅掌，带有5只有力的爪牙。它的躯体大约有5英尺高，中部肥大，堪比一只大狗；后部呈鱼尾形，两边各有一鳍。这两片鳍类似于一只狗的后足，但要短一些，而且就像前鳍一样末端有爪。它的皮肤光滑无鳞，恰似鳝鱼，呈暗灰色——与其说有斑点，不如说混有黑色。它看起来很贪吃，狼吞虎咽地享用着喂给它的生鱼。它相当驯顺，允许饲养员拥抱它，而且会遵照他的命令抬起头来大声喷气。我从没见过这么怪异的动物。
人们热衷于通过比较奇异动物和较为常见的动物来研究它们的解剖结构——这样的方法，古时的希罗多德和普林尼就曾采用过。有了参照点，描绘奇异动物、解释它们并认识它们在多彩生物世界中的角色便成为可能。正因如此，人们习惯于拿陆地动物群来推测海洋动物群，想像出了像海牛和海象这样的动物。但这种方法也与孕生于18世纪而且直到今天仍未泯灭的一种观念有关——自然和上帝可以根据他们的奇思怪想直接创造奇异或混种动物、怪兽和人。
研究者们也对动物的食性和食量饶有兴趣，前者有助于人们了解动物的生活方式，后者则被当作评价动物怪异性的一个依据。在1741~51年间，有许多作者惊喜交加地大谈犀牛克拉拉狂吞豪饮50磅干草、15条面包和15桶水的奇事。饮食特点也被视作野兽性情的一个反映，可以从中看出它们是凶残还是温顺。支配动物的可能性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动物的驯服可以象征性地证明天赋或神授的统治权，证明支配其他物种或遥远异域的可能性。对灵长类或大象这样的常见动物（无论是亲眼所见还是通过图像），人们会根据它们模仿人类的能力来检验它们的智力水平（古典作家们早已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人类被视作惟一拥有理性灵魂的生物。在1770年左右的凡尔赛，一头聪明的印度象令公众如痴如狂，它会开启酒瓶，喝葡萄酒或白兰地，还会像模像样地咀嚼烟草。
艺人们也是这种耸人噱头的受益者和拥趸，为了吸引顾客，他们会强调动物的庞大躯体、古怪杂异之处或奇特的外表。他们往往不愿给自己的动物起名，这是为了避免普遍没有文化或信息闭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