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支红色哥萨克军。老同志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米罗诺夫归来，按照他们的话来说，米罗诺夫一定能够“整顿”好顿河的“秩序”。但他们所说的这个“秩序”的概念是什么呢？
后来我才了解到，米罗诺夫就其思想观点来说，是个典型中农的、过去受过社会革命党人影响的、还不具备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世界观。他为人正直，但有过动摇，就像一部分中农有时动摇一样。1919年3 月党的第8 次代表大会宣布与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方针，只不过刚刚付诸实现。而当这一方针日臻巩固时，那些像米罗诺夫一样的人就会停止动摇的，那些“分化哥萨克人”的流言蜚语就会销声匿迹，韦申斯卡亚的叛乱也就会自然平息。这种看法我曾从集团军政治部的某些工作人员那里听到过。我认为，有这种可能。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应当毫无把握地等待，而不去加快步伐积极地肃清反苏维埃的叛乱呢？
内战继续不断地提供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但它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也在纯军事方面教育了人们。我确信，一旦我开始担任第14师参谋长助理的工作，就要直接受师参谋长基谢廖夫、师长斯捷平尼和政委罗日科夫的领导。
这个兵团的简史是：1918年夏季由普列斯尼亚和扎莫斯克沃列奇耶的红色工人团组建为莫斯科特别旅。后来派往南方面军，秋季改编为步兵第14师。同时，特别旅改称第2 旅，而第1 和第3 旅是由各种志愿兵支队组成。1919年1 月，一位年轻的拉脱维亚人、布尔什维克、旧军官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斯捷平尼担任了师的领导，我们用俄语叫他：斯捷平。兵团在他的领导下走过了漫长的战斗历程。他对我的到来很感兴趣，他长时间地询问我过去的工作，在学院的学习情况和课程的性质，其中许多教授与他在旧军队共过事，他都认识。参谋长则直截了当地送给我一张地图说：“您的任务就是管理这个，标出我军和敌军的位置，并及时标出所有的变化。”到此，向我介绍情况的事就算结束。此后我与基谢廖夫的交往就少了。可以认为，他事先就对从我这里获得珍贵情报不抱希望。难道他已预见到，年轻的参谋人员对他就没有什么稗益吗，依我看，我在开始时确实对他的帮助很少。这一点在初期我已觉察到了。收集最新资料，并将它标在地图上，这就用去了几个小时，然后开始核对情报。因为这种事情不能不作调查研究，只凭信人言。要知道这与作战指示是否及时，整个战斗成功与否有很大关系。经过核对，发现一点也不一样。也可能四个小时以前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可是我们的队伍在不断地撤退，而且撤得还相当快，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当时我们还没有无线电。电报在草原又不能使用，电话又来不及架设。当你从线轴上拉下电话时，战线已经变动了，你还得重新把电话线缠起来。通信兵就是这么办的，而且借口哥萨克的袭击，撤退得快，扔掉了大量器材。如何确定军队的位置？我手下没有配备通信员。即使有，也是一样，我师部队部署的两端相距有三十公里，来回走一趟，情况早变了样。如果我自己能够在各部队收集情况该多好！为此就需要到各部队走走。而我却被死死地钉在司令部，坐在原地动不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对自己的处境越来越不满，我开始考虑如何把这个问题提给基谢廖夫。环境本身帮了我的忙。一次斯捷平带着副官和传令官准备外出到各旅去，师长看到了我，便问道：“工作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不能胜任这种公文式的工作，这样安排工作我看不出有什么成效。司令部登记的情况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因此实际形势是一个样，在地图上标的是另一个样。”
“您会骑马吗？”
“会，一般来说还喜欢马。”
“好吧，就给你一匹马。”师长立刻改用“你”字（他对认为椅子比马鞍好的司令部工作人员说话，强调表示尊敬时用“您”），“去吧！听我的指挥，到各部队去跑跑，了解一下需要些什么。”
我对给我马表示了谢意，随即备好马鞍，就出发到各旅去了。事情立刻发生了变化，我到各旅后，把了解到的情况马上标在地图上。基谢廖夫也就开始重视起我的情报。
“您这是从那儿搞到的。”起初他问道。
“亲自看到的。”我回答。
尔后，我不知道他对我开头的工作是否作过检查，但他现在却经常用我准备的地图了。斯捷平也注意了解我所作的工作。当他确信我的工作已经开展后，又交给了我一项监督步兵第1 旅的任务，在这个旅中编有几个国际主义者分队，后来我又临时担任了该旅的参谋长。
与此同时，我们仍继续向东北布祖卢克河方向退却。退却毫无组织。不要说根据不久前在学院学到的理论，就连普通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能提出，应当怎么办。既然整个方面军，包括我们的友邻一第8 和第10集团军都在退却，就不可能立即建立起防御。必须从后卫派出可靠的狙击队，利用一切方法和有利地形挡住敌人。与此同时，抽调主力攥成铁拳，占据新的防御区。而我们则完全不是这样做的。第14师处境本来就比其他兵团困难，因为它不是沿直线向北退却，而是经过齐姆良斯卡亚、下齐尔斯卡亚、奥布利夫卡亚、克列茨卡亚和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等镇向谢列布良科沃退却，沿着弯曲的顿河东岸兜了一个大弧圈。危险时刻尾随着我们，有时能听到背后的枪声。
当时的财主们焦急地等待着“自己人”。国际主义战士的遭遇尤其困难。敌人的宣传机关不厌其烦地胡说什么顿河人“正在从俄罗斯仇人的手中拯救祖国”。白匪飞机在退却的红军部队头上撒传单，传单上说“苏维埃必亡”。有时还撒下一些由邓尼金反间谍机关在白卫军后方某地伪造印刷的《真理报》。捏造出一些来自各条战线的消息，从这些消息中必然会得出结论：似乎红军的未日即将来临。
6 月初，第9 集团军司令员П·E ·克尼亚格尼茨基的职务由该集团军参谋长、原沙皇军队的上校H ·Д·弗谢沃洛多夫接任。在这种情况下，集团军新领导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据我看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当然我所知道的并非全部情况。政治工作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有力。不管怎样，这项工作在我们师显得软弱无力。《红军战士报》上的消息很少，刊登的政治材料也不多。各旅、团与师政治部的联系时常中断。集团军司令部下达一些相互矛盾的指示。也没有按要求组织防御。我们既没有受领过与友邻协同行动的任务，也没有得到过关于集结地的准确指示。
师长斯捷平经常呆在第一线和战士在一起，以自己的到来鼓舞战士们。我们大家都非常尊重他。全师的人都很了解他，把他看做是一位勇敢的，具有主动精神的指挥员，并公认他的权威。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行动无组织的责任不在于他。其实我们也没听到过集团军司令部对他有类似的指责，集团军领导不是表示缄默，就是下达眼睛向上的指示。当时我虽没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也不止一次地感到某些命令的荒谬。这些荒谬的命令特别是在局势非常严重的时候，更加令人诅丧。第9 集团军对各师的指挥遭到破坏，弹药不足。后勤机关已随第一梯队转移。流行病猖撅。集团军近四分之一的人员患伤寒病发烧躺在马车上。似乎周围的整个草原、所有树木、土丘、野草和空气部被氯化汞和石碳酸的气味浸透。
敌人及时地利用了我们的错误。我们担心在经过某个村镇时，会不会突然从某个角落里呐喊着杀出一股哥萨克骑兵来。哥萨克妇女，甚至他们的孩子都不向我们透露任何消息。可是西多林将军的部队却有许多耳目，因而掌握了我军全部调动的情报。顿河第3 军的主力逼近我第9 集团军的后卫，并向我军后卫的前面和后方派出哥萨克分队和骑兵侦察员。他们隐蔽在沟壑和凹地，从身旁放过红军大部队，袭击小股红军，给他们造成损失，从而为撤退的红军造成复杂的局面。显然我们缺少自己的骑兵。
由此我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同国内战争作一比较。在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当兵力对比相当时，有时战线长时间停在一个地方，这一点在法兰西的一些战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时进行的是阵地战，使用骑兵是不适合的。有人开始说，骑兵作为一个独立兵种，行将消亡已经是为期不远了。可是在我国爆发了内战。前方和后方这两个概念时常会颠倒过来。用铁丝网障碍物掩护的绵密的战线通常是不存在的。战争具有运动战争的性质，有大量军队进行远距离的调动，因而骑兵又重新复活了，重新发挥它的重大作用，有时能够决定会战的结局。我们暂时还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地方。截至1919年6 月，红军南方面军在骑兵的数量上较邓尼金大约少五分之三。
从友军得到帮助已经无望。保卫察里津的第10集团军好不容易才击退了弗兰格尔分子的骑兵兵团。该集团军的布琼尼骑兵军后来被调到第9 集团军的阵地。配置于西边的第8 、14和13集团军甚至没有力量挡住经乌克兰跋涉而来的白卫军志愿兵的各个团，也没有力量去平定马赫诺的叛乱。
第14师作战地带内的战斗行动发展如下：5 月中旬第2 旅位于叶卡捷琳尼斯卡亚镇一带。南边靠近乌斯季贝斯特里亚斯卡亚的是第：旅。再往南北顿涅茨河注入顿河的河口处是第3 旅。5 月24日顿河哥萨克白匪第2 军的一万二千五百名步兵和骑兵向我右翼发起了冲击。几支仓促组建起的混成支队前来增援第2 旅，不仅打退了敌人的冲击，并且冲入叶卡捷琳尼斯卡亚镇。白匪斯塔里科夫将军被击毙，敌人一片张惶失措。
然而，更北面的我第23师没有支持住，撒了下去。于是哥萨克绕过第14师，把它压向顿河。为了不被装入“口袋”，必须采取行动，或者强渡顿河，与自己的集团军脱离，往南撒向第10集团军正在作战的马内奇河一带，或者紧急撒回已经向北移去的整个第9 集团军的战线。最后选择了第二种方案。但是还没来得及组织撒退，6月2日顿河第1 军的七千五百名步兵和骑兵就向我第3 旅冲来。在前一天晚上，一名负责修建渡口的师工程军官叛变投敌。他供出了警卫部队和第3 旅主力的位置。敌人迅速将第3 旅包围。红军勇士们都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据几个从哥萨克手中逃脱的人讲，当得知援救的希望破灭时，旅长谢苗诺夫、团长库兹涅佐夫和政委们为了不落入敌手全部殉职了。没有一个人向白匪投降。
于是，我在前面已讲到的撒退开始了。6 月4 日在莫罗佐夫斯克我们几乎损失了全部火炮。在齐尔河和库尔塔拉克河之间的草原上，经过多日的激烈战斗之后，6月13 日我们终于接近了顿河中游。又过了两天追上了第23师。这时我们队伍中的战士已经所剩无几。而马蒙托夫的哥萨克人都越来越猛烈地从后面逼近我们。我们一些零散的同志在草原上艰难跋涉寻找自己的部队时，落入了白匪的魔掌。当我们得知以师政治部主任丘贡诺夫为首的政工人员牺牲的消息后，深为悲痛。
第14师的后卫当时在谢列布良科夫车站附近甩掉了敌人。师长斯捷平和往常一样，这时与担任后卫的同志们在一起。其中还有我们司令部的几位指挥员。我们处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炮弹几乎就在身边爆炸。我在一次爆炸时被震伤。斯捷平看到我的情况后，向我说了一些什么，可我什么也没听到。于是他指了指附近的一个村庄，并拉起我的马缓指着那个方向。只好到那儿去了。我勉强骑在马鞍上。看情况射击似乎仍在继续，只不过我暂时被震聋了，什么也没听到。只是当马因为害怕附近的爆炸而向一旁躲闪时，我才稍有察觉。
突然我的马躺在了地上，我好不容易才从它身下把脚抽出来。原来马被弹片击伤了。马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向上跃了跃，又重新倒下去了。我好不容易才勉强走到村庄，跨进了第一所屋子。在正房的床铺上躺着一位妇女，她作了个手势不让我靠近。看来她正患斑疹伤寒。旁边有一桶牛奶。我没敢动它。只作了个手势表示想喝水。那位妇女向外室指了指。在那里我找到了净水，当我刚一喝饱，全身都瘫软了。哥萨克随时都有可能闯进村来。我在台阶上稍稍坐了片刻，便挣扎着慢慢向铁路方向走去。一到车站我便倒在了横七竖八的圆木堆中。
我躺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感到又重新能够听到声音了。开始时我只能辨别出机车的汽笛声，尔后我又能听出个别人的说话和喊叫声。一列火车在小车站停了下来，从车厢里下来一些红军战士。我认出这是从察里津开来的步兵营，他们是担任守卫通向波沃里沃方向的铁路的。我向营长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便命令他们在土丘上设防，从南面掩护车站。当步兵刚刚沿土丘散开时，我就望见了斯捷平和副官骑马奔驰而来。“这是什么部队？”他问道。我报告了这是些什么人和我下达的任务。师长对我的命令表不赞同，吩咐尽力守住高地后就走开了。不久就出现了白匪。我们用齐射数次打退了他们的进攻。这时子弹已经打光，再没有什么可用来射击的了。而在侧翼远处，影影绰绰地出现了敌人的骑兵。战士们立即跑回钻进车厢里。列车向北开去。营长让我跟他一起走，我没有去，因为我决定检查一下这个地区，看哪里还可能有我们的分队。在小车站后面有一匹不知是谁丢下的马正在吃草。我便骑上它向前边的哥萨克镇奔去。
我很快来到了一道深沟前。不论我怎样赶马，马都不愿下沟。我环视四周，发现哥萨克白匪已经不远。于是，我不得不扔掉马，滚下深沟，爬进了灌木丛中，我数了数七连发手枪的子弹，决心把子弹打光，绝不活着当俘虏。哥萨克匆忙地上下搜索，还一边骂着：“政委这家伙钻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叫骂声听得一清二楚。后来不知谁喊叫说，看见了一辆四轮马车，于是骑兵侦察队急起追赶马车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从沟底爬了上来，向四周望了望，便向最近的一个村庄走去。我从堆放干草和木柴的板棚旁绕过了住宅，开始观察。只见街上停着一辆大车，车旁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认出来了：当我初到第14师时，我曾在这位同志家住过一宿，他是管理炮兵给养的。我叫了他一声，他向我挥了挥个也喊了一声，让我赶快到他那里去。原来骑兵侦察队正在追赶他们。于是我们迅迎套上马车，离开了村庄。
走了几俄里，就看见了我们向北撤退的部队。我被安置在马车上后，就陷入了昏迷状态。这样不知道躺了几个小时，等神志清醒过来时，我们已经到达谢列布良科沃车站了。我用凉水冲洗了一下全身后，随即着手了解周围的情况。
我师的一个旅正沿铁路向潘菲洛沃撤退。另一个旅据说在先诺耶村庄一带。集团军司令部政委彼得罗夫委托我先给斯捷平送去一车炮弹。然后再去先诺耶把该师的准确位置搞清楚。我把大车派出后（后来我了解到大车按照指示到达了目的地），就拉出一匹马寻找旅的下落了。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超越障碍的跑马。有几回我不得不在沟壑中藏身。一直等到哥萨克骑兵侦察队消失为止。在先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