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斯平斯基和县民兵主任B ·и·伊斯特拉夫在剿匪中表现特别勇敢。
我们的《苏多格达曙光》报，以及省和中央的报纸每天都报道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直到现在，在我眼前仍时常浮现出贴满墙头的有关5 、6 、7 月份非常消息的传单。有一次当俄共（布）苏多格达县委会正在讨论由于社会革命党人闹事而引起的莫斯科局势问题时，电报传来了穆罗姆反革命叛乱的消息。穆罗姆事件只不过是社会革命党人与白卫军互相勾结策动的反苏维埃暴动链条中的一环而已。
众所周知，1918年春逃亡到顿河地区的保皇党军官们纠合起一支志愿军，向库斑河方向流窜。这支军队在库班由科尔尼洛夫指挥。后来邓尼金便成为这支队伍的首领。与此同时，一支所谓的北方志愿军也开始组建，其首领之一就是鲍里斯·萨文科夫。这个社会革命党人在十月革命以后就疯狂地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在伏尔加河流域各城市和普里卡米耶市的白卫军与萨文科夫分子纠合在一起，建立了一支由沙俄上校萨哈罗夫和反革命组织《保卫祖国的自由同盟》的成员格里戈里耶夫率领的东方支队。这些人妄图在伏尔加河流域推翻劳动人民的政权，并与萨马拉市的立宪会议委员会联成一气。由他们策划的反苏维埃叛乱中，最臭名昭著的要算是雅罗斯拉夫市的叛乱。穆罗姆市的悲剧，在全国范围内似乎鲜为人知，但是对弗拉基米尔省居民来说，却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穆罗姆事件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6 月8 日夜间，武装的白卫军阴谋分子按照在奥克斯基群岛的一次秘密会议上预先拟定的行动计划，袭击了穆罗姆苏维埃、警察局和卫戍部队。遭到突然袭击的红军战士和民警还没来得及抵抗就被逮捕，投入了监狱，有几名共产党员被杀害。一批苏维埃工作人员抵抗到清晨，向谢利瓦诺沃方向退去。白天叛乱者宣布把居民编入白卫军，并召集了蛊惑人心的群众大会。大街上到处张贴着有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签署的传单，谎称在下诺夫哥罗德、卡西莫夫和叶拉奇马等地的反苏维埃暴乱已经取得了胜利。
萨哈罗夫的联络员们奔赴郊区农村，到处搜寻零散的富农匪帮，但毫无成效。因为就连叛乱分子在穆罗姆当地的政权也没有来得及巩固。譬如，他们还不能对机车修理厂实施监督，工厂的工人不让白卫军随便接近工厂的大门。次日，就从四面八方（从弗拉基米尔，苏多格达、梅连科夫、维克萨、库列巴克、古西和科夫罗夫等地）调来了军队镇压叛乱。最大的一支是由二百五十名战士组成的弗拉基米尔支队。党组织派穆罗姆市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塔古诺夫担任该支队的政治委员。不久，穆罗姆便处于被半包围状态，从莫斯科派来的一批战士和弗拉基米尔人、古西人从库尔洛夫斯基方向攻打白卫军，苏多格达人和科夫罗夫人从戈尔巴特卡方向进攻，其他人则从南面进攻，敌人丝毫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我记得简直没有一枚子弹从我头顶上飞过。城市解放以后，在穆罗姆市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会进行得很成功。参加集会的绝大多数都拥护苏维埃政权。
参加镇压叛乱的我支队一直没有机会休整。我们刚返回原地，兵役局就得到指示，要组织一批战士参加弗拉基米尔支队，开往东部前线。联合支队的指挥员是前沙皇军官，他是1917年就转到苏维埃方面来的戈沃尔科夫。我被任命到他那里当政委。我们支队加入了由前沙皇军士库兹涅佐夫率领的第227 弗拉基米尔团。团党委会由共产党员瑙莫夫领导，政治委员（也可能是副政委）是科夫罗夫的女工娜斯佳·科鲁诺娃。我们经过捷沙、阿尔扎马斯、谢尔加奇和舒梅尔利亚向卡纳什挺进。在卡纳什我们第一次同捷克白匪遭遇。从这里我们团又调往斯维亚什克稍北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加入了第5 集团军的左岸集群，其任务是肃清该地区直到卡赞诺克河的敌人。集群大约有两千名步兵，二百五十名骑兵，并配有九门火炮和一列装甲列车。
据从喀山逃出来的难民说，侵入城市的号称人民军的白卫军枪杀了落入他们手中的共产党员、水兵和工人。需要日夜兼程地向前挺进。由B ·M ·阿津指挥的第2集团军的阿尔斯基集团正由东北向喀山进军。这减轻了我第5集团军的压力。所以П·A ·斯拉文军长下达了转入进攻的命令。白匪分子决定先发制人，佩佩利亚耶夫将军的集团向前推进。这个集团的骨干由数个军官营组成。于是我们就必须同他们交手。
加入第5 集团军的红军支队成分复杂，既有从喀山退下来的地方支队，也有从其他地区调来的队伍。特别是有许多无产阶级分队和共产党员分队是根据党的动员调到东方面军来的，在喀山我就遇到过特韦尔人和彼得堡人，莫斯科人和图拉人，下哥罗德人和雅罗斯拉夫人。后来，其他集团军也采用了这种配备人员的方法。
从波罗的海沿伏尔加河给我们派来三艘雷击舰，还有几艘武装驳船。在舰艇的炮火支援下，当时由Я·A ·龙金（他不久就英勇牺牲了）率领的我左岸集群以坚决突击将敌人击退到喀山。然而我们还未来得及巩固既得阵地，敌人就突然发起了反冲击，恢复了原来的阵地，并有将我们逼退到偏僻森林去的危险，随后卡佩拉的军官旅也冲向左岸集群的后方。来自喀山的难民队伍接连不断。从他们那里我们了解到喀山市的悲剧。该地的工人于9 月初举行了起义，但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接着发生了白卫军新的暴行。
还在8 月29日，当卡佩拉分子被击退，并在斯维亚日斯克近郊遭到打击之后，战斗就开始了转折。不久在喀山市上空开始出现我们的飞机。它们没有轰炸城市，只是撒下一些对劳动者和被欺骗的捷克士兵有号召性的传单。在一份传单上印有杰米扬·别德内的诗句：
飞机的嗡嗡声越来越近，
传单从飞机上飘入天空。
读吧，白卫军士兵，
别德内·杰米扬的告民众书。
我的诗篇就是胜利的号角，
它像宽恕罪孽的钟声响彻云霄；
祈祷吧，资产阶级分子，
不然惩罚随后就要来到……
大部分弗拉基米尔人留在伏尔加河右岸，并参加了向上乌斯隆的进攻。从那里的山岗上就能看到喀山大教堂的圆顶和休姆别金塔楼。戈沃尔科夫支队一边消灭小股敌人和敌人设置的狙击队，一边沿河的左岸向前挺进。
在这些小规模战斗中我接受了初次的战斗洗礼。它决定了我的命运，悄悄地提示我，我的岗位就在红军中，并使我产生要把整个生命献给军事工作的愿望。青少年时期对从事教育事业和化学工程师工作的幻想被新的观点代替了。这种新观点是在经受严峻考验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
在喀山近郊我初次体会到什么是用重炮弹的轰击。炮弹声不停地在你头上呼啸，泥土和弹片向四周飞溅。战士们始终是弓着腰，卧倒在地上，特别不愿意从地面爬起。每个人都力求找到一块掩蔽地，在感到自己比较安全的时间才开始环视四周。某些红军战士对飞机空袭感到特别难受。多数战士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空袭。飞机只是把炸弹投到半俄里以外的地方，瞧吧！战士们的散兵线就乱套了，一些人开始掉头向后跑。有两三个神经脆弱的人，刚一听到发动机低沉的嗡嗡声便撒腿就跑。其他人则极力不使自己露相。我们的左右友邻部队—奥尔沙团和涅维尔团最初对空袭的反应也是这样。
打仗的本领不是一下子就学会的，这是一门艰苦的学问。也不是每个人（包括指挥员）都能掌握的。有的人能成为勇敢机智的真正军人，他就能引导人们走向胜利。另一种人则可以成为优秀的司令部工作人员，但在枪林弹雨之下表现胆怯。第三种人个人骁勇，却不善于指挥部队。而第四种人一般他说只适合于躺在沙发上幻想战功。唉，生活后来使我信服，甚至在职业军人中，有时也会出现第二、第三和第四种人。我现在常常想到的一个人，就是以他的模范行为和富有真知灼见的思想打开了我的眼界，使人懂得应该当一个什么样的指挥员的那个人。这个人正是属于第一种人。
我指的是戈沃尔科夫，他是个旧军官，在二月革命以后立即毫不动摇地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坚定地跟着列宁的党走。他同我的谈话，关于旧军队的叙述，关于军事学术，战斗组织原则的论述，在我决心作一名红色指挥员上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青年时代我曾认为真正的指挥员应该是勇敢坚强，嗓门大，射击准确。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使我明白了士兵的思想政治因素和觉悟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我逐渐开始理解到能够给人们以教益的，要么是系统的军事教育，要么是战争本身，而在学习上首先还是要向戈沃尔科夫学习。
遗憾的是，我和新朋友并肩前进的时间并不长。9 月初我们转入进攻。军官营用机枪进行猛烈的连续射击，唤起战士们投入冲击真不容易。当时戈沃尔科夫全身直立，站在队伍的前面，在他的后面是我和旗手。伙伴们唱起了“仇恨的旋风在头顶呼啸……”，接着支队冲向了敌人。我们还没有走出几步，戈沃尔科夫全身晃动了一下，我向他扑了过去。从他的鬓角流出了鲜血，我还没来得及派人去叫护士，他已经与世长辞了。
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怎么办？是后退？隐蔽在战壕里？还是继续前进？战士们看看我，有人已经卧倒。我喊了一声，向铁路路堤跑去。我向四周一看，所有人都跟着我向前跑，似乎没有人掉队。我们在路堤旁卧倒，几位连长爬到我跟前，问道：
“政委同志，是挖战壕还是在这里短暂停留？”
我习惯地向四周看了一下，已经看不见戈沃尔科夫了。在这种时刻犹豫是不行的。由于想起了戈沃尔科夫的教训，我向连长下达了任务，最后说：
“我一站起来——这就是继续进攻的信号！”
射击停止了。当我们刚站起身来，就看到一些带金色肩章的人（指帝俄时代的军官——译者注），斜端着刺刀冲过来了。他们张着嘴巴，由于枪声听不到喊声，双方短兵相接，撕打在一起。我向敌机枪手打了一梭子子弹，机枪哑了，可从他身后跳出一个手持步枪的士兵。要是他来得及开枪，我就完了。我急忙跳过“马克辛”机枪的护板，想用驳壳枪手柄打击敌人的头，突然脚底下拌了一下。摔倒时发现敌人挥动了一下枪托，觉得后脑勺被猛击了一下。以后就神志不清了……。我在救护车箱的卧铺上神志清醒了过来。就是说，还活着！
过了一天，同志们前来探视，带来一封从弗伦奇·戈沃尔科夫口袋中发现的信，是寄给《消息报》编辑部的，他在信中号召红军战士彻底消灭白卫军。信的结尾写着：“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苏维埃是我们的救星！”又过了几天传来消息，喀山解放了。
在苏多格达，朋友们都到火车站迎接原来的政治委员，医生吩咐要我长期休息和治疗。我休养了将近两个月，恢复了健康。青春的活力渐渐地占了上风。我可以越来越多地出席县委会的会议，帮助新来的政治委员工作。最后我觉得自己可以重新战斗了。
当苏多格达隆重纪念伟大十月革命一周年后不久，我向俄共（布）县委会提出要求，调我到作战部队去工作。县委会则建议我领导全县军训普及工作。争论提交到省级机关，在那里做出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决定，派我到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去接受系统的军事教育。由于要派遣一、二年级的学员到前线去，我在该学院的学习曾有过两次中断，第一次是在1919年5 月。
反对邓尼金匪帮
第9 集团军在什么地方？韦申斯卡亚事件，由斯捷平率领的师。艰难的退却。向波沃里诺突围。背叛。再见，南方面军！
1919年5 月的一天，在那芳草如茵，鲜花盛开的时节，我来到了南方面军司令部，该方面军当时是由B ·M ·吉齐斯领导的。我必须从这里潜往第9 集团军。我使用“潜往”这个词并非偶然。虽然整个战线从罗斯托夫附近的某地通过，然而在从沃罗涅日到集团军驻地的四百公里途中，到处都有熊熊燃烧的战火。在北面，突破了防线的白卫军突击集群正在进攻，在顿已斯的西面和北面，乌克兰土匪头目发动了叛乱，在利斯基和诺沃霍佩尔斯克中间地带，富农掀起了暴动；最后，在韦申斯卡亚也爆发了哥萨克叛乱。要想按指示到达库尔特拉克河、梅德韦季察河和伊洛瓦河之间的地区，我们这一组人员就必须穿越顿河沿岸一带的草原，绕过各个反苏维埃的匪帮。
早在1919年4 月，这里就出现了这种混乱局面。南方面军在早春季节就已将邓尼金匪徒逼至海边，但未能发动最后的决定性打击。乌克兰红军在共和国的西南方，正忙于肃清外国干涉者造成的恶果。而在5 月份其兵力又为叛乱头目格里戈里耶夫的暴动所牵制。来自中央的优秀的红军补充队伍又调往东方面军进行补充。由协约国装备起来的邓尼金部队很快就恢复了元气，握紧拳头，准备发动进攻。截至4 月底，为了反击白卫军的十万骑兵和步兵，南方面军只能派出七万三千人。
人数有两万人的第9 集团军由3 个师组成，松散地配置在正面两百公里的一线上。该集团军从东面威胁着罗斯托夫，其后方正如前面所述，有哥萨克的叛乱。受到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挑拨的韦申斯卡亚、喀山、米古林、叶兰和乌斯季霍佩尔等地的哥萨克人都拿起了武器。他们得到纳波洛夫、阿斯塔霍夫、舒米利诺、索洛卡等地哥萨克庄园主的支持。因此第9 集团军与第8 集团军不得不抽调相当数量的兵力在自己的后方镇压叛乱。其他方面军和莫斯科也派出了援兵，一伙三万人的叛乱者被围了起来，但未被歼灭。
5 月6 日邓尼金转入了反攻，迈… 马耶夫斯基将军的志愿军经顿巴斯向乌克兰移动；弗兰格尔将军的高加索集团军越过萨利斯克草原向察里津推进；而西多林将军的顿河集团军则以两个骑兵军向我第9 集团军的第16师和第23师的接合部突击，并于5 月25日突破了防线。敌人作到这一点并不太困难，只要注意到当时属于第9 集团军军长指挥的一万五千名步兵和骑兵，已成独立集群分散部署在由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到卡缅斯基镇一线，就可一目了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南方面军转入防御的命令也未能及时到达。不久，压迫我有邻第8 集团军的顿河哥萨克第3 军前出到米列罗沃地域，谢克列捷夫将军的军队经过塔钦斯卡亚、米留金斯卡亚、博克夫斯卡亚等哥萨克镇向前急进，去援救韦申斯卡亚的哥萨克人，并于6 月7 日与叛乱者汇合在一起。
在我前往最远的、在集团军最左翼作战的第14师的途中（这个师就是我奉命去工作的那个师），我就遇到并结识了一些其他师的指挥员和战士。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斗志昂扬，但也有某些人，尤其是第23师的某些人表现有所不同。我认为此事似乎与第23师师长Φ·K ·米罗诺夫的职务调动有关。米罗诺夫当时在萨兰斯克附近某地正着手将调到那里的数个霍波尔贫农支队组建成一支红色哥萨克军。老同志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米罗诺夫归来，按照他们的话来说，米罗诺夫一定能够“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