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我的意外，在场的人都提到了我的名字，提出的理由是我受过专门的训练，参加过作战，曾是几个军区的司令员，而且就在总参谋部工作。斯大林征求了我的意见。我执意谢绝，我推说这项工作异常繁重，而我的经验又不足以应付这样的工作。
“这样吧，”斯大林说，“我们说好，您现在就接手工作，等我们选好候选人，就替换您。我们不会委曲您。您将得到适当的任命。今天就到这里吧。”
第二天，我就开始履行新的职责。
……1940年深秋，预定在白俄罗斯军区举行军事演习。在此之前，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刚加入德、意。日三方条约。英国上空的空战正处于紧张的关头。报纸上每天都报道德国空军空袭英国城市的消息；可能许多人都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德国入侵苏联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大多数人认为：假如明天德苏之间爆发战争，那么它只会给敌来带来重重灾难。我们将在敌方领土上作战，以小的代价和强大的突击打败敌人。当然，这种支配大量苏联公民思想的和大力宣传的看法对工农红军的所有领导人来说不是都无条件同意的。德军在西欧的胜利迫使人们不得不警惕起来。
于是，我们准备在白俄罗斯军区举行军事演习。国防人民委员部不止一次地为它规定了期限。待我们刚准备就绪，演习就改了期。政府担心在边境军区举行演习会引起德国人的戒备，所以尽力避免与德国纠葛，以推迟同它逐渐迫近的冲突。最后，斯大林批准了这次演习，但是，建议派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我的第一副手H ·Ф·瓦杜丁为这次演习的领导人。
“如果这次演习由铁木辛哥或梅列茨科夫指挥，”斯大林说道，“那么德国人将会采用各种手段来弄清其性质。而这对我们是完全不利的，因为德国会知道，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现在在于些什么。让瓦社丁去，仿佛是抱有视察的目的。”
演习是成功的，政府对其总结给予了良好的评价。不久，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决定对工农红军高级指挥人员进行普遍集训。12月23日，各军团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各军区参谋长，以及一些兵团指挥员应召来到莫斯科。会议是在中央红军之家召开的。会议的议事日程中包括六个报告。我作了题为《陆军、空军的战斗训练和高级指挥人员的战役训练的任务和总结》的报告；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Г·K ·朱可夫大将作了题为《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的报告；红军空军总局局长П·B ·雷恰科夫空军中将作了题为《在进攻战役中和争夺制空权的斗争中的空军》的报告；莫斯科军区司令员N ·B ·丘列涅夫大将作了题为《现代防御战役的特点》的报告；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Д·Г·巴甫洛夫坦克兵上将作了题为《机械化兵团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使用和机械化军进入突破口》的报告；哈尔科夫军区司令员A ·K ·斯米尔诺夫中将作了《步兵师在进攻和防御时的战斗行动》的报告。
可见，这次会议讨论了我军最重要的训练问题。会议延长到12月29日，在讨论这些报告中有六十人发了言。其中有国防人民委员，两位副国防人民委员，炮兵、汽车装甲坦克兵和骑兵的总监察员，总参谋部的两位副总参谋长，各防空总局局长和汽车装甲坦克兵司令员，军训部部长，空军参谋长，空军、炮兵和步兵的副总监察员，十一位军区司令员，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一名军区副司令员，七位军区参谋长，三位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五位军区空军司令员，三位军区炮兵主任，两位集团军司令员，五位机械化军军长，四位步兵师师长，一位坦克师师长。一些同志还发了两次言。
我认为，这些报告和发言基本上正确地解决了部队备战的实际问题和实施进攻战役和战斗、防御战役和战斗的理论问题，以及航空兵和装甲坦克兵的战斗使用问题。
我想较详细地谈谈自己的报告。担任总参谋长的四个月，尽管时间不长，然而为了能够就部队的战备和作战能力的各个方面发表意见，我了解了相当多的情况。部队训练中的许多疏忽之处使我感到非常担心，而国际形势则要求应尽快改正它们。因此，我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那些亲自（在各次演习中和视察部队中，在各个司令部里）发现的或在查证过的材料中看到的缺点上，并着重找出纠正这些缺点的办法上。
首先，我指出了我军的条令已经过时。它们已不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例如，进攻时的战斗队形曾这样规定，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部队编入突击群，而三分之二则编人钳制群。组织防御时的战斗队形通常也具有类似的缺点、此时只是向数个主要方向上派出数量不足的兵力兵器，其办法就是抽调第二梯队和从未受到攻击的地段机动来的兵力。对防御问题的研究也是一个薄弱环节。曾有一段时间，总是（引报告中的话）“害怕谈可能进行防御的问题。然而，在注意到西方的战争经验，又准备实施积极的进攻战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对部队作好现代防御准备的问题有所认识；这种防御应是纵深梯次配置的，能进行对坦克防御和对空防御的。
应该研究制定适应现代要求的新条令。
后来，参加多次演习和分析它们的过程时，我得出这样一个论，这些演习是在不怎么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许多情况下，对待战士就像对待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我们好像不是在培养准备为祖国甘洒热血的保卫者。
对军队训练的这一批评性的评价，使得有些人感到不快，在会议之间的休息时，有些人怒气冲冲，但是，在发言中都没有替自己辩护。国防人民委员警觉起来。批评也触及了他。诚然，C ·K ·铁木辛哥当国防人民委员不久，但是，在他身上和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及总参谋部工作的我的前任身上都有许多过错。当然，我认为自己也应对存在的缺点负责。
然而，在会议总结时，国防人民委员公正地对他们作了评价。这次会议确实带来了很大的益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的条件下，他起了特别积极的作用。实际上，高级指挥人员在这次会议上了解了战斗训练各个方面的方针。
现代的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在红军指挥人员的活动中有那样多的缺点该怎样解释？
首先，到1940年底时，我们的指挥干部大多数还相当年轻。一些指挥员在过去两三年里先后担任过数种职务，领导军区、兵团，担任参谋都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们替换了在1937—1938年离职的军事首长。被新任命为司令员、指挥员和参谋长的绝大多数具有优良的素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西班牙、哈拉哈河和芬兰战局的作战中获得了经验。但是，他们刚刚适应自己的新职务，因此有时会出现疏忽是很自然的。
其次，由于新技术兵器，主要是飞机和坦克的蓬勃发展，而且无论是我们或者西方，都通过作战迅速提高了这些兵器的战斗使用理论水平，在这样的时期，部队、高级军事首长和司令部的训练工作更加复杂化了。因此，需要重新解决许多问题。早先颁布的条令和细则很快就过时了。
所有这些都迫使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召开一次范围很广的扩大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和随后的战役战略演习，提高军队高级领导人员的训练水平，共同讨论根据我们和西方的作战经验以及各种演习的经验所提出的主要理论问题，尔后在此基础上颁发指导军队行动的新条令和细则。
有必要改变各军区、集团军和兵团的工作方式、使部队迅速地、精力充沛地准备好应付日益迫近的战争。战斗训练是根据“按实战需要训练部队”和“练为战”的原则实施的。还采取了一些加强一长制、军人纪律和部队秩序的措施。
1941年1 月初，大多数与会者先后离去。领导人员小组留下来进行图上战役战略演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Г·M ·马林科夫和A ·A ·日丹诺夫参加了这次演习。演习由国防人民委员亲自领导。战役演习收益很大。
演习结束时进行讲评，并且为此准备了一昼夜。随后，一少部分演习参加者被突然叫到克里姆林宫。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召开了会议。由我介绍12月高级指挥人员集训和：月战役战略演习的过程。整个介绍规定用十五到二十分钟。哪知我刚刚把敌人的行动部分谈完，讲评实际上就结束了，因为斯大林打断了我，并开始了提问。
这些问题的实质归结到一点，就是怎样看待最近几个月里从分析德军在酋欧和北欧的作战中掌握的关于德军的侦察情报。但是，我根据侦察情报得出的看法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给我规定的时间已过，于是讲评中止了。瓦杜丁想发言。然而没有让他讲话。斯大林让国防人民委员讲话，但他没有支持我。
后来，与会的军事首长们谁也没有再要求发言。斯大林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后停下来，沉默了一会，说：
“铁木辛哥同志请求任命朱可夫同志为总参谋长。让我们同意吧！”
当然没有反对意见。我也感到很满意。五个月前，斯大林在任命我担任这一职务时曾许诺，当找到合适的人选时再替换我。他履行了诺言。我重新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再度钻研军队的战斗训练问题。我认为朱可夫是我们这些军事首长当中最适合于当总参谋长的一位。
回到原来的职位后，我得到通知，斯大林审批了我在任总参谋长时呈送给他的作战文件。由于有这个作战文件，总参谋部当时研究制订的机械化军的展开计划引起了重视，该计划的各个草案都是在坦克兵的参与下经过详细讨论的。有关这些讨论的传闻，在扩散时往往歪曲了事实真相。在现时的一些出版物中，有时会看见这样的评论，似乎那些在西班牙作过战的坦克手们不加批判地把战斗经验搬到苏联。其中谈到他们好像是在否定坦克兵的独立作用，断言坦克只能够伴随步兵。在这方面特别经常地提到Д·Г·巴甫洛夫的名字。
我想在此为他的名誉辩护。攻击是徒劳无益的，其作者本未倒置了这个问题。事实上事情正好相反。巴甫洛夫正确地证实了我们所装备的像T —26那样的轻型坦克不能完成重大的任务；同时，坦克兵的作用正日益提高；也就是，我们必须改善现有的技术装备，制造威力更大和更灵活的新型坦克。事实上这个论点已落到实处，因为现实生活本身就为其作了辩护。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著名的T —34和其他坦克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Д·Г·巴甫洛夫寄厚望于钢铁的宿愿的体现。从这里可以看出，把他对过时的技术装备提出的批判性意见硬拉到坦克兵使用原则上来，这是很不对头的。
斯大林在任命朱可夫为总参谋长的三天后，把我叫到了他那里。在办公室里有莫洛托夫。斯大林打过招呼后，生气他说：
“我的老弟，怎么啦，您重新当了副国防人民委员，就不再向我报告日常事务了？”
“斯大林同志，以前我也不是主动到这里来的，您召见我，我就来了”
“那么为什么不把组建机械化军的计划带来看看？”
“斯大林同志，您修改过的这个计划的草案已经重新打印。朱可夫说他要亲自把它交给您。”。
“我们已同朱可夫谈过。他想使机械化军的数量比计划中提出的多一倍。”
“您知道我的看法，斯大林同志。我是不会放弃它的。当前，我们的新坦克太少。到今年夏季，计划中提出的那些机械化军也不能筹建好。应早点开始组建。根据我们提出的草案，各机械化军应在1942年春季加入战斗序列。朱可夫关于把军的数量增加一倍的想法很好，只是物质条件还不具备。待物质基础具备时，他的建议到1943年前即可实现。”
在下面的谈话过程中，斯大林指出，到1943年前我们肯定不会置身于战争之外。我们将不由自主地被卷进去。但是，不能排除，到1942年以前我们将置身战争之外。因此，将再次讨论机械化军编入战斗序列的程序。当前，必须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军队的训练上。斯大林说，政治局认为，国防人民委员部在我回去后将予以加强，并希望能积极地开展工作。
同斯大林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我把全总心思都转到部队的战斗训练和教育工作上。从这时起直到战争爆发，我很少见到斯大林。
我认为在接近实战条件下进行实际演习是训练部队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于是拟订了这方面的行动计划，并打算前往许多军区。国防人民委员未作大的修改就批准了这些计划。
1941年春季，我参加了M ·M ·波波夫上将为司令员的列宁格勒军区的数次演习。这次出差到列宁格勒军区，我认为是成功的。指挥人员正确地完成了所受领的任务。部队训练有素。在此之后，我去了基辅特别军区。5 月底，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N ·X ·巴格拉米场上校向我报告了情况。局势正渐渐地临近了战争。德军集中到了我国边境线的附近。巴格拉米扬列举了不断增多的非常令人不安的数字。在向莫斯科报告之前，我决定再次对整个情况重新检查一遍。我去了利沃夫，到了军区的各个集团军。各集团军司令员一致地提到了同样的情况。当时，我还亲自在前沿的边境哨所里观察了很长时间，亲眼看到了德国军官们异常活跃的情况。
那时，在基辅特别军区的右翼构筑了一个筑垒地域。工事已经建成，但是，还没有装上设备。用于防守筑垒地域的部队也有了。我采用了机断行事的办法。通知第5 集团军司令员M ·N ·波塔波夫坦克兵少将说，我将派一名助手带去一道命令，要进行一次以集团军部队进入筑垒地域的试验性演习，以便在演习之后让第5 集团军留驻筑垒地域。在其他地区，防御工程作业还没有结束。筑垒地域的修建是B ·M·沙波什尼科夫负责的，于是我决定在莫斯科再同他谈谈。
尔后，我视察了边防部队，。所有这些部队都处于戒备状态，然而我几乎到处都听说，对面的情况对我方不利。我从边境回到了利沃夫。这里又犯了一些错误。几乎所有的高射炮兵和反坦克炮兵同时被改编，因此，一个反坦克炮兵旅放弃了战斗准备。为了使集团军的指挥人员确信这一点，我同他们一起进行了军事演习。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在演习过程中发现，“敌人”的坦克几乎可以畅行无阻。在讲评中，我强调指出失策的严重性。集团军司令员由引用军区的指示来辩解。我在芬兰战局中的同事和战斗指挥员M ·П·基尔波诺斯上将是该军区司令员。他也在利沃夫。基尔波诺斯解释说，改编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必须分阶段进行，他答应纠正错误，并立即前往设在基辅的军区司令部。
然而，错误并没有得到纠正。6 月初，军区组建了数个装备有牵引车的反坦克炮兵旅。而两个星期后就爆发了战争。尽管第6 集团军英勇作战，但是没有能抵挡住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坦克。在战争的头两个半星期里，该集团军的部队从边境线急速后退了三。四百公里，平均每昼夜后退了十八至二十公里。在这点上不仅仅只是军区的领导有错。他们在战斗技术装备、运输工具和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差不多是尽力而为的。
这已是战争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