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谈话变得友好了，我告诉杜鲁季，苏联人善于评价著名革命家的功劳，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莫斯科有一条为纪念克鲁泡特金而命名的街道。克里姆林宫宫墙旁边的纪念碑上刻有巴枯宁的名字。因而我们明白，杜鲁季有称之为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纵队。但如何理解有一个称为马赫诺的纵队呢？须知马赫诺是一个匪徒。我在布琼尼的骑兵集团军服役时，曾不得不同马赫诺匪帮作战。这些强盗抢劫劳动人民，损害人民政权。在你的这些纵队中，各种卑鄙人物如此之多并非偶然。难道可以让卑鄙之徒靠近革命吗？我确信，在各纵队里也混进了法西斯分子。如果对他们不加驱逐，他们在第一仗中就会使人陷入窘境，招致灾难。
杜鲁季答应从各纵队中清除敌视革命的人。但通过整顿仍未建立起良好的秩序。后果很快就暴露出来。在马德里附近，杜鲁季的部队在作战中失利，而他自己不久因中流弹身亡。关于他的死，自相矛盾的传闻不胫而走。但我深信，这是“自己人”当中有人对试图整顿纪律进行报复。对这位满脑子糊涂思想，但为人正直和坚持自己那套原则的勇敢的年轻人，我深感惋惜。
至于他的机枪手们，真的到了阿尔瓦塞特。我们交给他们“马克辛”机枪。起初，这些弟兄们埋怨这些机枪太重，因而拒绝使用它们。但是后来A ·и·罗季姆采夫顾问表演了使用这种机枪射击多么带劲的情况时，战士们便喜欢上了它们，开始勤学苦练。从表面看，这个机枪队往往不怎么样，纪律上存在很多问题，但他们中间却出现了一些威风凛凛的机枪射手。他们看了苏联内战时期的某部电影后，第二天面貌便涣然一新，从此便经常地交叉背着机枪子弹带，摹仿1917—1920年时期英雄的样子。
那时，B ·я·科尔帕克奇又组建了一个国际旅。这些国际旅战士的政治觉悟很高。无论何时，他们的总政委加洛同志（路易吉·隆哥，他后来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都用不着为士气低落而抱怨。反法西斯志愿军的战士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西班牙，因此我们深信，这个新的旅不会让自己丢脸。该旅冲向哈拉马河附近的阵地，但就在第一次战斗中没有经受住佛朗哥部队的打击而向后撤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对这次战斗进行了长时间热烈的讨论。最后的答案是，全部问题在于战士缺乏经验。总参谋部给该旅下达了另一项战斗任务，同时又换了旅长。根据法国同志的建议。被委任旅长的是一名营长，他是法军上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该旅在多次战斗中逐渐锻炼坚强了，成为一个善战的旅。至于新来的旅长，他规定了自己的一套制度。士兵们每个星期乘汽车轮流到马德里休息。如果连里出了违反纪律的事件或在战斗中表现不怎么样，就取消休假。大家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紧接着在阿尔瓦塞特组建了十个西班牙旅，并把它们派往前线。我们太急于行事了，因此，我些旅来不及接受较好的军事训练。他们不得不直接到实践中去掌握作战艺术，在三个月内组建了三个国际旅，其中第一个基本上是罗马人旅，第二个是斯拉夫人旅，第三个是英美人旅。在别尔津把我和西蒙诺夫召到巴伦西亚之前，我们来得及看了看上述几个旅的一些分队在战斗中的表现。某些分队拥有的人员已经参加过作战或者最初在别的部队干过。例如，一些战士原来曾编人意大利的罗谢利百人队、索齐混成百人队和非党人士意大利侨民帕恰尔季组建的军团。而大部分战士到得晚一些。一些人是主动来到西班牙的，另一些人则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许可证来的。也有一些人来的目的只是要看看比利牛斯半岛发生的情况，后来由于产生了对革命斗争的崇高理想而留下来积极参加斗争的。
苏联军事顾问逐渐享有很高的威信。甚至夫政府主义者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越来越多地找我们研究问题和要求帮助。1936年12月，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把志愿人员彼得罗维奇（也就是我）和沃尔特（即H ·H ·沃罗诺夫）请到他们那里做客。当时，西班牙共产党员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战胜敌人的八项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加强统一行动。无政府主义者被迫同意。他们希望从佛朗哥手中夺回特鲁埃尔市。当我们在某地遇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时，这位首领大肆吹嘘自己的部队。我们向他提到形势、武器、具体计划等问题时，他对所有问题都作出同一回答：“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而我的弟兄们，如果需要的话，他们明天就去冲锋陷阵，打败敌人，夺取地盘……”等等。尽管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者抱有种种怀疑，还是差点儿相信了这位能说会道的指挥官。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决定调来第13国际旅担任支援。随后，我们制定了作战计划。无政府主义者采纳了这项计划，于是开始了进攻准备工作。
准备当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通过侦察获得的情报自相矛盾，因而难以判定敌人有生力量的准确位置。我很想亲自查明敌人有无假阵地。我与沃罗诺夫去见百人队队长（即百人队指挥官）。我们问道：
“喂，你知道法西斯前沿阵地在什么地方吗？”
“知道。”百人队长回答。
“靠近一点指给我们看行不行？你不害怕吗？”
百人队长轻蔑地一笑说：
“走吧！”
我们认为，他会把我们带到我们去过几次的前沿观察所，从方便的地方给我们指出敌人掩体的位置。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走了很久，一会儿隐蔽在灌木林和小树林后面，一会儿又越过小沟。夜幕正在降临。敌人到底在那儿呢？前面篝火的火焰开始发红。在不远的一个小山谷里看见了几个哨兵的身影，而较近的地方还坐着一个士兵。百人队长伸出一只手低声说：
“法西斯！”
看来他真正理解我们，因而把我们带到紧靠法西斯阵地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哨兵没有发现我们，还是在暮色中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我们退走时平安无事。回到驻地后，我们的紧张情绪才松弛下来。我们开始抱怨说：
“你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去了？想把我们送去当佛朗哥军队的俘虏吗？”
这位西班牙人生气了。他是被要求去指明法西斯配置地点的，并为此费尽了全力。但有谁对他表示过谢意呢？对这场风波，大家一笑置之。我们同这位年轻人握了握手并向他告别。
这种表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个人突出勇敢的类似事例激起了人们对胜利的希望。唉，客观因素看来到底比主观因素强大。任何良好的个人素质都无法弥补无政府主义的无组织状态。这一点在进攻的第一天就表现出来了，国际旅作好了执行命令的准备，但无政府主义者的部队哪里也找不到主要指挥官。我不认为他是胆怯。很可能是他忘了约定的时间，或者仅仅是对个人职责抱无所谓的态度。要知道，无政府主义者心目中不仅没有“秩序”、“军队”、“国家职责”、“纪律”这些概念，而且蔑视这些字眼。
因此，我与沃罗诺夫决定代替指挥官。部队还呆在掩体内。我们走到前面，发出冲击口令并挺直身子朝前走。战士们齐声叫好，但谁也没有站出来。我们继续前进并回头看看，在敌人射击之下迈步向前的还是我们俩人。我们便返回去，进行说服，呼叫，请求，使他们感到惭愧……怎样做都无济干事。冲击没能进行。此时第13国际旅已按原来的约定转入进攻。法西斯利用我们行动上的不协调一致，使用主力去对付这个旅。给其造成伤亡并阻止了它的进攻。这个地段上的作战未获成功。
我向别尔津报告了特鲁埃尔郊区的情况之后，他告诉我，马德里防御委员会主席米亚哈将军的军事顾问库琅尔（即г·и·库利克）将军被召回莫斯科。我必须代替库利克，因为马德里比任何地方都重要。防御委员会（马德里方面军）没有得力的军事援助人员是不行的。总参谋部军事顾问的职责由别尔津自己负责履行。而在马德里，责成我特别注重下述专业人员的训练：坦克手、飞行员。炮手和合成军队的军官。到了认真考虑共和军干部问题的时候了。
我到达马德里后，向米亚哈介绍说，我是他的新顾问。与他共事是一件复杂的事情。米亚哈身兼二任，既是军人又是政治家。作为一个政治家，约瑟·米亚哈是官方非党人士，实际上与共产党人遇然不同。这对整顿好“红区”的作战指挥妨碍极大。所谓“红区”是当时对马德里地区的称呼，因为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思想公开左倾，而西班牙共产党在该区的防御中又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作为一个军人，米亚哈似乎是一个富有学识的人。例如，他对摩洛哥军队（佛朗哥在马德里近郊的主要力量）战斗能力的分析就很中肯。原来他有在摩洛哥进行殖民战争的经验。
这是对历史的讽刺！摩洛哥人曾为自由进行过反对西班牙侵略者的斗争，而今天却受到蒙骗，为被压迫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利益来打仗。当时差一点成为佛朗哥和反动派的其他首领同窗的一名将军，却要来保卫共和国和劳动人民的利益。1939年他背叛了共和国不是偶然的。显然，他没有慎重考虑过同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而只是在正式公务方面作为一个将军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从纯军事观点来说，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而在精神政治方面则从来就谈不上同心同德的问题。于是，我竭力避免同他讨论共产党问题。所有苏联军事顾问还在离开苏联时就奉命严格禁止参与西班牙的任何政治争论和政治斗争。我们向西班牙人民及其合法政府提供军事知识，而对我们的使用也限制在需要的范围以内。
马德里方面军的参谋长是维先捷·罗霍，他是一位聪明、富有知识和能干的军官。他的思想比米亚哈左得多，而我似乎不大喜欢他。他在提出某些重要建议或者通报重要情况时，有时不亲自向米亚哈报告，却来找我并请求我将决定付诸实现。当然，我也有自己的设想和建议。通常在黄昏时我去见米亚哈，在他那里进行交谈，当前线战事有几次由于顾问的建议收到效果之后，这位念念不忘个人功各的米亚哈似乎开始对建议关心起来。他对我的女翻译胡利娅已不再感到拘束：不知是与她相处习惯了：还是实践向他证明，我们谈话的任何细节都从未泄密，因而认为她是可以信赖的；或者最后他获悉，她的丈夫曾一度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而不认为她是一个潜在的共产党员。总之，他喜欢我们对所有最重要的问题要事先即在会议讨论之前谈妥。我也用不着反对这种规定下来的制度，只要城市的防御得到巩固就行。第二天早晨会面之后，米亚哈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会议，把头天晚上商定好的内容如实地和盘托出。随后由罗霍发言，他作为许多建议的实际倡导者，大力支持委员会主席。再后由我发言，而我也按同一精神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之后，其他负责人也表示同意。
在西班牙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是A ·и·罗季姆采夫大尉（起初他是中尉）。我常常在战斗中见到他，能够对他的品质作出评价。罗季姆采夫是利斯特尔的军事顾问，依我看，他就分队指挥问题提出的有分寸的巧妙建议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必要时，他本人在激烈的战斗中堪称勇敢的模范。
有一次，当佛朗哥军队从托莱多方向发起进攻，冲向共和军兵团之间的接合部并正在楔入之际。为阻滞敌人，司令部向前方派出一个师。而师长却不在现场。罗季姆采夫受领了我下达的命令：把该师展开并投入战斗。在这之前，罗季姆采夫在我军甚至连一个团也没有指挥过。因此，随后我派另一名军官去查看战事究竟如何发展。我预先告知过，过两小时我将亲临现场。罗季姆采夫稍微有点急躁。但行动准确。当我到达时，那位军官高度评价罗季姆采夫的行动。我们坐上装甲汽车，在战场走了一遍。的确，一切都合乎要求。
另有一次，事情发生在马德里的曼萨纳雷斯桥畔。我们称这座桥为法国桥。摩洛哥部队突入了该城郊区，在拂晓时对这座桥发起攻击。用火力控制渡口的共和军的一挺机枪突然不响了。法西斯分子已经跑到桥上，从行进间进行射击，向我们这边河岸冲来。战士们顶不住了。只要再过几秒钟，敌人就会冲到城里。罗季姆采夫在敌人火力之下扑向那挺机枪。“马克辛”机枪重新打响时，佛朗哥部队离我们只有几步远了。敌方士兵被弹雨阻住，纷纷倒在桥上，另一些士兵赶紧退走。关于A ·и·罗季姆采夫的事迹，不止一次地报告了莫斯科，并申请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大家都知道罗季姆采夫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英勇善战的事迹。因而，我认为西班牙对他来说，是一所非常好的战斗学校。
在哈拉马河
一桩桩往事。胡利娅。共产党员与共和国。在难忘的冬季的千变万化事件中。顾问们，要冷静！一些旅与另一些旅。
1936年和1937年之交的冬季，马德里的保卫者们不得不特别注意当时沿哈拉马河展开的战斗。法西斯分子由于未能从南面、西面和西北面突破马德里，便组织部队从东南面进攻。按照他们的企图，哈拉马河战役要取得胜利，必须切断马德里与巴伦西亚、阿利坎恃、卡塔黑纳等海港的联系，以便衔接和紧缩城市的包围圈。这次战役拖延了数月之久，而规模不大的小战斗几乎没有间断。冬季的大部分时间我开始是在卡斯蒂利亚担任总参谋长顾问，后来则在中央方面军的马德里地段和马德里方面军担任马德里防御委员会主席的军事总顾问。现在谈谈几件很有趣的事情。
利斯待尔旅是沿哈拉马河河道进攻的。形势并不轻松。佛朗哥的部队实施猛烈的拦阻射击。我当时恰好位于火力圈内。我感到有两个人抓住我往什么地方拽。我进行了抵抗（我以为是法西斯抓我去当俘虏）。我们拼命地扭作一团，最后三个人全掉进掩体。我听到了骂声。疑云消失了。我一看，站在我面前的是面带微笑的利斯特尔，而抓我的那两个人则是罗季姆采夫和利斯特尔的政委（好象是卡尔洛斯·孔特列罗斯，在西班牙人们称这位意大利同志为维托里奥·维达利）。据他们说救我是为了使我不致遭到射击。我冲着罗季姆采夫发火说，难道可以这样把上级指挥员拽入掩体吗？要知道我们是在部队里。这样做既动摇了士气，又破坏了隶属关系。罗季姆采夫表示歉意，而利斯特尔则哈哈大笑。我立即变得严肃起来，并开始抱怨说，我们就这样对法西斯射击吗！
还发生过另一件事。摩洛哥部队向我们冲击。在一个掩体中躺着的有我、坦克旅旅长д·г·帕夫洛夫和第11国际旅旅长，侦察部门通知说。法西斯分子的每个分队均有一名德国军官或军士担任指挥。它们的炮火准备很猛烈，机枪射击采用长点射的方法。共和军支持不住，一些分队开始退却。我们跳出掩体喊道：“回原地去！”д·г·帕夫洛夫登上坦克，用手枪威胁逃跑的战士。一些战士开始停留在我们周围，后来就聚集成一群人。帕夫洛夫把坦克派到前面，自己也一同前往。士兵们紧跟在战车后面冲向敌人，逐渐恢复了防线，把摩洛哥部队击退到出发阵地。
暂时平静了。突然，我看见胡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