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令人担心的是波列西那地区，因为整个地区都布满了森林和沼泽。一些纵向江河障碍也经常使人感到麻烦。例如在别列津纳河的整个河道上，我们只有四座大桥和四座门桥。我想，如果敌人将这些桥炸毁，我军无疑将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如紧急需要大规模地将部队从一个地域转移到另一个地域时，也会出现复杂情况。在白俄罗斯军区全部现有铁路为六千二百公里，公路为二千公里，土路为十万公里。这就是说，在远离铁路和公路的地方，运输人员和军用物资的重担都压在这些土路上。如果说在本军区每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三十五公里左右的土路，则铁路只有两公里，而公路只有七百米左右。结果，我为司令部和各勤务部门详细拟出了一旦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发生战争时面临的各种任务，并制订了采取迫切措施的详细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我一直工作到将我调往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时候为止。
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得到多次演习机会。在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中，除完成部队训练的一般性任务外，我们实际上还检验并力求进一步发展当时正在研究的纵深战斗和纵深战役理论。在本军区部队里，在诸如建立和使用能独立作战又能与步兵和骑兵兵团协同作战的坦克部队的大兵团，大量集中使用能保障步兵和坦克成功地突破敌防御的炮兵，在主力到达前由步兵、坦克和炮兵组成的前卫队的战斗，在实施方面军进攻战役时大量空降兵的使用，在进攻战役中大量集中使用强击航空兵和轰炸航空兵等这样一些重要的纵深战斗理论问题上，都得到了一些切合实际的新见解。军区司令部拟定了与检验纵深战役理论有关的演习文件。在这项工作中作战部起主导作用。我们后来同扎哈罗夫、马利诺夫斯基、库拉索夫，舒莫维奇和炮兵主任穆耶夫一起下了很大功夫编写纵深战斗细则。该细则的最后样本于1935年交付使用。
在我当军区参谋长的任期内。1934年举行了一次规模最大的联合演习。但在1936年还举行过比这次规模还大的联合演习。关于后边这次演习情况，我是从и·п，乌博列维奇那里得知的，不过当时我已在另一个地方服役。在演习的“战斗”活动中，白俄罗斯军区所属分队、部队和兵团显示了高速进攻和顽强防御的能力。在联合演习中广泛使用了火炮、坦克、战斗机和运输机、工程技术装备、防化兵器、空降兵和骑兵。演习中，坦克兵团和骑兵进行了多次大规模“交战”。空降兵进行了伞降。
我们还举行了多次试验性演习。在这些演习中，我们研究了下述问题，如新技术兵器的使用及其对战术和部队组织编制的影响，使用航空兵突击坦克的效果，坦克在沼泽地和水下的通过能力。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出席了多次这样的演习。M ·H ·图哈切夫斯基多次前来参加。军区装甲兵司令邵武勉和旅长特尔京直接参与了坦克潜渡的研究。由于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渊博的知识，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从而有可能向工业部门提出了制作坦克潜渡驾驶设备的申请。很可惜，这个新的有用的创议当时没有得到支持。宝贵的经验也逐渐被遗忘了。
我们曾很重视寻求如何提高步兵部队突击和射击威力的途径。有一个步兵师表现得很好，其所属各团均编有超轻型坦克营。从该师进行的多次演习中可以得出结论，步兵团的编制中包括坦克分队是适宜的。当时进行的备次演习都证明，广泛使用航空兵和空降兵这样一些高速机动部队是正确的，大量使用坦克和摩托机械化团这样的机动部队也是必要的。我们得到了进一步确定纵深战斗理论的大量资料。同时，演习还表明，军区部队训练有素、坚韧不拔、指挥机关积极主动并能对部队进行果断的指挥，总参谋长A ·и·叶戈罗夫和一些外国军事代表团参观过这样的一次演习（1934年的大演习之后的一次）。部队协调一致的战斗行动使所有参观者大为惊讶。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都熟练地进行了射击，A ·и·叶戈罗夫完全被“战斗”场面吸引住了，以致想离开掩蔽部去感受一下“战争”的气息。
红旗特别集团军
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在等待我们。值得在一个地方待下去吗？瓦西里·布柳赫尔。亲眼所见。友好的捷克斯洛伐克。
1935年1 月，我被调往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仍担任参谋长职务。去那里的不止我一个人。由白俄罗斯军区调往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哈巴罗夫斯克的有一批人。当时我们大家都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调动。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这是正常调动，因为定期将领导干部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便于干部在一旦发生战争时能熟悉不同战区的情况。但我们大家是在同一时间组成严密的小组调往哈巴罗夫斯克的，这个情况同上面的那种解释又多少有些矛盾。第二，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朝鲜和满洲作威作福，使那里即将面临复杂的局面，很需要加强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确，这里边界事件接踵而至。虽然满洲已成了战争策源地，但日本人暂时只限于对我们进行挑衅，而在中国则开展真刀实枪的战斗，他们搞蚕食政策，但又明显地是在准备发动几次大的战役。因此，这个原因虽然有充分的论据，但也没有详尽彻底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最后一个原因，当时可能认为，准备将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博列维奇调到远东去，由于有人事先给他打过招呼，他就要求将白俄罗斯军区的一些同事与他一起调去。可是从来没有人给我们任何人说明过。我们是军人，有命令就应该执行。于是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新的服役地点。
哈巴罗夫斯克在等待我们。因此，我们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没有作过多的考虑。我们一开始就全力投入提高部队战备的工作。开始时工作的范围囊括从贝加尔湖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整个地域的统一军区。后来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分成为外贝加尔军队集群和滨海军队集群。两个军队集群都编有若干兵团，以便必要时回击入侵之敌。部队的战斗素养还是不错的。因为有些部队不久以前还参加了粉碎中东铁路上奉系军阀冒险活动的战斗，而另一些部队则在与日本为邻的情况下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人技能，时刻准备投入战斗。日出之国的统治集团加紧把自己的傀儡满洲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桥头堡。在这种情况下，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必须时刻做好准备。
A ·я·拉平（拉皮尼什）同我一起就任新职，他也是从斯摩棱斯克调来的。在白俄罗斯军区时我们相处得很好，而且起初我们还有一段共同的经历，因为在国内战争时期他担任过第5 集团军司令部的政委。后来在一起共事又使我们更亲近了。早先他曾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工作过，在这以前他还在中国担任过军事顾问，现在能讲许多有教益的事情。同他谈这些方面的情况受益匪浅。阿尔贝特·亚诺维奇·拉平当了主管航空兵工作的远东特别集团军副司令员。同航空兵干部见面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人民选出能随时完成任何重大任务的得力军事干部。
过了一段时间，又见到了太平洋舰队的一些干部。太平洋舰队只在作战上隶属于哈巴罗夫斯克。那时我还不能按自己的愿望去增加海军方面的知识，总的说来，当时我们对同海军搞严密协调的联合作战问题研究得不多。我感到自己多少有点脱离了这一军种的味道。我对此深感遗憾，生活也证明，产生这种心情是有道理的。后来在1939—1940年，我当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和总参谋长的时候，就同海军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在战争初期，在1944年卡累利阿方面军同我们的北方舰队、拉多加湖区舰队和奥涅加湖区舰队协同作战的时候，尤其是1945年在远东第1 方面军同太平洋舰队协同作战时，这种密切关系对我大有好处。
从这个意义上讲，1935—1936年在远东工作对我来说的确是受益不浅的。过了十年，我当了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员之后，运用了从前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工作中获得的许多经验。可见，仅仅熟悉战区这一点便多么值得！但也不能认为，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工作只是在十年以后才给我带来直接好处。这种想法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任何军事首长换了工作单位进入新的环境，马上就会积累新的实践经验。因为不同的条件会立刻迫使他去寻求另外的途径来解决类似的军事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指挥员不要长期待在一个地方的重要原因。改变印象本身就会扩大指挥员的视野，向他们提出新的问题，鼓励他们要从原来不知道的角度来看待事物。
从1929年起担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的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在该集团军生活中起了杰出作用。当时在我国谁不知道有这样一位统帅！十月革命前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后来任工人支队政委和游击部队指挥员。国内战争年代任师长，还担任过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共和国军事部部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至1922年）、军长、列宁格勒筑垒地域司令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工作人员（至1924年）、广州中国国民政府总军事顾问（至1927年）、乌克兰军区副司令（至1929年），以上就是布柳赫尔在军内和政府内任职的基本情况。从他开始帮助孙中山组建中国人民国民革命军和组织反对内部反动派的斗争以后，在国际上也是有名望的。
布柳赫尔在中国工作期间化名加林。在外国称呼这个名字时，定的是另一种音——加伦。法国电报局很想来这里弄个水落石出。电报局的通信人员很快发现在孙中山身边有一个身体很结实的人，他就是孙的总军事顾问。此人外貌很像欧洲人，经常面带笑容。这位提出高水平建议的外国人到底是谁呢？有传闻说，他是一位退役将军，名叫加伦。法国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在军事人员查询处仔佃查找了这个名字，回答不了记者提出的问题。结果也只能耸耸肩。当时细心的报界工作人员着手从另一方面来寻找，终于发现，这个神秘的外国人不是别人，而是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个英雄，他是应孙中山博士的邀请来中国的，他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顾问、布尔什维克M ·M ·鲍罗廷、武官A ·и·叶戈罗夫和军事顾问伊万诺夫斯基（A ·C ·布勃诺夫）同属一个小组。
在苏联，布柳赫尔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他的威信也很高。谁在1918年9 月在我国第一个荣获红旗勋章？是布柳赫尔。谁在中东铁路冲突期间反击了国民党右派队伍中的冒险分子？也是布柳赫尔。
1930年4 月设立红星勋章。第一枚红星勋章的荣获者又是布柳赫尔。那时还设立了列宁勋章，他又是首批获得这种苏联勋章的人员之一。那几年，荣获勋章的人是不很多的。只要看看集团军级指挥员军服上戴的五枚红旗勋章，你就会明白，党和政府对他的活动作出了什么样的评价。正好在1935年，我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荣获了苏联元帅军衔。我们的结识是从互相吐露往事开始的，因为很容易地找到了共同语言。布柳赫尔是雷宾斯克的一个农奴的孙子、贫农的后代、梅季希工厂和索尔莫沃工厂钳工。幼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情况同我相近。我是扎拉依斯克的一个农奴的孙子、贫农的后代、莫斯科和苏多格达工厂的钳工。
作为军事首长的布柳赫尔，依我看在很多方面都像乌博列维奇。他采用了与后者大致相同的方式方法组织部队训练，经常进行战役战术演习，并作很有教益的讲评。他组织了军区和数个兵团规模的军事导演，并且时常在有总参谋部高级代表指挥的情况下亲自参加这些导演。他设法利用一切机会来训练部队和兵团，偏重的不是办公室或练兵场上的理论，而是按近似实战的实践。他认为红军的政治教育具有重大意义，而且特别强调，必须教育红军指战员树立我军胜过日军一筹的战斗优越感，但又不允许有轻敌情绪。
他同乌博列维奇又多少有些不同。布柳赫尔对下级既不放松教育又不严厉过度，他经常爱开玩笑，很平易近人。但亲近他的人认为，这些特点完全是一些外部表象，实质上他们两人并无原则上的区别。总的来说，乌博列维奇精神要集中一些，好象更有条理一些；布柳赫尔则是一个比较豪放开朗的人。但他们两人都具有军事统帅应有的最重要的素质——思路开阔。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正是在这个方面始终要想方设法冲破老一套解决问题的框框。他无限地信任我，几乎从来没有检查过我的工作，我相信，他任何时候对这一点也不会懊悔的。至今在我的眼前还有他那粗壮清晰的字迹，工整的签名和签名后面必不可少的一点和一道。至今还能听到他那响亮的声音：“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你看下个月我们将从何做起呢？”
当时，我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第一，要研究部队的配置、工事构筑和保障问题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任务。发现哪些东西不能适应形势和越来越高的要求，就地找出正确的解决办法。第二，详细研究关东军针对苏联远东地区进行的一切活动。第三，很好地研究远东战区，其方法是到本战区的陆上和海上区域去进行野外旅行作业和现地勘察。同时，还应着手研究主要方向，尔后再研究一般性的问题。在野外旅行作业和现地勘察中，要在掌握远东边远地区军事勤务上，尤其是在构筑道路、桥梁、通信线路、仓库和设立修理机构上，确定首要任务和后续任务，而在最重要方向上，还要在构筑防御工事方面确定首要任务和后续任务。当我要求早已在那里工作的同事提供情报时，可以获得很多情报。当然，不能尽如人意的一些感觉也是有的。这可能是因为不能亲眼通观全部材料造成的。
我决定去找布柳赫尔商量一下。他很快就理解了我。并建议我把司令部的日常工作推迟一段时间再搞，也可将这些工作交给我的副手，我自己则着手全面研究远东地区的情况。于是我们草拟一项详细了解远东地区的计划。我将计划送给布柳赫尔看。他不仅赞同这个计划，而且在勘察作业时常常亲自指导和帮助我。
第四，对我来说，要紧的是研究远东的通史，尤其是远东战区的战史，包括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内容。我对研究战争的起因和发动战争的方法很感兴趣，侵略成性的日本军队发动的战争尤其是这方面的研究重点。这里顺便提一下，日本一定会对敌方主力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这就要求我们部队保持经常的战备状态。还要研究对日战争中战斗活动的进程、战役方向，并探讨许多其他问题，甚至包括邻国的经济问题和有特色的民间风俗习惯。因此，我常常久坐读书，翻阅各种参考材料，直至深夜。
从清晨起我就开始搞日常业务，如指挥员的作业和集训的准备工作，战术演习和联合演习的准备工作，以及部队的人员补充和各种给养的保障等。研究营房、食堂、各种车场和其它设施的修建问题，以及扩建远东地区的军事工程设施，都要花很多时间并要有创新精神。为落实各项措施要消耗大量的物资。我们都想多搞一些，但可能性有限。布柳赫尔非常细心地听取所有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