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机会多次接受乌博列维奇的指示，他让我拟制实兵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野战行军作业的文书。他明确而具体地下达任务的能力每次都使我感到惊奇。我接受指示离开他之后，始终知道首长想要我做什么，而我应当做什么。他常常亲自参加拟定演习企图的工作，而我在多数演习中一般都是扮演导演部的参谋长，因而这次也叫我准备担任这个角色。例如，有一次师首长、军校校长和军区领导人员在戈罗霍韦茨营地集训之前，所有参加集训的人员均应在这里指挥炮兵营的射击，并完成重机枪的练习，乌博列维奇请我到他身边，向我提出了一些炮兵射击的理论问题。我知道，他是个炮兵专家，也知道集训的计划，所以我事先对集训做了准备。谈话之后，他拿起一张白纸，并向我介绍了炮兵营实施射击的方法。
“梅列茨科夫同志，您要第一个指挥炮兵营。您得给大家做个榜样。因此，您不能有负众望。下午结束前我还有一点空闲时间，来吧，我们俩一起练一练。”他说完后就让我走了。
乌博列维奇不喜欢司令部文书篇幅过大或冗长。他亲自审查主要材料草稿时，都要进行修改，使之非常简明。他要求自己的部属也要用这种态度对待司令部工作。记得在一次演习时，要求用通信器材给集团军下达进攻命令。但命令文字冗长，而通信分队人员知道技术设备不过硬，因此，传达时间之长令人难以容忍。当时演习总导演乌博列维奇命令重新拟制命令。但这次命令仍然冗长，传达命令仍花了很长时间。因而不得不再次改写命令。集团军司令部在定下决心方面耽误了一些时间，乌博列维奇于是给“敌人”下达转入进攻的指示。这样，在情况和时间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乌博列维奇费了好大力气才逐渐地使集团军司令部拟制出简明具体的命令。他认为，只有受训者亲自把这项工作反复做几次，逐步掌握实际本领，也就是实际发挥了人的这些本领的作用时，才能获得在危险环境下作战的真知。
在上述演习的讲评中，他强调说，定下决心、拟制决心文书的司令部工作以及将决心传达到部队这三件事同所掌握的时间有关。若时间充裕，决心可写成详细的命令。在战斗紧要关头，命令的内容只能包括简要决心和任务。预先号令、口头命令和指令，无疑是把指挥员的决心迅速下达给执行者的合理措施。
乌博列维奇得心应手地组织和实施过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行军和其他作业。他在首长司令部演习进程中，常常要完成繁多的工作项目，并能设置复杂和吸引人的情节，使演习最大限度地接近战时情况。所进行的作业总是使人受益，什么地方失去协调，什么地方就出问题，这对生活和战斗情况来说是常有的事。因此，在作业时总会遇到一些有教益的事例。
乌博列维奇反对“自以为无所不知”和死板公式的主张至今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他写道，要使领导（因直接与领导有关）对待参加作业的指挥员确定这样一个方针，即不要因个别人出了错误而粗暴地对他进行侮辱，不要出现好出风头和妄自尊大的现象，不要排挤个别的指挥员，不要只重视博学多识，因为博学多识本身还不是指挥员适于作战的决定因素，而要首先指出指挥员在具体情况下通过下达有预见的命令指挥部队作战的本领。总导演应这样引导参加演习的人，要求他善于发号施令，善于预测和摆脱困境，从而使他摒弃陈规旧套和避免因袭别人的想法，并使他如实地表现自己，看看自己究竟有多少才能。
乌博列维奇是一个对自己和部属要求非常严格的人，说话讲原则，做事求准确。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以分秒计算。他在工作中也要求部属这样准确。如果由于部属的疏忽而不得不变更演习期限时，那他会非常生气和深感难过。
我记得在戈罗霍韦茨使用工兵分队演习时发生的一件事。参谋长E ·A ·希洛夫斯基在准备演习时把工兵分队集合所需的时间算错很多，因而演习不能按计划时间开始。乌博列维奇得知此事后，好久都不大相信真要推迟作业的时间，后来他向希洛夫斯基说：“您怎么能把时间计算错呢？！”后来希洛夫斯基向我承认，司令员提出的问题使他感到震惊，比可能受到的责备还要严重和深刻，他从来也没有像这次这样难过。不管当时情况如何，司令员还是没有同意推迟演习开始的时间。他果断地召集所有参加演习的司令部指挥人员，派他们下到各师去，动员当地的运输工具，尽最大努力来加快工兵分队的集中。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乌博列维奇认为讲评非常重要。他认为，总导演讲评时所作的结论，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当出现与条令和通用的武器使用规定不一致的情况时，需要作全盘的考虑和检查。然后再毫不犹豫地进行必要的修改。一切新的好的东西必须代替陈旧过时的东西。讲评应简短，同时要传达总导演的决定或指示，指出采取什么方法才能更好地使用武器。乌博列维奇本人就善于讲评。他利用计算表、事实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战例，生动和通俗易懂的分析演习过程，结合部队和司令部领导人员军政训练的具体任务和进度作出有根有据的结论。他善于在任何演习包括不成功的演习中抓住有教益的东西。
最后一次演习的例子，是1930年他组织实施的有新组建的摩托机械化旅参加的实兵演习。当时在我们集团军中这种旅还是一个试验性的兵团。建立该兵团的目的是为了在实践中检验新的军事理论思想：如何实施有大量坦克、摩托化步兵、骑兵和航空兵参加的纵深战役。副总参谋长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出席了这次演习。演习的意图就是他拟定的。按照他的意图，摩托机械化旅应在平行追击过程中前出到与掩护己方部队退却的骑兵师处于同一线上，然后对该师的一翼实施突击。但这一点没有做到。这个旅由于耗尽了计划规定的物资，没有能追上骑兵师，从而没有完成受领的任务。看来，由于这次失败，军区司令员就有必要给装甲坦克兵作出不体面的结论。但是并没有这样做。乌博列维奇坚信坦克兵兵团的力量及其光明的前途，恰恰相反，他当时说，在这次演习中，我们对摩托机械化旅指挥失当。由于这个原因，诸如像坦克兵兵团的机动性这样一个重要的性能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最短期限内学会指挥独立作战的这类兵团，以及它同骑兵、步兵和航空兵的联合作战。后来在讲评中，乌博列维奇详细谈到了这个旅所属分队、部队和司令部的具体训练计划，并提出了改善该旅的组织指挥措施。
总的来说，乌博列维奇同M ·H ·图哈切夫斯基、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军事首长一样，是就部队训练提出新问题的倡导者之一。例如，他在1929年10月28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军队教育和训练问题发言时，着重指出要学习新的技术兵器，因为当时军队通过技术改装得到的这类兵器越来越多。他强调说，掌握现代技术兵器是今后军事训练的全部内容。但他马上指出，可惜这方面妨碍我们前进的是缺少初等数学、物理、化学的基础知识，而这正是与军队使用各种机械设备相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在那次会议上，乌博列维奇提出了建立坦克兵训练基地的问题。他说，靠我们现有的靶场、轻武器射击场和训练场是不能获得很大的效果的。新的训练基础要求在财经预算上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上得到明显的反映，以保证部队的技术学习。由于乌博列维奇经常注意航空兵的发展情况和地面防空兵器的状况，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航空兵袭击深远后方重要目标的威胁逐年增长，因而提出了加强对空防御的任务。莫斯科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29年6 月10日在这个问题的决议中，要求把工作坚决转到从数量质量上加强积极防空兵器这方面来。尔后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加强首都和整个莫斯科军区的防空计划。
乌博列维奇是一位非常博学的人。他熟悉文化和艺术，对一般技术问题了如指掌，并刻苦地从事军事思想的发展工作。例如，在国内战争年代，他自学了军事学术史、战术和战略，后来深入地研究了M ·и·德拉戈米罗夫关于平时部队训练的著作。他多次对我说，读书对他来说仿佛是进了一次学院，这里给了他各种科学领域的知识，其中包括军事知识。乌博列维奇发现有些指挥员来到训练班后，常常废寝忘食地啃书本，企图在短时间内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他不赞成这样做，并且说，只有系统地攻读军事、文学、技术和其他方面的作品，才能扩大知识面，开阔眼界。读书就是工作。不间断地经常地读书，要日复一日，不能一暴十寒。但必须指出，特别在战争中，比读书这件事更重要、更有益、更需要的是在战斗情况下面对真正的敌人善于指挥兵团作战。
乌博列维奇在莫斯科军区工作了一年半左右。而他的工作却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想再强调一下，司令员自己在不断提高，我们也随之一起提高。
A ·и·科尔克坦任了莫斯科军区的新任司令员。轮到我担任实习指挥员的职务了，我被任命为步兵第14师师长和政委。我非常满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命，因为我非常想获得师首长工作的经验。为指挥这个师，我给自己规定了三项任务：使该师的指挥机构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使该师尽量接近保持高度战备状态的基干正规兵的水平；积极参加各军区的演习。
第一项任务根据我认为合适的时机开始执行，不是马上执行。必须首先克服某些司令部工作人员的消极因素和个别部队指挥员的拘谨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经验和见过世面的人，可以不那么认真地对待三十三岁的师长的号令。完成第二项任务需要做长期的多年的工作。在我任前和任后的很多指挥员都为完成这项任务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部队的连续性。第三项任务执行得更加有效，而且我在这里竭力运用我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工作时获得的所有经验，和从伏罗希洛夫、巴济列维奇、乌博列维奇身上所学到的一切。
现在谈谈我一生中第三次受任政委的情况。由于担任这项职务，我能经常接近一些有名的政治工作人员，犹如进了一次很好的政治学校，这对我后来很有用处，特别是在西班牙共和国民族革命战争、芬兰战局以及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更是如此。那时，A ·B ·赫鲁廖夫在莫斯科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他有丰富的党政工作经验。他时常给我出一些好主意。更使我高兴的是，我正好被派到第14师，这个师的番号是我以前当了十年参谋长助理的那个兵团的番号。不错，那个师现在是第2 高加索师，在阿塞拜疆驻防，但是要知道，就是在这个第14师中也有不少是国内战争的英雄。找到他们并同他们认识后，我就吸收他们参加红军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我很快就确信，进行战斗传统教育对全体军人的事业心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我作为步兵第14师政委所负责的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独特方面，就是对战士们进行苏联农村形势的教育。党正在实行农业集体化。1930年农业集体化大规模展开了。农村工作处很忙。许多村庄成立了党支部。村民的群众性政权机构——村苏维埃拥有很大的权力。贫农团紧张地工作着。同富农展开了斗争。社会主义在农村广大战线上发起了进攻。同时，在整个莫斯科军区部队中，包括在第14师里不仅有很多工人和职员，而且有各省来的农民在进行工作。他们当了红军战士后，自然地同故乡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常常收到家信，自己看报也注视乡村形势，对所发生的一切非常感兴趣。那时没有哪一次政治座谈会不涉及集体化、集体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必要性、联共（布）总路线的组成部分——党的农业路线、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道路等问题。
在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指挥一个师，我感到最有意思，但同时觉得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而紧张的工作。这项工作包括的面很广，其中有政治教育、训练、几千名指战员的安置和生活保障，以及保持武器和技术装备处于良好状态，等等。师长的主要职责是保证全师处于高度的状态。还要给指挥员和战斗员们讲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讲党给人民和军队提出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使之能自觉地忘我地履行军人在保卫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方面肩负的职责。师长应在为党和人民忘我工作方面给部属作出榜样。而政委则应用慷慨激昂的布尔什维克的语言激励指战员，鼓舞他们去更好地完成自己的职责。
履行所有这些职责和许多其他职责乃是师长从早到晚经常要操心的事。紧张地工作和学习的岁月是在起床和熄灯，在警报演习和亲切交谈中，在指挥员训练和战术演习中，在射击场和靶场上度过的。上述工作取得的结果是：年终时全师胜利通过了校阅，而在秋季大演习中表现了优异的行军训练水平，能够进行通过森林和沼泽地的深远迂回，能迅速展开，能对“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神速的强有力的突击，并能在必要时建立坚固的防御。对我来说，指挥一个师就如在和平年代，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进了一所重要的学校。我学习了如何指挥广大战士，训练自己怎样才能引导他们达到既定目标，而在战争中则是怎样才能引导他们取得战斗的胜利。
在我重新开始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工作之后，不久我就被编入红军指挥员小组到德国工作去了。根据苏联和魏玛共和国（即德意志共和国——译注）的协议和1926年签订的苏德友好中立条约，派我们去了解德国司令部的工作情况。此外，还让我们观看了部队演习。我们还利用在德国逗留的时间亲自了解一下社会政治生活。这个不需要费什么力，就是外语水平差也不碍事。因为每天的生活情况和生活方式直接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正在高涨。整齐的“红色前线战士联盟”的队伍和“红色少年水兵突击手”青年大队，不顾政府的禁令，上街游行。报纸报道了全德连队前线士兵代表会议的消息。在定期出版的先进刊物上刊载了共产党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号召书。
可是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却在大喊“经济民主”，“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公开反对同共产党人合作。正式持和平主义立场的中央天主教党不是利用报刊同国内的军国复仇主义狂热作斗争，而是怀着蛊惑人心的目的抨击苏德合作。尤其是天主教报刊竟敢对苏联指挥员小组大肆攻击。所谓人民党的代表反驳了这类攻击，虽然他们也是鼓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但仍然支持同苏联合作的思想。身着褐色衬衫的突击队放开嗓门唱着歧视异族的歌曲。他们同工人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我们在街上目睹了好几次这样的冲突。国家警察形式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是在帮助纳粹分子。德国正处在十字路口，法西斯的威胁逐渐增大。至于我们在出差期间要打交道的那些军官们虽然不隐瞒自己的保守观点，但他们极力强调“军队不介人政治”的说法。
通过研究德军司令部的工作安排。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