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了司机的身份，而且还要给沈醉5000元奖赏。但在戴笠暗示下沈醉把支票还给了宋，并说保护部长是他们的责任。此后宋子文深感欠戴笠一份情，后来戴笠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可以越过财政部而得到宋的签名，从此宋不止一次地批准了军统要求中国银行拨付活动经费的申请。
但戴笠在那些年代最成功的秘密特工行动，是在东南征服国内的军界人士：1933年镇压福建反叛和1936年颠覆“华南王”。1933年11月，李济深和陈铭枢领导十九路军在福建建立独立政府，要推翻蒋介石。这对蒋介石政权造成最严重的威胁。戴笠意识到福建反叛的严重性，便立刻亲自前往浦城南面80公里的建瓯。
戴笠携带一批以郑介民为首、张炎元为辅的特务。特务队被叫做“策反组”，分成4小组，由莫雄等人领头，到福建人民政府控制的地区招募策反人员，颠覆反叛事业。戴笠自己由沈醉陪同，在厦门外的度假岛鼓浪屿设立了办公处，岛上到处是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的寓所，他们在那里躲避福建沿海的暑热。策反组遵循戴笠的指令而尽量争取叛军。结果他们收买到了两个关键的军官：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和参谋处长范汉杰。在反叛开始的头几天里，戴笠的人就得到了敌人的密码，使这位“间谍王”能在鼓浪屿的寓所里侦收十九路军所有的战役布署计划。此外，戴笠还争取到了驻马尾的团长，从而打开了通向福州的大门，使蒋介石的军队于1934年1月轻取福州。反叛被迅速平息，这使戴笠在总司令的眼里变得更加重要。
“华南王”即广东军阀陈济棠，他与胡汉民一起领导建立在广州的新国民党。1935年5月胡汉民死后，陈济棠参加了1936年6月反对南京政府的武装起义，形成广西军阀对蒋介石政府的直接挑战。戴笠又一次带领郑介民亲自前往南方镇压他主子的敌人。郑介民携巨款前往香港，将这笔用来行贿的款子委托给戴笠的一个特务邢森洲。一个复杂的阴谋随即开始。戴笠的人通过在南京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曾任中山大学校长）说服了广东航空学校校长与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拉上关系。
与此同时，戴笠把他的一个最优秀的女特务，前上海舞厅舞女黄佩贞，派去引诱黄光锐。“裙”加“财”的确生效。刑森洲向黄光锐保证，他每次把陈济棠空军一架飞机交给蒋介石便可得两万元。6月30日，七架飞机从广东起飞投向了蒋介石。不到三个星期，7月18日，又有82架飞机离开了白云机场，逐站向北飞往南昌。这支由150多名飞行员和机械师组成的队伍加入了南京政权，使广东空军一蹶不振，陈济棠感到大势已去，当日“华南王”宣告辞职，乘一条英国船逃往香港。
广东起义完了，戴笠再次得到蒋介石的赞扬，这种赞扬由于特务处早先破了宋子文被刺案而被立刻转化为财政方面的信用。自此以后，戴笠在中央银行向宋子文或向上海分行行长贝淞荪提款，只要凭蒋介石的一张字条，便不必经过任何财政部的手续。
第十六章 裙带西安事变
假如戴笠活动的惟一目的是强化他与委员长的关系的话，那么对他来说最关键的时刻便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少帅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逮捕。当他们迫使蒋介石在统一战线下与共产党谈判的时候，国民党政府酝酿着反攻，包括轰炸西安城。蒋夫人阻止了轰炸，并命令忠于他们的军队不要从潼关要道进攻渭河谷。她的解决方式是飞往西安。同行的有她哥哥行政院长宋子文、蒋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Donald）和自告奋勇的戴笠将军。
蒋的这位军事情报头子痛苦地意识到置身于共产党及其同盟者手中的危险。说到底，戴笠对杀害成千上万地下党和“反革命”负有责任。他决心要为领袖的困境“赴难”。那时孙中山被陈炯明的军队包围在广东总统府，年轻的蒋介石决定赶去营救，这使蒋深得孙中山信任，成为他的革命继承人之一。此刻，戴笠相信这个后来史称“西安事变”的事件将是对他个人忠诚于蒋介石的一个类似的“严峻考验”，于是他怀着“永丰号”般的历史信念离开了首都。
在离开南京去“效忠”蒋介石之前，戴笠在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开所有副科长以上人员会议。戴笠曾发动过对张学良的情报战，遭到惨败。他作为负责领袖安全的官员，对自己完全没有预见到这场危机深感内疚。他含着眼泪对部下说：“此去凶多吉少。”飞机于1936年12月21日离开南京飞往西安，戴笠带了两支左轮手枪，满怀与校长共生死的决心。当他们终于到达西安见到蒋时，他冲向前去，跪在总司令面前抱住领袖的腿失声痛哭，责骂自己保护领袖失职。
戴笠戏剧性的行为可能有些过分，但他在西安的出现对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及陪同总司令回南京起了关键作用。据当时的外国情报消息透露：没人比戴笠更能说服少帅，一旦他们回到南京国民党管辖区，他将受到国民党秘密特工保护。不过，这“保护”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长期的软禁，但张学良的命是给放过了，而杨虎城和他的一家则最终被军统的刽子手们杀害。
蒋介石当然被戴笠愿冒生命危险赶来西安与他会合而感动。他在事变中的日记《西安半月记》中多次提到了戴笠的名字，而且多年后他在别人面前仍然经常赞扬戴笠在危难中对领袖的忠诚。
与此同时，那些在西安事变中未能前来援救领袖的竞争对手们在蒋的眼里因此而失宠。比如，委员长认为，邓文仪和贺衷寒在那两个星期中表现动摇。于是蒋回到南京后，便把他们及另一些人全都降职。1937年夏天抗战爆发后，对邓文仪只给了个战时干部训练班第一团团长的职位。后来他当了成都军校政治部门的头儿，二战后他总算被任命为国防部新闻局局长。但他因为没有与戴笠一起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深入虎口”，在蒋介石那里或在黄埔派中再也没有恢复地位，直到十多年后他才被重新任命为侍从室书记。
戴笠在西安事变中还另有收益。作为负责张学良前途的人，他接管了少帅的部下如陈旭东、吴骞和王化一等一些要员，把他们安排在军统工作。此外，一批来自东北的警卫、助理、厨师、佣人以及与张的随从有关的家属们都被置于戴笠的管辖之下，这些人后来对他非常有用。比如，张学良的妹妹嫁给了陈录的儿子，陈录后来在日本人占领时期接受了梁鸿志的傀儡“维新政府”外交部长的职务。戴笠正是通过她和她的东北保骠们，安排了对这位外交部长的暗杀。
西安事变还使戴笠与蒋夫人接近起来。回南京不久，戴笠就发了慢性阑尾炎，住进了上海宏恩医院动手术。手术后，宋美龄亲自来探望他，转达蒋对他早日康复的希望，并关照医院人员对他给予最优厚的照顾。自此以后，戴笠与“夫人”之间建立了亲切的关系，他经常给她的秘书和佣人送钱送礼来打开自己的“裙带门路”，以保持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
显然，西安事变对戴笠来说意味着个人的凯旋。戴笠开始对自己在CC派的竞争对手、间谍头子徐恩曾展开了决定性的攻势。事变以后，戴笠被蒋介石认做最可靠的卫士，而在其他人眼中，戴笠的组织及其活动对于“蒋作为党的政治领导人的幸存必不可少”了。
抗战更加坚固了这两个人之间的同盟。随着战势的发展和蒋介石成为国家的拯救者，戴笠迅速地在全国担当起更重要的角色。日本征服中国的企图，最终为戴笠提供了扩展他秘密王国的机会。现在，“间谍王”及其部下的地下活动有了新的内容。他们也将自己进行恐怖活动和暗杀阴谋的专长用于抗日战争中。
第十七章 战争与别动队戴笠和杜月笙
1937年夏天爆发的抗日战争为戴笠扩展他的秘密王国提供了一系列的机遇。正如他的前助手沈醉后来讽刺的那样，“国难当头，大交鸿运”。战争在全国蔓延，阻碍了南京自上而下统一扩充军事和警察的计划，而且沿海地区的丢失切断了蒋介石不可弥补的资金来源。但由于日军的占领区支离破碎，戴笠能够见缝插针地把他的组织延伸到地方的公安和半军事力量中去，而两个相连的战时经济又使秘密警察得以从戴笠控制的黑市和交通运输中获得新的资金来源。战争还把特务头子与杜月笙这类帮会分子撮合到一起，使军统更加依赖于来自毒品买卖的非法赢利。
当时的人说，戴笠早在1921—1923年在上海当流氓时就认识了杜月笙。1927年秋，蒋介石从国民党政府辞职并暂时解散了他的秘密调查单位，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几乎身无分文的戴笠又到上海来寻找生财之道，结果他到了老朋友杜月笙那儿求援。那时，杜月笙已是个“名人”，他两次给了戴笠50块钱来对付困境。事实证明，戴笠的穷困并不长久。但在蒋介石恢复了权力并重组他的私人秘密特工之后，戴笠一直记着杜月笙的慷慨。
这一时期，蒋政权开始在上海与杜月笙合作进行鸦片交易。从实际角度说，把鸦片买卖集中在一个团伙手中，将这个难题与其他国事分开，更加方便，这样如果出丑，便于抵赖。不再有盲目的竞争，交易变得井然有序，巨额的收入悄悄地汇流而来。新国民政府在南京一成立，财政部便开始对鸦片进行正式垄断，这种垄断在1927年8月20日延伸到了江浙地区。开始杜月笙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对他控制的大公司利益形成威胁。然而后来杜与国民党之间达成协议：后者将上海地区的垄断权交给大公司的一个叫“三鑫公司”的子公司，以此换来的收入由国民党军队保护。
前面提到，戴笠开始动用这笔收入的一部分来支付蓝衣社内的特务处的经费。CC派也通过杜月笙赚取了钱财。为对抗CC派——用前蓝衣社成员对蒋介石政策的概括说法，即“以毒攻毒”——戴笠与杜月笙结盟为兄弟，并开始吸收青红帮分子加入特务处，以此来加强他与地下社会和毒品走私的联系。
财政部1927年与杜月笙的协作总体上并不稳定，因为走私量如此之大，盈利如此之高，以至于协议双方都禁受不住它的巨大诱惑。到了1931年，世界经济萧条开始严重影响中国经济，中国本身每年生产1。2万吨左右的麻醉性毒品，即全世界非法毒品供应量的7／8以上。作为鸦片及其制品的来源，中国取代了中东，控制了美国市场。事实上，美国的大部分海洛因来自于上海和天津的实验室。在约有10万人染上鸦片瘾的上海，杜月笙的人操纵着10个这样的炼制厂。其中最大的两个每天赢利4万元每月光是支付国民党政府对这些工厂的保护费就要40万元。
1931年5月，杜月笙在南京会见蒋介石。蒋向这个帮会头子提出，如果杜的青帮能够参加“剿共”，他愿出100万元。他还答应与帮会分子分享政府在全国对鸦片的垄断，作为对地下社会投入600万元的回报。不过，支付给这青帮头子用的是财政部宋子文那里贬值了的政府债券。在管理鸦片秘密垄断的协议上，宋也没有表现出诚意。这位正在想方设法支付蒋的“剿共”战役巨额军费的财政部长，对麻醉毒品眼红起来，开始计划用管制局没收来的鸦片垄断市场。
尽管南京当局在1931年6月18日颁布命令：所有的官员都必须服从法律，不得进行鸦片买卖，但宋子文及其支持者们仍然继续建立他们对鸦片的全国性垄断，预计这项垄断每年能给政府带来1亿元的额外收入。在一些省份内，鸦片买卖公司应运而生，用来储存没收来的毒品的仓库也在安庆、大同和芜湖纷纷建立起来。这些仓库并非由它们所应属的鸦片管制局负责，而是由宋子文的特别税务局控制。
第十七章 战争与别动队三鑫公司
1932年7月，财政部安排了一个在江苏市场公开销售鸦片的方案，江苏省政府授权在当年9月1日公开出售没收来的毒品。杜月笙与省政府的代表们谈判后获得了对上海市场的鸦片垄断，后来又在汉口的一次会议上答应直接向财政部上交300万元，以获取政府对从四川过来的货船的保护，从而将垄断扩展到了全国。
接着，杜月笙在南市建立了一个新批发公司，为上海的毒品零售商供货。据说“三鑫公司”每月向中国地方当局和其他机构支付20万元。这个毒品销售的庞大计划的用意之一是保护特工。这有两层意义。从地方上讲，杜月笙三鑫公司的业务与中国市政治安力量的腐败利益密切相关。据英租界的一份警察报告说：
他意识到武装保护对运送鸦片必不可少，任命杨虎将军为上海保安队司令。然后保安队成立了一个“特工部”，接管了已“收摊”的三鑫公司的工作。但是，特工部在1932年12月，奉吴铁成市长的命令由公安局兼并了。
在全国范围内，杜月笙同时加入了戴笠的力量而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大运公司”。该公司在经销“航空奖券”上赚了一大笔，并取代三鑫公司成了最大的鸦片商。戴笠从赌博行业和毒品买卖得来的利润被用来补贴秘密特工活动的经费。
与此同时，宋子文继续尽力扩展南京政府对鸦片的全国性垄断。1933年1月，再次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把汉口的特别税务局划归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直接管辖。2月，鸦片管制的一切权力全都交到了军委会主席蒋介石手里。同年，中国当局缴获了大量的吗啡，汉口税务局对鸦片船只的纳税在1600万元以上。国民党已经开始有规律地把缴获的鸦片送到杜月笙那儿去提炼海洛因。这时英租界的特别署发现，蒋介石决定把这批新缴获的吗啡提炼和出售，据说是用于医疗目的。其实，“所获盈利是为蓝衣社之用”。
规定给杜月笙提炼吗啡和海洛因的时间是6个月。这段时间，他设在南市的加工厂得到承诺，会受到政府当局的全面保护。杜月笙从中看出赢利的机会——这可以帮助他筹集为维持垄断而答应支付蒋的巨款。想到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经营毒品，他便与张学良的弟弟、天津警察署长张学明暗中达成了协议，把张学明在天津储存的吗啡的一大部分运到南市的工厂去提炼，以取代被蒋介石的人没收的那部分供应。据上海市政警察报告，吴铁成市长“为默许这场骗局”而每月收入1万元。
当6个月的时间到期时，吴市长向蒋介石申请延期，因为毒品市场不景气，为提高他们的利润得延缓提炼。蒋批准了申请，但到了中秋时，他获悉了杜与张学明合作的骗局（也许是从戴笠那儿）。
蒋介石本来就已经为罪犯圈子公开谈论政府与地下社会在毒品买卖上的合谋而恼火。他立刻从南京派遣了一支宪兵队去袭击和占领杜月笙在南市最大的吗啡工厂，他们在那里缴获了价值150万元大洋的毒品。突袭的事一传到杜月笙那里，杜便对警备司令部副官长温建刚施加压力，让他下令撤军。撤军令上盖有上海市市长吴铁成将军的钢印。但是，宪兵队不仅没有识相撤兵，反而呆着不走，而且还把吴铁成的命令转给了蒋介石，蒋大为光火，追问吴怎么回事。上海市政警察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解释说：“市长为自己开脱，说他不知道有吗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