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由“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重要成员、国民党主要的右翼理论家段锡朋继任。中央大学的学生强烈反对段锡朋的上任。当段以校长身份出现时，学生造了反。他们殴打新校长，并把他逐出校园。作为报复，政府逮捕了包括学生领导人王志梁和钱启明在内的60多名学生。史量才的《申报》积极地攻击政府的这些措施，谴责这是镇压蒋在国内的反对派，并用拒绝组成统一战线抵抗入侵者来从日本人那里争取时间的整个策略的一部分。
《申报》副刊主编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这些罪行，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特别是《申报》把蒋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两点明显地联系起来，是对蒋介石的直接挑衅。结果，1933年秋冬时节，蒋对戴笠下令准备谋杀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参议会任会长。
戴笠原计划在上海实行暗杀，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难绕过那里的警察保护。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别墅秋水山庄。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
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在教官金民杰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和他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横在公路上的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他的同学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这时戴笠已经得知使命顺利完成，因为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蒋介石和戴笠虽然机关算尽，却万万没有想到残害史量才并殃及其家属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轰动。著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愤慨，上海市参议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虽然他们的辞职被上海市政府拒绝，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平息公愤。蒋介石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归案。赵龙文假装积极办案，并悬赏1000元通缉罪犯。但后来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国，参加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以躲避舆论的谴责。由于此案一直未破，鲁涤平被撤销省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在耻辱中病死。
政治谋杀很快就与抗日的恐怖主义密切相连：先是在长城抗战期间和之后的华北，然后是卢沟桥事变后的华南。而与此同时，“刺杀王”王亚樵，继续刺激着公众的想像力，尤其是在发生于1935年11月南京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刺杀汪精卫的轰动事件之后。
第十三章 行刺汪精卫受伤
谋杀汪精卫的企图是那年公众遇到的最令人瞩目最戏剧化的事件。11月1日，中央委员会开始了它的正式开幕式，委员会成员们到台上排队，准备让官方和媒介的摄影记者拍摄他们出席的照片。蒋介石本来也应当参加照相仪式的，但开始拍照时蒋介石正在厕所里。其余的知名人士便排列在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此时的汪精卫周围。当摄影师们准备拍摄时，一个持有“晨光通讯社”记者证的摄影师，捣鼓了一下相机后，只见突然一闪，接着爆发出一声枪响，汪精卫当即受伤倒地。实际上，那相机是个伪装起来的武器，掩藏着一把小手枪，通过镜头发射。
汪精卫倒下后，会议厅立刻一片混乱。汪的警卫开枪击中了那个摄影师，另外两个在台上的国家领导人张学良和张继也上前抓住摄影师，并把他摔倒在地。幸亏汪精卫没有受致命伤。但他的妻子陈璧君对此不罢休，她愤怒地指控蒋介石策划了这场谋杀。蒋对这一指控感到恼火，他把戴笠找来，下令不惜任何代价找出幕后策划者。
戴笠亲自审问了受伤的刺客孙风鸣，他首先要弄清这位摄影师是怎样搞到记者证作为正规记者出席开幕式的。孙的回答把戴笠的调查引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其一将他引向了戴笠自己在力行社的同志们，并进一步指向蒋介石本人；其二从黄埔蓝衣社成员转向蒋在十九路军中的对手们。
孙风鸣先承认说在中央军事学校内有个同谋。结果发现，这个同谋就是力行社总书记、酆悌的助手陈光国本人。戴笠立刻向蒋介石报告这一情况，蒋似乎对陈的介入非常吃惊，于是他立即召集力行社全体干事和监查员会议。据参加会议的干国勋说：
当召开力社全体干、检会报，到齐坐定后，他［蒋介石］举目遍视，问酆悌为何未到？无人答报，他即命戴笠去召他，片刻来了，甫坐下，蒋先生说：“陈光国是何人叫你用的？”酆未答复，自是默认是他用的。蒋先生很生气地说：“像这样重要的人员，你不请示，也未提会通过，真是‘愚而好自用’，他竟牵涉在刺汪先生案内，你既不要我的性命，我也不要你的性命。”会场气氛顿形紧张，酆说：“请领袖处罚。”蒋先生说：“处罚就能了事吗？”贺衷寒当即起立满面流泪说：“酆同志一向忠实，此次失于疏忽，犯了大错，我们大家都应负责，请领袖处罚。”
酆悌的性命由于戴笠调查的第二条线索而保了下来。在审讯中孙风鸣还供出了晨光通讯社成员，包括社长华克之、主编张玉华和部门主任贺波光在内。这三人立刻上了戴笠特务处和陈立夫中统局的通缉名单。
戴笠的特工在南京抓住了张玉华，在他企图从沧州饭店逃走时跌断了一条腿。同时，中统局特工在审讯了贺波光的女友后，在丹阳一带逮住了贺。但军统和中统都无法逮捕华克之，他住在英租界，在他们到达之前已经逃之夭夭。
总而言之，华克之是同谋这一事实把谋杀策划者们同“刺杀王”王亚樵联系了起来。华克之作为王的左右手而著名，他曾卷入一系列谋杀日本海员和文职人员的活动，包括1935年和1936年杀害中山（Nakayama）和田港（Taminato）行动。
这一联系又把调查引向了十九路军的顽固分子，因为国民党当局有理由相信，这些谋杀是共产党勾结了前十九路军军官在陈铭枢将军拥有的布林顿饭店里故意策划的挑衅行为。1934年11月，上海公安局要求上海市政警察协助对前十九路军军官进行监视，跟踪在火车站来来往往的嫌疑分子，尤其是对饭店进行专门查访，以出其不意地捉拿刺杀人组。据中国当局说，这种高度警惕的理由是，他们获悉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共产党们决定“与包括一个姓楚的在内的十九路军军官们勾结，在上海建立一个小姐，谋杀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和日本要人，包括HIJM的部长，以达到让国民党难堪并在中日之间制造严重分裂的目的”。
第十三章 行刺刺杀王
谋刺汪精卫事件发生之后，有关共产党阴谋的看法消失了，国民党警察当局开始感到十九路军的小组在独立地活动，但得到了王亚樵及其他职业杀手们的协助。特务处的特工们得知王亚樵已经逃往香港，而且媒介的报道把王亚樵与他在“改组派”中的庇护人陈铭枢和李济深联系起来，是他们对王下令谋杀蒋介石或汪精卫，甚至干脆把两人都杀了。
但这种联系仍没有什么把柄，直到后来，戴笠的侦探们从对张玉华和孙风鸣的审讯中终于得到直接的证据。这二人在医院里每天受到有关余立奎是否是同谋的审讯，因为余和在香港的“改组派”有密切联系。但对案件的真正突破是在逮捕了孙风鸣的妻子崔正瑶后，她是在四川路上的新亚酒店被发现的。戴笠亲自审问了她。这是他本人很少直接参与的残酷施刑的一个案子。当崔正瑶招供后，她不仅出卖了余立奎，而且还供出了周世平和胡大海等。他们的“改组派”身份，终于使陈璧君相信蒋介石并非是谋杀她丈夫的后台。
陈璧君对蒋介石的宽恕也许救了酆悌的命。当然，酆本人在蒋亲信中的地位，加上贺衷寒的求情（贺代表所有人向蒋请罪），也起了作用。但最终是孙风鸣透露的所有与“改组派”的联系才使蒋介石的否认变得可信，使酆悌免遭蒋对他的满腔怒火。结果，只有陈国光因与孙的关系而被秘密枪毙，而酆悌只是被免了力行社总书记的职务。但这也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当时公众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王亚樵与谋杀汪精卫阴谋的可能关联上。
一旦崔正瑶肯定了王亚樵在谋杀案中的角色，“刺杀帮可怕的首领”若在戴笠手下、由郑介民率领的特工员们自由行动的香港和澳门继续待下去，他自己就会面对遭逮捕或谋杀的危险。于是，在李济深的帮助下，王亚樵于1936年7月离开香港，来到梧州河西边，住进了省长黄旭初的一座宅子里，并接任了梧州陈铭枢将军部队里的特务警察队的领导职务。
但是，郑介民在逮捕了余立奎并把他的妻子“转变”为特务处特工之后，已近在咫尺。王亚樵刚到达梧州便处于国民党秘密特工的监视之中，但他似乎对此并不在乎。他很快就适应了梧州的生活，还在这个有点儿颓废、死气沉沉的地方城市里，把他的小老婆金石心安顿在河边天东街14号的一座客栈里。
那年秋天，金小姐决定乘西河摆渡船去香港买衣服。她一踏上这个英国的殖民地便被戴笠的特工陈质平发现了，他最终把这个美丽的年轻女人吸收为特务处特工。陈质平——他后来当了蒋介石驻菲律宾大使——把她介绍给特务处最精明能干的外勤特工王鲁翘。1936年11月17日，王鲁翘和金小组两人一起坐当夜的渡船回梧州。
四个夜晚之后，11月21日周日，王亚樵与桂系的两个军官在外面玩。三人都喝得醉醺醺地一块儿去天东街金小姐那儿。夜里11点左右，他们到达小老婆的住处不久，只听五声枪响。警察和保安队的官员冲向出事地点，但当他们赶到时，刺客们和迷人的金小姐全都无影无踪了。他们在地上发现王亚樵的尸体，他中了三枪并被捅了两刀。
远在上海的警察官们非常怀疑这位“刺杀王”会就这么被真的杀了。最初的报道说，被杀者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国男子，而王亚樵当时是55岁左右。还有人说，在“双十二事变”中蒋介石刚被扣留不久有人在西安还看到过他，作为白崇禧和桂系派的代表正与杨虎城将军磋商。但过了一段时间，王亚樵被杀似乎已确定无疑，而王的尸体被埋在梧州河对面的高尔夫球场边上。梧州地方首脑派人去调查事件时，他们未被准许进入天东街的那幢房子，而且，不久公安局从军队方面得到指示，中止对此案的调查。
于是，无论王亚樵到底是由于企图谋杀汪精卫受到报复，还是因为桂系的官员怕无法控制“刺杀王”而将他杀死，王亚樵反正是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不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恐怖主义出现全新的转折。到了那时，由于动机复杂而思想混乱的特务组织彻底取代了个人英雄豪杰，政治谋杀也随之将以全然不同的面目出现。
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培训间谍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们对在太平洋战争中由戴笠将军和海军上将梅乐斯领导建立的中美合作所的故事已经相当熟悉了战争末年，中美合作所被美国媒介当做一个中美合作游击抗日的成功典范来颂扬，而它的黑暗面——戴笠那些由美国军事和警察顾问训练出来的无恶不作的秘密警察，最终用他们的“科学”技术来对付地下共产党的事实——则过了很久才暴露出来。
这部分是由于当时负责该项目的美方，有意在训练戴笠的高级特工单位的人事安排上不让中方插手。部分还因为，直到1980年代以前，西方历史学家们更容易得到国民党关于中美合作所的正面叙述资料，而对共产党历史学家们尖锐指控美国介入训练蒋介石反间谍干部的“内部”分析则难以获悉。然而，现在，不仅有可能对国民党军统局与美国海军情报局和战略业务局联盟的性质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而且可以认定，早在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十年，美国对中国警察的训练就开始了。
现代间谍是培训班和专业学校的产物。从契卡问世开始，间谍和特工都无一例外地始于这样一个特殊形式：培训机构和短期培训班的开办，使之从完全的民政性质正式转为彻头彻尾的特工性质。军事学校的经历要比专业情报训练班更加深厚持久，但后者的经历更加剧烈，尤其是，为了掩护便衣特工的秘密身份，它必须培养至关重要的绝密性。“间谍王”戴笠早就意识到这种专业训练形式的重要性，而且在开办了黄埔校友会办公处不久，他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训练所”来发展他的秘密特工骨干。
秘密特工训练系统仅仅在抗战爆发以后才独立地蓬勃发展。在这之前，以及在紧接着发生的太平洋战争（事实证明，那时美国的援助至关重要）中，戴笠的训练单位必须在幕后以及在20世纪初中国发展起来的正规警察学校结构的内部，与现代警察力量机构携手合作。
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现代警察
中国的第一支警察力量于1898年的“百日维新”期间建于湖南省府长沙。虽然长沙保卫局在百日维新之后被反改革力量解散，但现代警察力量于义和团暴动、外国人占领北京期间，在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重新出现了。清朝廷逃往西安后，八国联军便建立起“安民公所”来从事警察工作、修路和其他市政任务。公所的高级官员都由外国宪兵担任，而常规的巡捕则由中国人充当。1901年9月联军撤走以后，安民公所被“善后协巡营”取代，它是1902年“公巡总处”的核心，并很快成为华北其他警察力量的模型。
袁世凯（1901—1907年任直隶总督）是华北欧洲式警察力量的主要资助人，他用占领北京的欧洲人与日本人的警察模式取代了传统的衙门捕班。袁从省府保定开始，在警务总局下面安排了500个溃散的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