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的另一个特工崔万秋（前面提到过，《火炬》主编），他是通过文化界的情报网获取情报的，而且还向写拥护政府政策文章的记者们提供津贴。崔的关系之一是张春桥——他曾用“狄克”的笔名写文章攻击鲁迅。作为住在法租界的二组特工，崔每月有80元的收入加上津贴。沈醉亲自上前递送这笔经费，有几次他在崔的客厅里看见女演员蓝苹。崔总是把沈醉领到房子后面的厨房或亭子间，在那里交接钱和情报，所以沈醉从来也没有与这女演员互相介绍过。众所周知，这位演员后来改名叫江青。
虽然，在CC派强迫他们靠边之前，蓝衣社这个更大的组织在上海地区非常成功地渗透到了中学和大学，但上海站本身只是控制了几所学校。有一个肇和中学是杨虎创办扶植的。学校里的一小部分教师直接为戴笠的特工工作。但他们因为跟杨虎——1927年清洗的刽子手，有关系而很难在学校里影响大部分学生，或者与教育界的进步人士联系上。上海站确实在法租界建立了一个无线电通讯学校，但戴笠命令这所“三极无线电传习所”只能用来训练无线电报务人员，不能用它来搞特工，特工人员也不能用它来作掩护。
在招生和利用大学生方面，上海站也不太得力。1934—1935年间，在秘密特务们眼里，最爱闹事的大学是暨南大学。于是，除了在暨南大学外面开一家咖啡店作特工活动的掩护外，上海站所能做的仅是把一些装模作样好像是在暨南大学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吸收为特工。这些人对寻欢作乐比对当学生更感兴趣，这些半专业的特工经常佩带手枪来引起年轻女子的注意，他们中最优秀的能弃学加入军统，成为职业特务骨干分子。
复旦大学也被认为是一个“反革命”活动的热点，渗透到其中也非常困难。二组的人吸收了历史系的教授姚名达为特工。姚和一些学生当了几年的情报人员。但开始时最有效的间谍活动是通过吃吃喝喝来进行的。在戴笠的命令下，一名前黄埔军校生陈绍宗和他的妻子一起在大学后门开了一家餐馆，这家餐馆由于学生多来这儿吃饭而生意兴隆。陈曾在大学教授过军训，所以他与学生已有一些关系。他利用上海站提供的经费，以慷慨让学生顾客记账的方法来扩展这个关系网，这个餐馆有两个小房间，一个用来开宴会或聚餐，另一个常租给学生开会和商量政治问题。陈经常让他十岁的女儿以招待茶水为名去偷听学生的谈话。然后陈会把她偷听来的情况写在饭票上，让他坐在柜台上的妻子交给二组来吃饭的信使。就这样他收买了一些学生。这些学生又提供一些人的名单，于是秘密特工便不时对名单上的人进行监视。
吴乃宪在1934年当特务处上海站区长的时候，向进步人士渗透的活动倍增。吴本人是黄埔一期生，因为背叛邓演达而受蒋介石器重。蒋和戴笠后来企图利用吴来与“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建立关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在国民党内部抵销对手力量，并以此来靠近仍与统一战线中的老“左翼”有联系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这类活动一般总是在南京特务处总部的直接监督下进行。戴笠在首都的人员独自与上海的“第三党”人士建立了联系，多少越过了上海站的正规渠道而直接与吴乃宪合作。
吴乃宪在上海站的副手是区书记张师，此人原为共产党员。戴笠希望通过张的地下工作经历使特务处能够渗透到共产党核心内。那时上海站的经费增加了50％，而且还给增加了一名区“督察”。但吴乃宪和张师像程慕颐一样都不能吃苦，都不能住到共产党组织了自卫系统的工人区当中去。吴和他的副手比他们的前任要更谨慎，他们把办公处从法租界迁到了国民党控制的南市老西门那儿。然而，因为上海市的中国区域被认为如此肮脏和不卫生，以至于吴和他的助手们都住到了法租界环龙路上的一座秘密住宅里，他们的地址在上海站里只有两个人知道。
于是，部分由于上海站领导人的脆弱，他们没有能够成功地渗透到共产党地下组织里去。但对他们打击更大的是，至少到1935年他们还不掌有惩治蒋介石敌人的行警权。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警方关系
开始，在侦探方面，上海站尽量利用他们与中国市政公安局人员的私人关系得到帮助，来执行特务处的使命。1933年的警察局长文鸿恩和他的侦缉队长卢英，都不大情愿和戴笠合作。于是戴笠不得不依靠一组组长陈志强，利用他的青帮关系来与侦缉队的个别侦探拉关系。但随着陈与警官们的关系逐渐加强，他的野心也开始膨胀。两年之内，戴笠解散了陈的一组，把其组员分散到其他各组，将陈调出上海，提升他为陕西省警察厅侦缉队队长。
到了那时，上海市公安局有了新局长蔡烃军，他非常愿意与戴笠合作。慢慢地，他也让特务处的特工担任“警士教练所”的一些职位。后来戴笠将他的特务陈质平安插到公安局训导主任的位置上，并把另外两名特务安排到警察学校指导员的位置上。不过，由于卢英的犹豫，戴笠对公安局侦缉部门无法直接控制。
奇怪的是，戴笠和他的特工们在法租界有幸顺利地利用起那里的警方力量。这主要是由于法国当局为了控制租界里的本地人而严重依赖中国区域里的帮会分子做侦探的缘故。其中关键人物之一是一个帮会的小头目，叫范广珍，他跟那里所有的包探一样是巡捕出身，后来被提升为“探目”。正如秘密特务二组组长所指出：范的社会关系很复杂。不仅因为他是帮会分子当了侦探，而且他在替国民党情报部门工作的时候仍然对他的法国老板忠心耿耿。戴笠意识到：范对法国殖民当局比对他的特务处更加效忠，但他显然又感到应当同时讨好双方。假如对他施加太大的压力，他有可能会牺牲与中国人的关系来维持他与外国主子的基本关系。于是，戴笠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使用他：偶尔让范广珍用他广泛的信息网来搜索地下组织，或当上海站在法租界进行绑架时让他做一下掩护之类。
由于范广珍不可靠，戴笠觉得有必要在法国警察内的中国侦缉部门里找到可信赖的关系。于是戴笠找了黄埔老同学阮兆辉，阮原来在南京鸡鹅巷特务处总部当交通员。戴笠给了范广珍500元贿赂费，使阮没有像其他侦探那样先当巡捕就得了个包探的职位。一旦得到包探的职位，阮便在上海站机构里成了范的上司，尽管在名义上他在警察机关里是范的助手。这使范为难起来，因为他不愿与二组有直接联系，怕因此影响他在法国警察里的侦探身份。从阮那儿接到命令后（这样比较合适些），范就让新来的人与帮会头子建立关系。于是，上海站对一些在法租界寻求庇护的进步人士进行监视。而且后来，他们也能利用侦缉队的侦探来保护因某些原因而易受逮捕的特务处情报人员。
上海中国市政警察局和法租界警察各自的侦缉队都不直接归戴笠管辖。特务处在上海地区仍然缺乏直接的行警权力。所以，要是秘密特工想正式逮捕和审讯嫌疑分子，这个嫌疑分子就得受非法绑架并秘密押送到南京。直到1935年，蒋介石终于决定把两个重要的执法机构——宪兵侦缉部门和交通警察——交给军统管制，上海站结构上的这个弱点才得到改变。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收买侦察大队
1935年初，蒋委员长把“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戴笠，而军统上海站头目吴乃宪被任命为整个侦缉大队的大队长，侦缉大队设在城市中国区的方斜路白云观内。从理论上讲，整个上海地区的军事侦探现在都归特务处指挥了。但实际上，事实远非如此，变化只是行政上的表面文章而已。也就是说，上海站站长吴乃宪只是在名义上有了个侦察大队长的头衔。假如秘密特工头子想要在夺取头号位子以外有所成就，那么他就得用把自己人安插在“督察”位子上的办法，来控制侦察大队中层的职位。
吴乃宪的侦察大队长的位子被翁光辉取代后，在其中安插自己人变得至关重要。翁上任时带了4个特务处的人员来当“督察”：沈醉、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在把警备司令部的侦探大队变成秘密警察半军事的政治机构的计划上，这些新督察们立刻遇到了两个障碍：常务副队长的抵制和队里普通侦探的不合作。
副大队长彭伯威是杨虎的人。1927年大清洗以来，他一直替杨虎管海员工会，在海关官员和检查员中有极可靠的关系网，因为他们是通过他得到工作的。只要彭当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戴笠的利益就会受到阻碍。结果，下一次换大队长时：王兆槐接替了翁光辉，戴笠便把彭伯威挤走了，并让当时一组组长杨凤歧代替他。
常规“稽查员”是军事警察里的老手，也是将市政警察变成白色恐怖工具的计划的障碍。从他们的意识和训练来说，军事稽查员们主要致力于维持地方法律和秩序。对他们来讲，把侦察大队变成一个恐怖和暴力的工具，利用其拘捕权来代替非法绑架，不按照正常的审讯程序而施加刑罚，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然而，要撤销或取代这些稽查员并不那么容易。仅从一点来看便能说明原因：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与法租界的警察和上海市警察发展了密切的工作关系。这使特务处的特工们在英租界逮捕嫌疑分子方便了不少，但同时上海站的特工们又非常谨慎，不愿因突然甩开在宪兵里的朋友和旧故而引起外国租界警察的怀疑和敌意。于是他们决定慢慢地物色侦察大队的侦探，一旦有可能，就挑选军警侦探们加入上海站当特工。
王兆槐当了侦察大队长后，有十多个前秘密特工被陆续派来当侦探，而一些原侦察大队重要的稽查员，如朱又新、王开明等，则被吸收为地道的军统特工。一旦他们的顾虑排除后，军警侦察部门便成了一个真正的秘密警察机构，成了替军统上海站服务的机构。每当上海站要把一次绑架变成逮捕，侦察大队只要向警备司令部要个许可证即可，后者是有求必应。偶尔案情实在出格，秘密警察便会向军法处要一些装门面用的法律依据。
军法处的处长是陆京士，杜月笙的弟子，他与侦察大队长王兆槐非常接近。要是秘密警察准备释放一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犯人，他们就让军法处接管。陆京士非常愿意答应，但他手下的人非常不高兴，埋怨说他们被迫成了上海站侦察队的遮掩。结果，戴笠的人索性得到了无可非议的逮捕权，这实际上等于取代了上海市政公安局的权力，使他们有恃无恐地在南京的直接指挥下将军统在这些地区变成了一个令人恐怖的恶魔。现在，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就地把政治犯投进监狱、严刑拷打了。
戴笠用和夺取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相同的方法夺取了上海的交通警察部门：1935年秋，他使吴乃宪被任命为京沪杭铁路稽察头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管理职位，它意味着把吴的军警侦察大队长的责任交给翁光辉，把上海站负责人的位置交给王新衡。不久，中国蒸汽商业航海公司的警察侦缉处也交到了戴笠人的手里，戴笠直接从南京向里面的关键位置安插了人手。从此以后，特务处的人就可以免费坐火车和轮船旅行了，而且每当秘密特工的囚犯从上海转移到首都时，上海站的特工们就能得到铁路警察的全面支持：他们会把卧铺车厢里的特殊包厢给他们秘密使用。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王新衡
获得侦察大队和交通警察的人马使上海站的工作量和责任都急剧增加，该站在新区长王新衡的有力领导下蓬勃发展。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宁波人，与在上海的宁波商人有许多关系。他与上海的地下社会也非常接近：他既是杜月笙的密友，也是青帮组织“衡社”中一个受欢迎的客人。
由于这些关系，王新衡能吸引很多人参加秘密特工，其中有到苏联留过学的学生、商人、工人阶层的头面人物、帮会分子、上海邮政总工会的成员、作家和艺人等。新的地区秘密办公处在虹口、闸北和沪南建立起来。10多个独立的“站”与军事调查组挂上了钩。一个大无线电站建立起来，成为一个通讯枢纽。总的加起来，上海站扩增了5倍，人员从100增加到了500，他们全职在办公处或实地工作。
戴笠让一个像王新衡这样的共产党叛徒来担任上海站区长的要职，反映了他的一种信念：没人比前共产党员更适合来对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从这点来看，王新衡只是共产党的背叛者之一。其他还有在30年代成为特务处高级特工的梁干乔、谢力公、叶道信、陆海防和程一鸣。他们肩负着渗透和粉碎敌人的地下机构的主要责任，他们希望接触到共产党在城市里的一些边缘或前沿组织，因为这些组织是惟一有公开迹象而且可能被侦查出来的部分。
这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有许多精明的特工装作进步人士来攻击政府的政策和报刊，也不容易。二组最能干的间谍之一，湖南人苏业光，原是共产党员，曾积极地参加了“民主党派”的活动。尽管他经常极其尖刻地公开批评挖苦蒋介石，发表了许多文章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但仍然蒙骗不了新国民党里的任何积极分子，而且根本无法渗透到共产党的各种前沿组织里去。共产党的反间谍对军统无法渗透到左翼地下组织中去的一种解释是，共产党有自己极其有效的安全系统，这一系统是莫斯科间谍系统和共产党自己创造的结合物。上海地区的反间谍工作由陈赓将军领导，他在1927年南昌起义中受重伤后来到了法租界，得到著名外科医生、宋子文的表兄弟牛惠林的医治。陈赓痊愈后便消失在厚重的掩幕里。上海站不知怎么获悉了他在城里，但尽管戴笠让陈赓黄埔一期的同学吴乃宪负责此案，这位共产党保安领导人仍从他们的指缝中间滑了过去。
从此，特务处的特工们不得不加倍努力来追踪著名的共产党人。这些共产党人无论是否受到监视，总是在放弃一个安全地点时销毁所有的踪迹。实际上，陈赓的工作人员安排了反监视，密切注意着上海站的重要人员的住处和方斜路上侦察大队的总办公处。
陈赓将军在上海地下工作最显著的成绩，是1931年1月他为共产党第四届全会安排的警卫。为了在上海站特工极其敏感的眼皮底下（他们对共产党的秘密会议有所耳闻，但不知道是在哪儿召开）安全地让所有代表到会。陈赓设立了一个假医院，里面有医疗设备、医生和护士。代表们绑着绷带贴着膏药前来，或盖着毯子被抬进来，而戴笠的特工们对此根本没有起疑心。
当共产党人被捕时，他们受到惨重的酷刑。根据戴笠征得蒋介石同意的运作程序，被特务处逮捕的共产党人完全由特务处负责。这些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被送到其他机构审讯，而总是被戴笠的组织指控、判决和惩罚。这当然不合法，但就像一个秘密警察后来回忆的那样，在1934年，上海站的特工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你若有幸抓住一个共产党，就要毫不例外地对他上刑，然后把他杀了，除非他答应改变立场。
这使得掩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