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名词了。
与此同时，《前途》总编刘炳藜决定把该杂志第6期专门用来考察法西斯主义。据该杂志说，其目的大致是要终止传统的个人主义并迅速促进集团主义在中国的普及。但那一期杂志有关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文章非常具体，法西斯的许多方面，包括它的经济政策，都得到了详细的研究。
而且，至少从兴趣和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表白来看，蓝衣社的确与3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有部分的相似之处。
我［Lloyd Eastman］相信蓝衣社可以被准确地形容为法西斯，因为他们所采用的方式和他们表达的观点与显而易见的法西斯运动不谋而合；他们有意识地追慕、模仿并宣传欧洲法西斯思想；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把自己当作法西斯分子。
从结构上看，蒋属于军事独裁，其统治与其说是法西斯不如说是专制式的，而且他的复兴社的信仰是“一种反动的、发展中的民族主义的形式，政治学家们通常把它当做一种“延迟的工业化的意识形态”。党和政权所赖以建立的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概念，是基于既要避免资本主义社会非道德化的个人主义，又要避免社会主义革命所预言的阶级斗争。就像沃特·高雷（Walter Gourlay）指出的那样，国民政府与城市工人阶级的关系和欧洲法西斯体制与工会间的联系非常不同。
法西斯的工会主义既带有官僚特点又生气勃勃。它有意识地教育、灌输和引导工人在法西斯主义的“新秩序”里承担一部分角色。作为个人，工人们不断受到成为法西斯工会领导的鼓励，而且这样的领导地位也在党的等级制里设立了。由此，工人阶级便直接地与国家联系了起来。工人们不但没有被非政治化，相反在一种谨慎而受制约的方式下被政治化了。于是，当然就有了以工厂群众为基础的因素。与此相反，蒋的解决方式是官僚性的，但却毫无生气。对“黄色”工会的控制和管理中几乎少有工人的参与。领导们来自于工人以外的阶层，这在意大利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不可想象的是墨索里尼会允许自己与“青帮”分享对工人的控制。如其他许多事情那样，在控制劳工上蒋是个折衷主义者，他会模仿战术和技巧，却无法模仿他们的精神。蒋并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成不了。他是个军事官僚。他的方案不是去赢得工人，而是凌驾于他们之上。
而且，1936年撰写的蓝衣社的训练手册否认与西方法西斯主义有过多的相似之处。它承认：“许多同志认为，我们的组织成立时正值欧洲法西斯主义上升时期；于是，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及奠定中国社会的基础，我们必须与世界潮流保持一致，并采用法西斯主义；因此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法西斯主义。”但手册说，这个观点会使人产生误会，因为一旦模仿外国人，必然会使蓝衣社无视中国的特殊条件，从而无法认识到三民主义是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完整意识形态纲领。力行社的创始人之一干国勋，在许多年后写道，他对把所谓蓝衣社当做法西斯组织感到愤怒。“我们怎能让敌人诬陷我们的事业，并称我们的秘密组织蓝衣社为法西斯组织呢？”
据干国勋回忆，一些成为复兴社三级组织成员但从未真正介入力行社核心部分的记者和评论家们，不但完全误解了原黄埔的运动发起人的目的，而且太轻而易举地滥用了“法西斯”这一词语。这些人，包括《动乱的回忆》的作者陈敦正，都被复兴社个别领导人模仿欧洲法西斯的表面现象蒙蔽了。比如在复兴社训练处工作过的陈敦正曾这样形容刚访问德国和意大利旅行回来、带着一副纳粹冲锋队派头的上司滕杰：
滕先生穿了一身橄榄绿色的军装，上身是中山装，打着领带，下面是马裤细裤脚，足登马靴，趾高气扬。腾先生告诉我这就是当时德国希特勒的制服。
而实际上，滕杰只是复兴社仅有的几个去过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官员（其他人有杜心如、李国俊、酆悌、潘佑强和胡轨）。他们访问的目的并不在于研究法西斯本身，而是从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的角度，去观察德国和意大利是如何摆脱曾阻碍英法在本国铲除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桎梏的。
如果说，欧洲法西斯对共产党的残酷攻击有助于力行社成员抛开他们对侵犯民权仅有的那么点顾忌的话，德国的褐衫党和意大利的黑衫党则为复兴社树立了一个新的可参照的会议风格和集会仪式。此后不久便有一些蓝衣社前沿组织的集会，以一种“法西斯雏形”的文化形式出现。而这种集体性被后来的一个成员称为“警察前卫的刀剑文化”，在那时的确显示出一种与欧洲法西斯仪式相似的场面。
例如，复兴社于1934年在杭州建立了一个“文化前卫队”，它由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和国立艺专学校的三四百学生组成。它的成立仪式是在代表了“血和铁”的长剑和匕首前举行的。仪式上，中央空军学校和江苏警察训练学校的干部们身穿军装列队成行，在警察学校校长及力行社的创始成员赵龙文的指挥下组成了一列仪仗队。成千上万的人观看了新卫队成员荷枪实弹宣誓效忠的场面，他们似乎被这种严峻的秩序和庄严的场面深深地感动了。
确切地说，在这组相对来说不大、对着蒋介石像宣誓的半军事化的学生团体，同在纽伦堡向元首列队致敬的军队或是在罗马广场上挥动拳头对元首欢呼的人群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当时一名记者通过从另一个角度讨论定义的问题，即在欧洲法西斯运动中寻找与蓝衣社相似的组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差别：
像蓝衣社这类组织在西方也不是鲜为人知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有他们自己监视党内外分子的秘密警察。有些中西方的评论家把蓝衣社定成法西斯。但如此简易的标签使人产生误解。首先，没有一个法西斯政党能够或者愿意是秘密的；它的力量在于其大规模地公开宣传与组织的能力，并由此来建立一个包括所有阶层在内的共同阵线来支持这个运动。其次，中国的情况与西欧任何国家都如此相异，其政治程序也有本质性的区别，因而无法用西方的概念来界定。国民党本身与西方法西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类似，但它具有太广的多面性——也因为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源于西方民主制，而非独裁传统，它对现代中国的特殊条件的适用性还没有被证实。
不过，即使欧洲的黑衫党和褐衫党与中国的蓝衣社不完全是一回事，法西斯主义的形象在那些年代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强大而且具有吸引力。正如我们所见，为数不少的中国军官被派往德国和意大利受训，他们回国后充满了对“法西斯主义”的崇敬，“而且相信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当时情况下的价值”。而且，即便蓝衣社仅仅渴望寻找新鲜的政治观点，以向陈氏兄弟及其党徒对报刊出版的垄断进行挑战，那么法西斯主义的冲动口号对极端民族主义化的中国人来说，也必然成为他们的某种意识形态的基础。
第九章 意识形态的竞争：蓝衣社和CC派媒介的竞争
与“CC”派争夺对印刷业的新设备的控制，使蓝衣社背离了蒋介石关于让他们主要在公共安全和警务范围内活动的指示，因为印刷业被认为属于民事政治范围。所以，一开始除了创办复兴社控制的报纸杂志以外没有什么其他正式活动。复兴社的“官方”报纸是《中国日报》，它的前身是《文化日报》。其主编是蒋介石前军事助理、蓝衣社内“西南派”的首领康泽。后来康泽被调去负责组建一个在“剿匪”区域“剿共”的别动队。此时他负责宣传工作的任务，也许部分是出于防止他通过参与蓝衣社培训项目而继续扩展他这一派的影响的缘故。
不管康泽的这一任命缘由如何，康泽成了蓝衣社杰出的报刊出版人。1932年1月28日上海战争爆发后出现了严重的报刊印刷危机，但康泽对此早有准备，他储备了大量的印刷纸张。正因如此，也因为他的战事消息直接来源于前线，《中国日报》拥有极高的发行量。
还有其他一些力行社控制的报纸。除了在上海出版的《前途》和在南昌与汉口印刷的《扫荡》以外，复兴社还对下列刊物有影响：
《北方日报》——余洒度主编，出版于北平。
《老实话》——刘健群编辑，1933年8月出版于北平。它比起正规报纸来更像简报，主要刊登有关政党人物耸人听闻的轶事，以及对共产党人进行造谣诽谤。
《人民周报》——蒋坚忍编辑，杭州。
《青年与战争》——萧作霖创建于南昌。开始主登“剿共”文章并致力于激发青年人，后来于1934年7月与《中国革命》合并。
其他还有一些复兴社知识分子成员编辑的刊物，但除了符合前面提起过的两个口号：“攘外必先安内”和“绝对支持一党一领袖”以外，它们之间没有体现出共同的理论基础。这些报纸包括了《南方日报》（福州）、《河南晚报》（开封）、《国民新闻报》（杭州）、《新青岛报》（青岛）、《新中华日报》（汉口）、《中华周报》（南京）、《国际译报》（南京）、《新社会》（上海）、《思想》（上海）、《民族文艺》（上海）、《现代社会》（天津）和《西北评论》（西安）。
这其中的有些报纸因自身特点而被认为属于国民党极右派。其他的，如曾扩情编辑的《世界日报》（北平），则被读者认为不属于任何派系且观点中立。复兴社所属刊物的这种缺乏明显倾向性的情况，要比蓝衣社自己的政策和政治理论上出现的含糊状态更常见。于是为了平衡这种含糊状态，也为了向蓝衣社提供一个前沿组织以使其活动深入文化界，一个由蒋介石的亲信，包括蒋的私人秘书邓文仪组建的“中国文化学会”，于1933年12月25日成立了。
邓文仪长期以来对文化事务持有商业兴趣，他曾经向朋友们借钱开办了“提拔书店”，那书店出版过蒋介石的言论集和军人手册系列。书店和编辑室合起来就是一个小出版社的样板，它在吸引那些渴望用学习国家领袖语录来提高自己的顾客方面如此之成功，以至于引起了在邓文仪和他的领袖之间激烈的争执，几乎让他倒霉。
首先，那些深为嫉妒的政治——商业竞争对手们满怀恶意地向蒋介石汇报说，邓文仪利用领袖的名誉和声望来大笔盈利。然后，当蒋在1930年新年对黄埔学生的讲话被提拔书店的某个刊物误解后（暗示国民党军队将向东北进军，那就等于肯定了与张学良军队的冲突），蒋介石把他的这位秘书召来狠狠地训了一顿，说要关闭他的书店。一开始邓文仪不服，用了一个多小时来争辩说他的书店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不能被关闭，而且要征求书店股东的意见。这对蒋无异于火上加油，结果邓终于在蒋的臭骂下缩了回去，回到自己家里，懊丧地哭了一天一夜。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邓文仪一直非常沮丧，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竟然都不屑向司令部的上司请病假。蒋本人则装作没注意到他的缺勤。终于，一个月后，当蒋在中山陵向一队负责江西“剿匪”动员宣传的人员作讲话时，邓文仪自己来到了那里。讲话后，蒋主动向邓打招呼，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和是否上班。然后“校长”温和地对他说：“你的毛病就是懒散，如果打起精神工作，一定可以把事办好，今后要切记改过，勤奋工作，从明日起，你到总司令部去办公。”次日邓文仪便去上班了。
第九章 意识形态的竞争：蓝衣社和CC派新生活
这次感情冲动的危机反映出蒋介石和他的部下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这之后，邓文仪继续经营他的出版公司。事实上，当力行社的蓝衣社成形时，邓的“提拔书店”已经发展成了连锁店，并在南京、汉口、南昌、长沙、贵阳及其他城市发行了该运动的刊物。中国文化学会也因此汇入了邓文仪的一个已经建立好了的简单而面广的宣传网络。它的出现正值新生活运动开始：新生活运动由江西省省长熊式辉于1934年2月在江西发动，这种道德复兴观的基础，来源于“传统孔学信条、基督教道德准则及军事理想的意识形态大杂烩”。
在力行社内部，新文化运动被当做蓝衣社的“四大运动”之一。社会上所有的干部和成员都受到它的左右，尤其是在他们个人财产和收入方面。力行社的规定要求所有的成员都应当登记他们的私人财产，将来所有的财产增减都将通过其工资来调节，而这些财产应当由书记处的会计或力行社的监察员抽查。贪污200元的，处徒刑；偷窃500元的，处死刑。力行社在地方的协调组织因此而制造出“一个新气氛”以清除挥霍、贪婪、懒惰、欺骗、叛逆、赌博、淫乱，以及所有“封建士大夫”的“好逸恶劳”之类的种种“恶习”。在这个扫除浪费和到处封官许愿的新道德秩序下，男女大众将“复兴我固有的日新又新之创造民族精神”，以“恢复自鸦片战争战败后之民族生存发展信心”。
中国文化学会相应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把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大众共同利益的方法来“更新生活”。这种努力的关键是一个“军事化”项目，它原先只针对复兴社成员，后来通过新生活运动促进协会的运作扩展到了一般公众。正是这个协会采取了许多极有争议、强加于人的运动措施，如限制吸烟、跳舞和穿某些西化的衣服。蓝衣社后来遭到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传教士们的指责，说他们颠倒了新文化运动最初的宗旨，而把它变成了一场法西斯统治的运动。
中国文化学会名义上由蒋介石主持，但它的日常领导是邓文仪、萧作霖、贺衷寒和吴寿彭。邓是理事长，而萧当了南昌总部的秘书长。与此同时，决定让萧作霖去上海，在刘炳藜（《前途》的编辑）、倪文亚和其他蓝衣分子的帮助下建立该学会的一个分会。
蓝衣社在上海的脚跟已稳。1932年1月，力行社筹备处曾经派遣叶维去那里建立一个控制学生运动的组织。根据日本资料，两年后，蓝衣社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了一系列的组织原则，建立了组织结构并订立了关于成员的规章守则。日本资料说，蓝衣社的章程宣称：“法西斯主义应当用于实现独裁。”他们的誓言要求他们致力于发扬民族独立精神，取缔一切所有不平等条约，并使整个国家集权化。在政府官员中加强军事化，“使他们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同时，用刺激各省乡村手工业，压制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普遍建立农业实验站的方法来发展商业、矿业和农业。另外，为了“尽快实现社会新秩序，建立基于法西斯主义之上的国家”，蓝衣社根据形势开始涉入情报、宣传和处决的活动。
根据这些大惊小怪的日本资料，上海的蓝衣社组织系统图显示，其地方上的特殊地区分部直接受南京总部的领导。它还表明：1。平津站，包括天津警察情报局；2。平津地区惩戒委员会；3。常设在大同、济南、青岛、山东、唐山、张家口和绥远的分部；4。一支北方特殊纵队，它在大连、沈阳、新京、哈尔滨、黑龙江、四同、营口、承德等地都有自己的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