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伊德夫妇将房子和收藏捐赠给了剑桥大学。他们在那里继续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搬去了爱丁堡。1990年，吉姆·伊德在爱丁堡去世，享年94岁。这位收藏家生前就做了安排，不让壶园成为陵园，不让经典现代派和当代艺术失去接触：他修建了一座室内音乐厅和一座轮换举办展览的独立画廊，由莱斯利·马丁男爵设计（1970年）。但吉姆·伊德的房子仍然是对战前的英国先锋派以及一位狂热爱好者的首创精神的个性化证明。艺术和自然在这里统一，为我们保存了下来。
壶园后面的山丘上有座小教堂，位于槭树和栗树的浓阴下。圣彼得教堂是12世纪一座本来较大的教堂的残余部分。钟塔墙壁用的是罗马砖，也许来自古城墙。17世纪初期，这个教区只剩下14户人家，教堂逐渐倒塌，又小规模地重新修建。当这个团体连这不足11米长的房间都坐不满时，圣彼得教堂就成了多余的。有时隔壁的画廊利用这座教堂举办展览，这完全符合吉姆·伊德的意思，一块纪念他的石碑上刻有约翰·邓恩的诗句，而这里最美的时候是一张画都没有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宁静的场所。
但这座教堂保留有一只诺曼底时代的洗礼石盆。我不知道，如果我在这个盆里受洗的话，作为婴儿，我是会吓得哭起来还是兴奋得沉默不语。石盆四角各有一位水精俯身向下，抓住鱼尾巴两端，向上弯向盆檐。很少能见到波塞冬随从中的半人半鱼的海神练习瑜伽的，但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异教徒的神话和基督教象征的结合。鱼是基督早期的一个象征，洗礼水是其信徒的生命元素。在牧师们早就沉默不语之后，这块石头以充满活力的、魔术般的力量讲述着这些故事。对称图案，几何形状，圆盆和方石—留下的是一种美学魅力，一件不同寻常的中世纪艺术作品。
圣彼得教堂塔顶上方的风信旗上写有字母A。P。，那是安德鲁·佩尔奈的名字缩写，他1555~1589年担任彼得豪斯学院的院长。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他的适应力十分顽强，因此人们将他的风信旗读做性格的标志：代表“一位新教徒”（AProtestant），“一位罗马教皇拥护者”（Apapist）或“一名清教徒”（Apuritan），随政治风向而变。
城堡街街角的房子曾是16世纪的一家客栈，今天是剑桥市和剑桥郡的民俗博物馆，展现城市历史和伯爵领地史的旧家具一直堆到了屋顶。这个民俗博物馆里的一块老牌子邀人参加1850年在城堡山上对伊莱亚斯·卢卡斯和玛丽·里德的公开处决。斜对面的那座山丘上杂草丛生，山丘是诺曼底征服者威廉一世1068年让人堆起的，作为城堡的掩体，先使用木头，后使用石头，建有门楼和钟塔—事实表明，在修建学院时，这是一座受欢迎的采石场。如今城堡山上连一个城堡的遗迹都没有了，也没有绞刑架，只剩下观景处。
第四部分 剑河对岸第35节 维特根斯坦的邻居们
上下两个房间里能住下两个世界，这真是少见。当我住在头顶上制造噪音的学生楼下时，就发生了这种情形。那确实是两个世界，而且不可能沟通。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931年11月7日
在她的犯罪小说《不适合女人干的工作》里，P·D·詹姆斯也让她的私人女侦探科德丽娅·格雷在剑桥进行调查。她的第一桩案子—一位历史系学生的死因，将她带进了城郊的一所学院：“它有着拜占庭式的氛围，它的庭院花圃和像一只削了皮的橙子一样扣在食堂上方的闪亮圆顶，让科德丽娅想起一位观念自由、特别喜欢聪明姑娘的苏丹的后宫；但同样也让人想起一座伊斯兰国家的后宫。”
新学堂建于1954年，是继格顿学院和纽纳姆学院之后的第三所女子学院。学生只有女生，院士中也容忍男性，这体现出一个后女权主义运动的妥协。大楼在亨廷顿路的树后熠熠生辉，白色砖建筑，白色清水混凝土。罗厄尔·钱伯林和博恩·钱伯林建筑公司于1962~1966年建造了该学院，比他们在伦敦建造的巴比肯建筑群要细腻得多。食堂像座天文台，弧形圆顶朝向天空，希腊式十字平面，周围是四座圆顶较小的圆形楼梯间。另外，在这座食堂的拜占庭风格中也存在一部分预制构件的美。吊车刚好还能吊起这么大的混凝土件—组织型组装，这对于有限的预算来说是不可避免的。食堂对面是筒形拱顶的图书馆，中间是一座内院，一座喷泉在院里哗哗喷水。佩夫斯纳这样的纯粹派艺术家对这种“简约美”表示怀疑。无暇的白色，多曲线的造型—好像建筑大师们要用一座特别女性化的建筑奉承他的女客户们。
新学堂的院士们及时认识到，白色砖墙是表现当代艺术的理想前提。在中央喷泉院旁灯火通明的长廊里、在公共房间里、在食堂里、在外面的草地上—艺术无处不在。从扎染到钢板雕像，各种手段和技术应有尽有，格温·雷夫拉特的画作、照片、木雕，伊丽莎白·弗林克的青铜头像，马吉·汉布林的一幅海湾战争图。如今，该学院收藏有70多位女艺术家的200多幅作品，除了葆拉·雷戈和巴巴拉·赫普沃思这些响亮的名字外，也有一些从前女生们的作品。女子学院里的女性艺术—在剑桥男女混杂的男人世界里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现象。杰曼·格里尔1979年的女权主义运动艺术史叫做《障碍比赛》。新学堂的女生们在现实生活中亲眼目睹了这部精典作品的续集，为她们自己的“障碍比赛”做好了不算坏的准备。新学堂的女院长安妮·朗斯代尔，令人信服地为学院体制的深远意义辩护说：“像气候变化这些我们面临的至关重要的全球性问题要求学院促进跨学科的思维。”
相邻的菲茨威廉学院差不多和新学堂同时兴建，是在1869年的建筑上重建的，原本是为了不属于任何现有学院的学生而建的。由于特兰平顿街上它最早的院址位于菲茨威廉博物馆对面，该学院就以这座简称菲茨的博物馆的名字取名了。如今它的学生中约70％来自公立学校，这么高的比例越出了平均数，符合这座维多利亚时代教育机构的社会根基。学院的口号是：“推陈出新，力争最优。”可惜德尼斯·拉斯登根本没有遵守它。
那位曾经大受欢迎的伦敦国家剧院的建筑师1961~1967年在亨廷顿路上建造的这座建筑，具有旅店的妩媚。它的正面采用工业砖，呈单调的褐色，有一层层混凝土条纹线。宿舍十分单调，但食堂及其华盖顶十分前卫：高高的翻窗，翻窗上方前突的混凝土小圆顶像一群激动的修女一样高低起伏。幸运的是后来菲茨学院预算用光了。1992年另一个人设计了这座礼拜堂—理查德·麦科马克。他在拉斯登楼尽头修建了一个圆形建筑，又在里面造了座方形建筑，礼拜堂位于二楼。圣坛墙是纯玻璃做的，它不需要玻璃画，因为越过圣坛能看到一棵粗壮的梧桐树。这个房间完美、明快，内外通畅。自然光线成了启示，单词成了图画的空间，似乎剑桥的纯粹派传统在现代的纯粹派里获得了共鸣。仅为了这座礼拜堂就值得参观菲茨学院。
格顿学院地处城外很远的地方，在修直的前往亨廷顿的老罗马人大路旁，和旅游线路保持着大有裨益的距离。老实说那里没有什么好参观的，但却令人钦佩：格顿学院是大英帝国的第一所女子学院。在英国女性选举权协会的支持下，埃米莉·戴维斯于1869年建立了一个有5名学生的学院，先是在赫特福德郡的希钦，自1873年起搬到现址。和纽纳姆学院一样，格顿学院也沿用了该村的名字—格顿。“那个异端的地方。”一位剑桥牧师当时这样鄙称这所女子学院道。“那个异端的地方”今天约有650名学生，但女生只占一半，因为自从1979年起，格顿学院也招收男生。
艾尔弗雷德·沃特豪斯男爵1873年为格顿的女士们设计的这所学院，和他为耶稣学院和彭布罗克学院设计的新楼一样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老一套：新都铎风格，红砖和陶土，具有从礼拜堂到门楼的一切传统因素，显示了它和男子学院的平等。惟有重要的楼梯单元原则沃特豪斯没有采用。走廊、空间上的邻近是想让女性们的共同生活更舒服更安全。剑桥没有哪所学院有比格顿学院更长的走廊。别的学院都没有一座带暖气的室内游泳池。设计院士花园的是从前数学系的一位女生—佩内洛普·霍布豪斯，她是英国园林艺术的老前辈。
从格顿学院回城，骑自行车需要10分钟，半路上途径众灵巷。紫杉树后，田畴微光闪耀，好像乡村是众灵巷的真正目的地，而不是圣贾尔斯公墓。此刻“市民”和“师生”平静地躺在这里，三一学院的院士躺在国王学院他们的对手旁边。
圣贾尔斯公墓里的名人包括：民族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道德哲学家乔治·爱德华·穆尔，拉丁语学者查尔斯·奥斯卡·布林克，来自柏林的逃亡者、《金树枝》的作者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男爵和书店主威廉·赫弗。我们在坟墓上读到很多伟人的名字，还有更多被遗忘了的伟人。达尔文家族也埋在这里—弗朗西斯·达尔文男爵，兰花专家、其父亲的传记作者，以及达尔文的孙女弗朗西斯·康福德。作为抒情女诗人，她只留下了三行诗：
噢，你为何戴着手套穿行于田野，
充满了郁闷和失落？
噢，你这没人爱的白皙的胖女人。
1951年5月1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被下葬在圣贾尔斯公墓，在一棵枝叶茂盛的欧洲赤松下（5号墓）。他的故事像一个糟糕的文学游戏一样结束于斯托雷区的一位医生朋友家里。他至死都在撰文研究肯定性、明显性和错误的问题。他于62岁时死于前列腺癌。如果真有其事，他的临终话语是：“请您告诉他们，我的一生非常美好。”他的墓碑上只刻着如下的内容：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另外生活还跟这位语言学家玩了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他身边埋着的邻居名叫詹姆斯·伊迪·托德①。
“格兰切斯特！啊，格兰切斯特！”
献给爱国者的蜜茶
望着翠鸟跃向水面。
一条绿色的河流看不见地流过树下
一路笑声好像它在流经无尽的夏天
流向湖泊。
我在懒散的水边草地里躺下。
—平克·弗洛伊德，《格兰切斯特草地》
本来想风雅地由剑桥前往格兰切斯特只有一条路：坐剑河上的撑杆船。对于一代代的大学生来说，带着女友和野餐篮进行漂流如同与导师和五月舞会一样是必不可少的。穿过格兰切斯特草地的滨河路很美，美得连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的那些众所周知不喜欢自然的小伙子们，都为这些河谷草地写了一首歌。我们在一块牌子上读道：“欢迎来天堂。”它向我们介绍这个天堂是一个自然保护地带，翠鸟、水老鼠、游蛇和园林草蚊还和谐地一起生活在这里。“我在懒散的水边草地里躺下。”当我们走过接吻门之后—这一风俗是牧民们非常感性的发明，沿河再走一会儿，就来到格兰切斯特了。
草屋，花园，一座教堂和三家客栈，英国有数百座这样的村庄，格兰切斯特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的村庄约有600位居民，3位诺贝尔奖得主，5名皇家俱乐部成员和8名剑桥教授。”其中的一员、畅销书作者杰弗里·阿彻告诉我。阿彻也很想像鲁珀特·布鲁克一样出名。布鲁克是少数成为客栈招牌的诗人之一。没有布鲁克，格兰切斯特就仅仅是一座知识分子村，和剑桥周围许多别的村庄没有区别。没有格兰切斯特，布鲁克就永远写不出他最受欢迎的诗。它是他1912年5月在柏林的知识分子团体聚会上写的。鲁珀特·布鲁克发现：“德国犹太人情绪高涨／周围人都在喝啤酒。”想起了“哈斯宁顿和科顿旁的草地／那里不禁止入内”。在乡愁的侵袭下，他写了一首献给英国的赞美诗。原名“多愁善感的流放犯”，是对他失去的青春所在地的一所颂歌，以“老神屋，格兰切斯特”之名出名：
噢，池塘上方，河水是否
甜蜜清凉，和缓、褐色？
那不朽的河流在
磨坊下，磨坊下欢笑吗？
告诉我还能见到那位丽人吗？
还有真实的事情？安静的那种？
还有广袤的草地，为了忘记
这些谎言、事实和痛苦？
然后是那广为传诵、谚语一样的结束诗句：“教堂的钟还停在三点差十分吗／还有蜂蜜用来泡茶吗？”布鲁克的格兰切斯特是个时间也愿停步的地方。有人建议为了纪念诗人将教堂钟塔上的钟永远调在三点差十分，但村牧师直接拒绝了。
鲁珀特·布鲁克，一位教师的儿子，先是住在国王学院，1909年6月搬去了格兰切斯特，在那里安静地写关于伊丽莎白时代剧作家约翰·韦伯斯特的论文。他在“奥查德”租了个房间，它确实是座果园①，1897年起也是格兰塔河畔的一家园林客栈。客人们拿店老板的蜂蜜加进茶里，在五月周通宵达旦的跳舞之后，学生们早晨6点钟聚在奥查德茶园里用早饭。此刻我们坐在那里的绿色躺椅里，放松地散布在苹果树和梨树下，喝着不再加蜜的茶，不过大概加了茶店介绍里的布鲁克诗句，坚信我们是身在民族的一座神圣树林里，“在这里喝过茶的名人比世界上其他的任何地方都多”。
1911年夏天，当时还叫斯蒂芬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来格兰切斯特拜访了鲁珀特·布鲁克。他的诗留给她的印象不及他的人格深（“我想他会成为首相”），在一个温暖的月夜（“让我们游泳去，一丝不挂”）他们去拜伦池塘里游泳。那是当地的一个小水库，拜伦学生时代就在那里为横渡达达尼尔海峡锻炼过。弗吉尼
亚·伍尔夫称呼围在鲁珀特·布鲁克周围的那些户外使徒们为“新异教徒”，他们用诗句和牧歌式的出游欢庆简单生活的快乐，超然于城市化的现代世界之外。崇尚自然、社会主义思想、性自由，这些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剑桥知识分子们的乡村风景里。这个圈子耀眼的中心是鲁珀特·布鲁克：他光着脚，衬衫敞开，栗褐色鬈发，中分头，一个爱德华时代的休·格兰特，在女人和男人的簇拥下，自己在双性和同性倾向之间摇摆不定，一个奉承者，天生的赢家。
和大多数同辈人一样，1914年，他积极参加了战争：“上帝要求我做的事是好好打败德国人。”一年后鲁珀特·布鲁克就死了，才27岁，死在地中海里的一艘卫生船上。他不是死于战斗中，而是被蚊子叮死的，这不太符合一位英国民族英雄的身份。但时为海军部最高指挥官的丘吉尔在《泰晤士报》上为这位“诗人士兵”刊登了一则感人肺腑的讣告。诗人去世不久后，在1915年的复活节布道中，圣保罗学院的院长引用了布鲁克的十四行诗《士兵》里的诗句：“如果我会死去，请为我想想此事／外国的田野上有一些角落／它永远属于英国。”鲁珀特·布鲁克被埋葬在爱琴海斯凯洛斯岛上的一丛橄榄树林中。金色青春的光华和他的死使他成了浪漫的传说，成了一战中失落的一代的象征，也成了一股根深蒂固的反德情绪的代表人物。
当代传记作者们使这位金色少年彻底失去了魅力。他的性格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