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位剑桥神童，但后来他的事业迷失了方向。
圣凯瑟琳学院和国王学院之间的这条胡同相当不舒适，但它通向一个宝地。女王学院拥有喜人的一切：王室女资助人，美丽如画的建筑，学识界名人。尽管和国王学院及河畔邻居间有着历史性联系，女王学院有着独特的个性。这始于院长的叫法—称呼President，而不叫Provost（国王学院）或通常的Master，终于“调皮鬼”。“调皮鬼”是惟一一只拥有猫咪地位的学院狗。由于1595年的一道章程禁止在大学里养狗，“调皮鬼”获得了“荣誉猫的地位”，被特许为荣誉猫。
1448年，当亨利六世创办国王学院时，他时年18岁的妻子玛格利特也在剑桥资助了一所学院—“为了表彰和赞美女性”。但要等到532年之后，女性才被允许进入女王学院。兰开斯特家族输掉玫瑰战争之后，玛格利特王后返回了她的家乡，要不是她从前的贵夫人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后来的爱德华四世王后，继续其前任的资助的话，她的学院险些就垮掉了。因此这所学院叫做Queens眨皇荙ueen誷。幕后的动力是当地的一位牧
师—安德鲁·多克特。他超越一切政治风波，确保了他的学院项目得到最高的庇护。假如没有多克特，很难设想女王学院会有什么结局。
食堂旁的过道连着回廊大院。我真想亲吻那块草地，这个庭院太美了。它十分亲切，没有三一学院那么壮观，也不是真正的四角形，但充满不对称的魅力。这座回廊大院动工于1460年，是剑桥最早的学院回廊，大概又是由当地的石匠雷金纳德·伊利所设计。大约在1540年，院长楼里扩建了一个长廊，北侧柱廊上方有两层桁架结构，木柱顶上建有挑楼。院长廊是剑桥学院惟一现存的桁架建筑—是女王学院的学生们每年5月周在此表演莎士比亚戏剧的可靠的都铎时代背景。
1511~1514年，来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曾经住在隔壁大院的角落里。肯尼斯·克拉克称他是“欧洲伟大的文明人”，他当时担任女王学院的院士，讲授文学的秘密，从人文主义的校勘新角度翻译《圣经》。伊拉斯谟认为，没有希腊语就没有神学，没有好酒就没有快乐的科学。1511年，伊拉斯谟从学院里给伦敦的一位朋友写道：“这里的啤酒一点不合我的口味，你们的葡萄酒也好不到哪里去。要是你能找到一桶最好的布艮第酒寄给我，你会让你的朋友快乐上天。”这个有学问爱抱怨的人虽然能讲流利的拉丁语，却不会说英语，巴兹尔·斯彭斯男爵的伊拉斯谟楼也勾起人们对他的回忆，那是一座砖头水泥的立方体建筑（1959年）。女王学院的院士中还包括一位著名的梵语专家哈罗德·W·贝利（1899~1996年）。他用一种他从萨尔马特文字拼凑成的私人语言记日记。可疑吗？一点也不：“所有句子都是4世纪的波斯人能够理解的。”
剑河将女王学院的建筑分成两半。东岸是老建筑，新建筑在西岸。一条木桥连接两岸，它设计精确，结构奇巧，人们将它归功于牛顿。据说，在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将它拆卸开来、再也无法安装起来之前，它没有使用铁钉。事实是，1749年，一位大学生设计了这座中国风格的桥，此后对它进行过两次维修。1980年以来，桥对岸建起了克里普斯院，白色水泥柱，很多玻璃，不太考虑周围的环境。但近500名女王学院的学生们在这里能找到国际旅游者看重的一切：体育馆，壁球馆，多媒体，互联网。伊拉斯谟，还轮得上您吗？
第三部分 集市山以南第25节 马洛之谜
剑桥尽管潮湿、阴冷、深奥、正经，却是极好的写作、阅读和工作之地。
—西尔维亚·普拉特，1956年
他的同事詹姆斯·沃森回忆说，1953年2月28日，弗朗西斯·H·克里克午餐时间走进本尼街上的“天使酒吧”，宣布他们“刚刚发现了生命的秘密”—遗传物质DNA的结构。相邻的卡文迪什研究所的这两位年轻的生物遗传学家属于那些喜欢扎啤的老顾客。“天使酒吧”也是一个空军酒吧。二战期间，英国和美国的战斗机飞行员相聚在那里，在他们动身投入战斗之前，将自己的名字留在酒吧屋顶上，用蜡烛烫上去或用女友的唇膏写上去。
离开“天使酒吧”，我们就会看到对面的一座呆板、肃穆的钟塔，它的窗户像一只古老的猫头鹰盯着我们。这是圣本尼教堂，圣本笃会的教堂，早在诺曼底人征服英国之前，它就存在了。17世纪的一位教区成员发现了如何以最美的数学变化来敲钟，他成为“英国变换鸣钟之父”。
剑桥郡最古老的教堂周围是一座小公墓，它建于1040年前后，后来扩建并改建过。基督圣体学院的学生们就生活在石墙后面，和死者墙贴墙。几个世纪以来，大门就修在教堂旁边，因此人们也叫它贝尼学院，直至1827年建起一座真正的大门楼—特兰平顿街上的新哥特式大门。基督圣体学院是剑桥和牛津的惟一一所由两个城市行会共同创办的学院，而不是由贵族或教会的代表们创建。那是在1352年，商人们这时也认识到了高等教育的好处。另一方面，市民们也想通过一所自己的学院对大学施加影响，而不想在“市民”和“院校师生”的争斗中老做蠢人。但是，1381年，当农民暴动攻击剑桥时，由于它的资产阶级形象，面对市民们的愤怒，“基督圣体和圣母马利亚的学院”一点未能受到保护。但是，那只镶银的酒杯却逃过了抢掠，基督圣体学院的学生们至今还使用它在通过考试之后喝他们的离别酒。
如果从雄伟的入口大院左拐，你就从19世纪直接进入了14世纪，进入了中世纪简朴、狭窄的世界。鹅卵石、椭圆形的草坪，周围是一个低矮斜角的住宅区：这是旧大院，建于1352~1377年，是剑桥保持原貌的最古老的部分。扶垛和阁楼是16世纪添加的，北侧的烟囱也是—在那之前，住在那里的大学生们没有暖气。多名学生同居一室，卧室周围有四间小书房，各有一扇狭窄的窗户。现在还能见到几扇从前的窗户。集体住房本身早就被改建成了两个房间的套房，供一名学生或院士居住，但仍然没有卫生间。风景史学家奥利弗·拉克姆（基督圣体学院的院士）计算出来，建造这座老大院约用了1400根橡树，地面和楼梯单元之间的桁架墙共使用了约100吨木料。整整两个多世纪，学院一直使用隔壁的教区教堂圣本尼教堂做礼拜堂。这座老大院当时是基督圣体学院的惟一庭院。1580年，一位坎特伯雷鞋匠的儿子住进了院子里—助学金领取者克利斯托弗·马洛。
在R单元里，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开始了他非凡的成功，连歌德、布雷赫特和德里克·贾曼这些性情各异的人都对他钦佩不已。马洛的确是一位天才。1953年，在维修院长楼时，人们在护墙后面发现了他的一张肖像画。画上是位21岁的年轻人，面容温和，鬈发，双臂交叉，穿着一件黑红两色、有开口的丝绒衬衫—对于一个鞋匠的儿子来说，这相当奢侈了。这一珍品的记载日期为1585年，在他获得学士学位一年之后，上面还刻有铭文：“接近我者，将我毁灭。”这画和马洛一样荒谬，好像画里藏有他的生命之谜，该画现挂在旧教师公用室里，晚餐前院士们从那里领取波尔图葡萄酒。
“基督圣体学院以它的波尔图葡萄酒出名，”指给我看马洛像的那位门卫说道，“院士们买来数千瓶优质葡萄酒，酒窖就在院长坟墓旁。”威廉·威尔金斯也下葬在学院礼拜堂里—圆满结局的一个标志，因为在他的所有新哥特式建筑中，威尔金斯最喜欢基督圣体学院的新大院（1823~1827年）。尽管我们自己不再那么喜爱花格窗和雉堞，但这个庭院里藏有一宝。它位于南侧，在8扇新都铎式窗户后面。它就是帕克图书馆。
我在那里看到的千年展览，简直是最简单又最具轰动效应的。每个世纪分别用该图书馆的一本书代替，始于6世纪的一本福音书—《坎特伯雷福音书》。只有当一位新主教在坎特伯雷就职时，它才会在两位院士的护卫下，离开这所学院。还有托马斯·穆菲特的《昆虫或小动物剧场》，这是最早的英文插图昆虫书。除了早期西塞罗、安布罗修斯、奥古斯丁和贝达的作品副本，华丽的花体字《圣经》（1135年左右），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英国艺术家雨果的一部作品外，该学院图书馆拥有大约700部手迹，另有100多部中世纪的图书，都是早期印刷艺术的杰作。
帕克图书馆的约1。1万册图书出版于1800年以前。在由威尔金斯设计的书橱里，除古典名著之外我们也会找到基督圣体学院的文学名流：克利斯托弗·马洛、约翰·弗拉克斯曼、克利斯托弗·伊舍伍德。“我们没有一本约翰·考珀·波伊斯的初版书。”图书馆的那位女工作人员抱憾道。而波伊斯，当代英国小说家中最大腹便便的，学生时代喜欢的不是帕克图书馆，而是别的东西。向他提示生命密码的不是图书，而是菲茨威廉博物馆后面一道古墙上的苔藓和地衣。
学院北侧是圣本尼特教堂，南侧是圣博图尔夫教堂，两座教堂将基督圣体学院夹在中间。博图尔夫是7世纪的一位修道院院长，东英吉利学的早期鼻祖之一。如果你旅途中不想陷身强盗窝，请你为博图尔夫圣者点一枝蜡烛，因为他是旅人的保护者。为此我们经常在城门外见到他的烟火兴旺的教堂，就像这里一样，虽然看上去不再像是这么回事。在中世纪的剑桥，圣博图尔夫教堂位于南城门旁，在前往伦敦的大路边。特兰平顿门早就被拆除了，但博图尔夫巷及巷里色彩柔和的小屋还在—若不直接通向中世纪，这条沿着公墓的胡同还会通向哪里？
第三部分 集市山以南第26节 老卡文迪什实验室
在我家里，一致认为剑桥就像早餐的麦片粥，要加盐吃，牛津的每个思想都像加糖的面包牛奶一样是绝对异端的。
—克拉夫·威廉斯－埃利斯男爵，1971年
在剑桥，自由学校巷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你会不经意地遭遇中世纪和现代派。通向自然科学家们的奥林匹克殿堂的入口就在基督圣体学院背后的这条胡同里，在被煤灰熏黑的学院院墙对面。原子时代和基因世纪都开始于这里，在老卡文迪什实验室周围。当它1873年落成时，全剑桥共有19名自然科学大学生。今天，从欧内斯特·拉瑟福德到约翰·科克罗夫特，光是和卡文迪什有关的诺贝尔奖得主就有30位左右。1980年4月29日，有一个人的首堂讲座又是在科克罗夫特教室里举行，他坐在轮椅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他就是斯蒂芬·霍金，卢卡斯数学教授。
直到19世纪中期，剑桥大学才将自然科学作为同等重要的考试科目纳入它的教学计划，并在植物园从前的地盘上建起新的实验室和教室，就在自由学校巷东面。这一带的中心是物理实验室，它是威廉·卡文迪什资助的，他是当时的大学校长。詹姆士·克拉克·麦克斯韦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研究过光波的本质。1897年，约瑟夫·约翰·汤姆森男爵在那里发现了电子的存在。被人们称道的“原子汤姆森”使卡文迪什实验室成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实验物理学中心。1919年，他的接班人欧内斯特·拉瑟福德在此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裂变。直到1937年去世，欧内斯特·拉瑟福德都领导着剑桥的核研究。他的一位最亲密的合作者，俄罗斯物理学家皮奥特·卡皮察，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对面的庭院里有一座自己的实验室—月亮实验室。在现为空中摄影系的研究所大门旁的砖墙上，一只鳄鱼大张着嘴，那是埃里克·吉尔的一幅浮雕（1936年）。鳄鱼是卡皮察给他的同事拉瑟福德取的外号，意思是早在你见到他人之前，你就能听到他的洪亮嗓门了—像是鳄鱼在《彼得·潘》里吞下的那只钟一样的报警信号。而拉瑟福德，一位自由科学的辩护人，体内却没有一只警告他当心卡皮察的钟。20世纪20年代末，卡皮察将核研究成果泄露给了莫斯科。
这座传奇式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于1947年开始于卡文迪什庭院里的一个自行车棚里。仅从这座研究所就走出了13位诺贝尔奖得主。它的发起人：一位来自维也纳的移民、化学家马克斯·佩鲁茨，和一位三一学院毕业生，约翰·肯德鲁。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D·沃森加入了这支准备分析生物系统分子结构的队伍，他们也是不寻常的一对：英国人克里克，35岁时还没拿到博士头衔，而来自芝加哥、年轻12岁的沃森，原本是位鸟类学家。1953年4月他们成功地完成了那桩克里克后来所说的“疯狂行为”，绘出了含有一颗生命全部的遗传信息和细胞结构图的DNA双螺旋结构。为了20世纪生物领域这一最重要的发现，克里克和沃森同物理学家莫里斯·威尔金斯一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同样是在1962年，当他们的同事佩鲁茨和安德鲁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这座分子化学实验室搬进了城市南郊的新址，在新阿登布洛克医院内。在那里，德国免疫学家乔治·科勒和阿根廷人塞萨尔·米尔斯坦共同取得了分子医学上的另一个划时代发现，并为此于1984年获得诺贝尔奖。剑桥的这座科研实验室是英国生物技术业中心，异种移植、跨物种器官移植的先驱者们也在这里从事研究。
1973年庆祝其创建100周年纪念时，卡文迪什实验室搬进了城市西郊的新实验室里。这期间，别的实验室也大都离开了自由学校巷的旧址，只留下一群建筑，比一家大医院的后院还要荒凉。在那里，大学自19世纪以来为自然科学家们所完成的建筑和在这一美学真空中取得的科研质量之间的关系是极不协调。如今这一带有个委婉的名字，叫做新博物馆遗址。您别让菲利普·道森男爵20世纪60年代后期为动物系设计的水泥大楼吓着。一座高起的平台上，一只长须鲸的骨骼显示着动物博物馆的大门。我们在此可以参观整个创世纪的过程，虽然只是在橱窗里。那里甚至还有达尔文从他的“比格尔号”考察中带回来的鸟儿和鱼类标本。达尔文的放大镜却又属于隔壁惠普尔自然科学史博物馆的馆藏珍品。等高仪、日晷、航海和测量仪器、望远镜、分光镜—对早期科学设备和仪器的这一有趣收藏要回溯到罗伯特·斯图尔特·惠普尔，剑桥科技设备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一家今天还很兴旺的公司，1878年达尔文的小儿子贺拉斯参与了它的创建。除了其他产品，它还生产了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
1900年，大学为其迅速扩大的自然科学部门购得唐宁学院的地皮，就在卡文迪什建筑群的斜对面。短短几十年内，唐宁学院遗址上也建满了密集的实验室和研究所，一样混乱和平常。牛津建筑师托马斯·格雷厄姆·杰克逊设计了唐宁街上的主要建筑群，一个爱德华时代的风格大杂烩（1904~1911年）。两座大学博物馆搬迁了进去，那就是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和塞奇威克自然科学博物馆。
不光核研究和基因研究要归功于剑桥科学家们划时代的认识。剑桥的两位物理学家托马斯·芬克和毛勇（音译），以他们的《打领带的85种方法》证明了，高雅的数学也可以解决领带问题。
第三部分 集市山以南第27节 托马斯·格雷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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