蛞晃恢郑�1673年为他画的，但他给母校留下的另一幅“自画像”要迷人得多—莫德林学院第二座庭院里的佩皮斯图。
大多数17世纪的藏书早就散失了。塞缪尔·佩皮斯的书却神奇地完好保存了下来，甚至外观还同他生前的伦敦住房里一样。那是一座相当现代化的图书室，玻璃书橱里还有空位，这是英国同类书橱中最早的，由海军的木匠师傅托马斯·辛普森于1666年制作。因此这些书橱使用的是造船用木材—橡木，而不是当时流行的红木或胡桃木。佩皮斯将他的图书室布置得跟海军舰队一样系统和经济：12张书橱，每张橱里约250册图书，分前后两排，为节约空间起见，按图书大小排放（当然也根据作者和专业）。整个佩皮斯图书室被安排在二楼的惟一一间相当小的房间里，其密度也是示范性的。因为佩皮斯坚信，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的图书室只应包括他自己精神上能理解的东西，反映其兴趣和活动的东西。
对于佩皮斯来说，日常生活的琐事和柏拉图的思想一样重要，古代作家的著作和牛顿的《数学原理》一样是理所当然的。作为皇家俱乐部的主席，他批准印刷了该书的初版。橱里藏放着他的图书室的一些珍品：卡克斯顿的古版书，早期的复调音乐乐谱，中世纪的手稿，一本有着惊人的动物水彩画的速描书。佩皮斯收藏的丢勒和伦勃朗的铜版画、数千幅彩色装饰画、肖像画、圣经主题画、城市风景画都用大皮套保护着，还有从7世纪直到他所生活时代的书法作品的空前收藏。佩皮斯也收集谣曲和民歌，那些所谓的“廉价快乐”，是17世纪流行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线。然后是他在海军部工作时的专业收藏：信函、备忘录、统计表、亨利八世海军的一张图绘武器清单，西班牙大型舰队的给养清单，分船罗列—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料。佩皮斯让人将它们分门别类，统一装订成册。每一册上都有他的名字、他的徽章、他的肖像和徽章藏书签，索和锚、一个双卡片号码和他的座右铭，我们在佩皮斯图书室的门上方也读到了这个座右铭—西塞罗的一句名言：“任何人的精神都是他的真正自我。”曾经的图书文化，在这里都可以充分地看到：文学的精神和美丽，从每个字母到书壳直到书橱和整个图书室。
佩皮斯生前没有子嗣，1703年，他将这座名副其实的精品库捐赠给了他的学院，“为了后世”。他细致入微地规定，他的图书室“不能有别的图书混进来”。佩皮斯的图书管理员理查德·勒基特介绍说：“这2903册图书一本也不得离开这个房间，连修补也必须在这里进行。”一旦丢失了一本书，被偷了、被卖了或添加了一本书，这整个的图书室就归三一学院所有。可是，勒基特博士说，三一学院失去了这一权利，因为它没有定期尽它的监督义务。只有莫德林学院的院长可以借出佩皮斯的书，但一年也只能借一次。“自1819年以来就没有哪位院长动用过这一特权。”然后勒基特博士还指给我看了精品收藏—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
原始手稿有3100页，共6册，用褐色牛皮包装着，用墨水写在无格纸上，使用的是一种非常清晰的速记文字，反映了这是一个思维清晰、爱好秩序的男人，他经常很晚了才有时间写作，就着烛光，使得眼睛疲劳过度。由于害怕失明，在写了10年日记后佩皮斯1669年中断了日记，但在这10年里几乎一天也未间断。他不仅记叙了当时的重要事件—专制复辟、瘟疫、伦敦大火，而且也同样不加批评地、坦率地描写自己的日常生活—他的梦、情绪、外遇，因此佩皮斯使用了可能是他上大学时学会的速记法，而不是人们长期以为的密码文字。直到1819~1822年，圣约翰学院的一位学生才破译和翻译了佩皮斯的速记。而打开他的日记的钥匙也在他的图书室里：托马斯·谢尔顿的“速记术”，那就是佩皮斯使用的1626年的速记方法。
再看一眼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座建筑吧。柱廊的中心拱上方的文字“佩皮斯图书室1724”，说明的既不是这座配楼原先的目的也不是建筑日期。这座图书室是1724年建立的，但建筑历史本身几乎没有记载。主区动工于1585年，建有两幢配楼和复式山墙，呈古典式对称，早前是伊丽莎白时代的红砖砌成的花园正面。该建筑近100年后才完成；拱肩装饰和窗户是18世纪后添加的，正如佩皮斯所写，“非常高兴”。
剑桥保存得最好的中世纪建筑群位于学院对面的莫德林街上。连佩皮斯也曾经感到吃惊的是，在这些桁架结构房后面，莫德林学院另建了三座庭院。曾经的十字钥匙客栈（25号和25a号）的大门连着本森院。在那里起唱“希望和荣誉的国家”很不合适，因为爱德华·埃尔加的爱国主义颂歌仍是“学校舞会的最后一晚”的热门歌曲，它的歌词是莫德林院长阿瑟·克里斯托夫·本森创作的，据说他用所得稿酬资助修建了本森院。计划中的大院只完成了三分之一—一座过长的、庞大的砖式建筑，由埃德温·勒琴斯男爵设计（1930~1932年）。谢天谢地，这位名人再没在这里建筑别的。如果让勒琴斯再建下去，就会将16世纪的其他建筑统统拆光的。20世纪50年代，罗伯茨·戴维小心谨慎地将它们统一成了学生宿舍。马洛里大院也属于其中，该院取名于一位前校友，登山者乔治·马洛里。他1924年死在珠穆朗玛峰山顶，尸体直到1999年才被人发现。有人曾问过他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马洛里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它存在。”
第二部分 集市山以北第20节 圆形教堂，倾斜的俱乐部
辩论是刺激性的公开讲话，是有目的的交谈，是一场不惹麻烦的极度兴奋。
—剑桥大学辩论会
在横跨剑河上的许多桥梁之中，莫德林大桥是一切开始的地方。这地方是最早的、好长时间里也是惟一的过河的地方，剑桥的名字就由它而来。科尔切斯特的罗马大道在这里和剑河相交，它是英国东部和中部的界河。继无数座木桥和一座石桥之后，1823年修建了这座铁桥，它至今都微颤着承担日渐增长的交通。
9世纪晚期，在莫德林桥下，是维京人的贸易港口。桥街上的一座教堂的名字还让人回想起他们占领的时期，教堂的名字是圣克莱门特，它是基督徒的航海保护神，到处抢劫的维京人也信赖他。与这座建筑上很有意思的教堂相隔几座房屋，在圣约翰街从古老的罗马大道上叉开来的地方就是圣墓教堂，大多数人叫它圆形教堂。
圣墓教堂是英国现存五座圆形教堂中最古老的一座。它是仿罗马和基督教早期坟墓上方的圆形建筑而建。剑桥的这座圆形教堂由当地“圣墓兄弟会”的一位成员修建于1130年前后。不过，原始建筑只剩中央圆屋和柱式回廊了。八根短而粗的圆柱，和更短但同样结实的圆柱和双拱一起支撑着一个楼厢。这个房间虽小却作用巨大，因为它集中了全部的受力，就像一名处于关键时刻的举重运动员。其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北礼拜堂，南堂和圣坛，这些都是15世纪的建筑。1841年，在一次激进的维修中，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师安东尼·萨尔维又将圆形教堂的核心部分建回了一种诺曼时代的理想形式，新建了圆拱窗、列柱门廊和锥式屋顶。如果将那些生意人从寺庙里赶走的话，这座圆形教堂将是一座高贵的教堂：黄铜拓品中心和一家所谓的克利斯蒂安古玩店恰恰从视觉上破坏了这个最美妙的遗产。
每学期，学生们拥进圆形教堂后面的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砖建筑，去参加剑桥辩论会的辩论和舞会。它的成立比牛津辩论会早几年，维护着目空一切的辩论者们的相同仪式。它同样会邀请有名的演说家，从卡扎菲上校到妓女活动家林迪·圣克莱尔，但它的名气不及牛津辩论会。1815年2月20日，剑桥辩论会在小屈里街上红狮子旅店的一间后室里进行它的首场讨论。两年后这个大学生俱乐部遭到大学禁止，因为他们竟然大胆地讨论起爱尔兰的政府政策。1821年，该俱乐部又获得了准许，条件是不谈政治。早期剑桥辩论会的名人包括三一学院的学生麦考利，和他的同学布尔沃－利顿一样，也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而萨克雷在那里只讲过一次话，说得更准确点：是结结巴巴地谈论拿破仑。1866年辩论会搬进了它的新哥特式现址，由艾尔弗雷德·沃特豪斯设计，这是他在剑桥的第一项委托。在辩论室里，在紫红色的主席皮椅背后，悬挂着前任主席的画像，凯恩斯也属于其中之一。肯尼斯·克拉克、诺曼·拉蒙特、约翰·格默、迈克尔·霍华德、道格拉斯·赫德—单是撒切尔夫人的内阁大臣中就有五位曾经是剑桥辩论会的主席。因此，在大多数听众接受之前，这里每年都要就对现任政府提出的不信任动议进行热烈的讨论。其辩论方法和牛津的一样，由通过同意门或否决门离开房间来决定。
如果我们由桥街拐进耶稣巷的话，就会经过英伦岛屿上惟一的比萨店，它是为纪念威廉·皮特首相而开的。白色小屋的柱式门廊上方的三角形门楣里镶嵌着他的肖像徽章。皮特俱乐部就设在这座美味的寺庙里，是1819年为纪念从剑桥开始其辉煌事业的小威廉·皮特而成立的。只有像这样高档的大学生俱乐部才能拥有一座自己的俱乐部建筑（开有比萨饼店），它一直就是巨富者的集合地。皮特俱乐部的会员不足300人，其主席戴维·沃特金（美学家和彼得豪斯学院的院士）向我保证道：“成员只有男性。”而它的活动项目“只为了开开心”。盖伊·伯吉斯，出身高贵的间谍和同性恋者，也以他的方式在这里开心过。据他的传记作者汤姆·德赖伯格讲，早在学生时代，他每天午餐时就要喝一瓶德国菊花酒。
绕过街角，来到公园街，这里就是ADC剧场的所在地—英国最古老的大学剧场。这个业余戏剧俱乐部创建于1851年，爱德华七世在剑桥上学时曾经有力地支持过它。查尔斯王子的弟弟爱德华是该剧场现今的保护伞，也是个有名的闹剧王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耶稣学院学过历史。据说，由于他是在仆人群中长大的，和学院的门卫在一起他感觉最舒服，因此，在门房里比在橄榄球场上更容易找到爱德华王子。
1496年初创之时，耶稣学院位于城墙外面，宽阔的河谷草地将它和世俗的喧嚣隔开了，以至于詹姆士一世讲，他最想在国王学院祈祷，在三一学院用餐，而在耶稣学院学习和睡觉。它的正式名字表明该学院原先是一所修道院：“受祝福的圣母玛利亚、福音传教士圣约翰和光荣的圣女拉德贡德的学院。”1150年前后，本笃会的修女们在这里修建了一所修道院，以圣女拉德贡德的名字命名它。15世纪末，那些修女显然没有这位图林根公主品行端正。当艾利主教约翰·阿尔科克来修道院检查时，他只找到两名修女，其中一位声名狼藉，名声可疑。阿尔科克主教未等改革就取缔了这所修道院，并为了更大的用处和利益，在原址创立了一所学院。
从前人们称被高墙夹在中间的这条长路是“修女路”，它始于通往学院的耶稣巷，它更通用的名称是奇姆尼路（theChimney）。墙后生长着梧桐树，那里是院长和院士们的花园。沿这条石板小道走到头就是门楼，另一个世界的威严象征。耶稣学院的门楼是1500年前后采用红色缸砖建造的，上层围有雉堞，用乳白色砖拼出了菱形图案。在壁龛塑像的华盖上方，一只公鸡蹲在一只天球仪上—象征阿尔科克（Alcocks）主教，这是他名字的文字游戏（天球仪代表all）。实际上学院里到处可见石头和木头的公鸡，门拱旁、栅栏上、窗户上、木屋顶上、椅背上……就像男人学院里的斗鸡一样无处不在。耶稣学院不仅有收藏银公鸡和青铜公鸡的历史，而且还有一个公鸡俱乐部，名字就叫“公鸡”。
从入口大院走进回廊大院，人们仍然能感觉到这座修道院飞地的宁静。一小块方草地，周围是条回廊：阿尔科克主教的学院就是围着从前修女集会的这个核心发展起来的。他让人拆除了过大的教堂侧厅，圣坛和翼廊改建成了学院礼拜堂，主堂成了院长的住处。人们至今仍聚集在修女们从前的斋堂里用餐，就在北厅的二楼。在食堂的墙上，在胡桃木的搁栅平顶下，悬挂着耶稣学院的名人肖像：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人口爆炸理论家罗伯特·马尔萨斯，桀傲不驯的诗人劳伦斯·斯特恩和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当然没有他们的同行尼克·霍恩比，因为只有去世很久之后才能把肖像挂在这里。当斯诺登勋爵还叫做安东尼·阿姆斯特朗·琼斯时，他在耶稣学院学习建筑学。他考试没有通过，但在他去王室发展之前，在1950年的划船比赛中，他是大获全胜的剑桥八人划船小组的舵手—一位真正的剑桥运动员。
在剑桥的学院礼拜堂中，耶稣礼拜堂占有特殊的地位。音乐爱好者们重视它的唱诗班，拉斐尔前派的朋友们喜欢它的装饰，建筑史家喜欢它的建筑史秘密，北翼廊是该教堂最古老的部分（1150年前后），从这里的诺曼时代的圆拱到圣坛的柳叶窗，乍一看像纯粹的早期英国风格，实际上却是一段体现剑桥的卡姆登俱乐部精神的维多利亚时代建筑。建筑师皮然1845年接受委托重修这座学院礼拜堂，他用高高的柳叶窗取代了阿尔科克主教的垂直线窗。为了再次实现哥特式理想，皮然专程前往沙特尔，研究大教堂的玻璃画，甚至在耶稣礼拜堂的窗户里吸收了沙特尔玻璃画的一些片断。皮然还模仿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设计了狮背上的黄铜阅读架，还有绘画管风琴琴身，它的琴像一幅中世纪的三联画（1847年）一样可以合起来。
耶稣礼拜堂的第二阶段维修很成功。正堂、中心塔楼和圣坛新建了木屋顶，画上了天使、徽章、纹饰。大多数窗户也新换了玻璃画，由爱德华·伯恩－琼斯设计，也有一部分由福特·马多克斯·布朗和威廉·莫里斯设计（1873~1877年）。礼拜堂的门厅是座少见的附加建筑，在这里还能看到一些窗户的纸板画稿，其中还有一张伯恩－琼斯为阿尔科克主教画的大花碳笔画。
在这所学院，艺术品像阿尔科克的公鸡一样无处不在。第一大院的草地上立着一匹威尼斯青铜马—巴里·弗拉纳根的《威尼斯马》，礼拜堂庭院里有爱德华多·保罗齐的《代达鲁斯》，板球场上竖立着英国人最喜欢的体育活动的纪念碑—弗拉纳根的《打板球的野兔》。耶稣学院的艺术品收藏中还包括安东尼·戈姆利、约翰·贝拉尼、威廉·特恩布尔和理查德·朗的作品—1996年，他在上堂里画了一幅巨大的壁画《泥泞圈》。剑桥的知识分子中对当代艺术很少有这么热心的，除了新学堂的女士们。耶稣学院的院士们成立了一个艺术委员会，定期在学院里举办当代雕塑作品展览并收购作品。由于园林委员会也一起参与，我们大家都从中获益。
1996年，在建院500周年大庆时，耶稣学院的新图书馆落成了，由泰特画廊的建筑师埃尔德雷德·埃文斯和戴维·沙莱夫设计。正面赭红色的砖墙上长出了绿柱子—围墙内的柱脚和柱头之间的攀缘植物。帕拉第奥式窗户，麦金托什的格状结构，现代派敷衍的铜绿为这座建筑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