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长城的价值又有了最现代化的标准，因为据说它是一位美国太空人在太空中唯一能用肉眼见到的地球上的建筑物。最近又有消息说这一报道有误，事实并非如此。其实，即使被太空人看到了，也不见得就抬高了长城的身价。因为今天的长城已不是什么贯通万里的建筑了，很多地方已成断垣残壁，甚至已经杳无踪影。残留的长城中相当一部分只剩下黄土堆积，与周围的荒野并无明显区别。而地球上比长城的形象明显很多的建筑物并不少，何至于它们却没有进入这位太空人的眼帘？要真有这样的事，就只能归结于一系列偶然因素：如这一段长城上空正好未被云雾遮盖，光线正好适宜，太空人正好在观察，他事先又知道地球上有长城。只要缺少其中一项，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
如果这位太空人看到的不是长城，而是其他国家的什么建筑，长城的价值是不是就会降低或被取消了呢？看来大可不必担心。长城就是长城，它的价值客观存在。
毫无疑问，长城是我国乃至人类建筑史上的一项奇迹。我们的先民在极其贫乏的物质条件下，以最原始、最简单的工具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显示了他们的智慧、力量和决心。但是要把长城说成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象征，歌颂它在中国历史上超过如何大的作用，就违背了历史事实。
从战国时的秦国、赵国、燕国开始到明朝末年修筑的长城，历来就是中原农耕民族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手段。且不说长城沿线埋下了多少尸骨，耗费了多少财产，就是以军事上的作用而言，长城又何尝达到了中原统治者当初的目的呢？实际上一旦中原王朝失去军事实力，长城就形同虚设。秦始皇死后匈奴就越过长城占了河套地区，明朝末年清兵出入长城如入无人之境，真正沿着长城作武力对峙的例子并不多见。
长城固然多少遏制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的入侵和破坏，但同时也限制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固定了农牧业的界线。所以历史上修筑长城次数最多、工程量最大、质量最高的明朝，正是对西北和北方最保守、最无作为的王朝。随着长城的最终完成，明朝的势力再也没有越出嘉峪关一步。相反，能够把农业和牧业民族同时统一起来的政权就不需要、也绝不会修筑长城。到了清朝，长城内外归于一统，残留的长城开始还作为地区间的关卡，以后就被完全废弃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
秦朝人、汉朝人、明朝人的爱国主义自然只能以长城为界，因为长城外面就不是全心全意的国了，而是另一个政权或民族的疆域了。但唐朝人、清朝人的爱国主义就绝不会受到长城的限制，因为长城外边同样是他们的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在长城内外的各族人民早已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岂能再用历史上部分中原王朝狭隘的民族立场来认识长城？岂能用它来象征中华民族？
究竟是筑起长城、守住长城对中国历史贡献大，还是将长城南北统一起来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从汉朝以来把长城作为“天之所以限胡汉”（老天爷用来分隔胡人和汉人）的界线，把“天下”限于长城之内；流风余韵，是否还存在于某些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深处？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4。 炎黄子孙
据说炎帝和黄帝是我们共同的二位祖先，当然也是台湾、港澳以及世界上一切华人的共同祖先。近年来，“炎黄子孙”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由文人学者扩大到社会各界并进入了政府要人的谈话和官方文件，大有取代“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民”二词的势头。这不能不引起稍有历史常识的人的不安。
到目前为止，夏文化遗址虽然已见到发掘的报道，但还有待专家的鉴定和认可。比夏代更早的黄帝炎帝时代更找不到任何物证。根据现有的历史知识分析，黄帝、炎帝只是当时众多部落首领中的两位，尽管他们是最强大的首领之一，但活动范围和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一般说来，不可能超过以后的夏和商。即使从文字记载看，我们也只能把他们看作传说人物。司马迁写《史记》时已经无法找到可靠的史料，只是采用了《春秋》、《国语》的成说。如果没有新的史料或物证发现，我们大概不可能比司马迁更高明吧！
根据《史记》的记载，我们这两位老祖宗原来是一对冤家。炎帝本是天子，但实力衰退，统治不了诸侯；而黄帝却文武并用，软硬兼施，争取到了诸侯的拥护。于是黄帝集中兵力，并动用了豺狼虎豹，与炎帝打了三仗，将他击败。炎帝倒也很识时务，甘拜下风，作了黄帝的属臣，两个部落也联合了。以黄帝为首的炎黄联合部落统治了黄河流域，繁衍了无数炎黄子孙。
但是从《史记》的记载看，当时也还有众多的诸侯，他们显然只是黄帝和炎帝的属臣，而不是家族。莫非这些诸侯都绝了后？或者他们都迁出了中国？否则中国今天总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他们的后代，而不是出自炎黄一系。
退一步说，即使早期的华夏族的成员都是炎黄的后代，史书上也还记录了大量非华夏部族。这些部族有的被华夏族打败了，被强制吸收了，但并没有被在肉体上消灭，同样会生儿育女。考古发掘成果已经证明，全国数千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可以分成多种类型。近年来在长江流域、燕山山脉、东北地区、四川盆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早期文化的多元性。直到春秋时期，中原还有不少非华夏的部族，更不用说在中原以外地区。这些部族只有少数迁出了今天的中国，而大多数都逐渐融合在华夏族之中了。可以说，到秦始皇统一时，华夏族已经是民族大融合的产物了，其中纯粹的炎黄子孙恐怕已经是少数了。
华夏族及以后的汉族在同化其他民族的过程中虽然也少不了武力的强制，但却有一种积极的传统，那就是并不过于重视血统关系。任何异族只要与汉族认同，接受汉族文化，就可以成为汉族的一员，而并不考虑他们的血统及是否曾与汉族婚配，对于异族的杰出人物，一旦能为汉族政权效劳，统治者同样会委以重任，与任用汉族臣僚并无二致。所以虽然历史上汉族同其他民族的冲突和战争也相当频繁，但在汉族内部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清查血统一类的运动。
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大多受到歧视和迫害，但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却长期过着和平生活，得到汉人的平等对待，以至他们逐渐失去了保持本民族特征的心态，终于在汉族中消失了。这就是个很有力的例证。
从秦汉以来，由北方进入黄河流域的非华夏民族至少有匈奴、乌桓、鲜卑、羌、氐、羯、突厥、高丽、回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维吾尔、回、满等，其中有的来自遥远的中亚和西亚。这些民族中，一部分又迁回了原地或迁到中国以外去了，但相当大一部分加入了汉族，有的整个民族都已经消失在汉人之中了。在南方，随着汉人的南迁，原来人数众多、种族繁杂的夷、蛮、越、巴、棘、僚、俚等等，有的已经完全消失，有的后裔的居住区已大大缩小，原来他们的聚居区大多已成为汉人聚居区。南方的汉人事实上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他们的子孙。所以，在今天的十亿汉人中，地道的炎黄子孙反而是“少数民族”。即使是汉人，如果只认炎帝、黄帝这两位老祖宗的话，也有点对不起自己的亲祖宗了。
何况今天的中国拥有五十六个民族，非汉族的五十五个民族中，像俄罗斯、塔吉克、乌兹别克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同炎黄二帝拉上血统关系，难道他们也得称为“炎黄子孙”吗？在台湾和东南一些海岛的先民中有马来人的成分，岂能滥用炎黄子孙的概念？
世界上大概不存在绝对纯血统的民族；如果有，也必定会退化以至消亡。华夏族由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并非只是依靠了祖先的伟大或血统的优良，而是由于不断大量吸收了其他民族，凝聚了各民族的精华。同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来自组成她的各个民族，来自各民族自身的创造力和共同的凝聚力。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的刊物和独立各省一度使用黄帝纪年。这一方面是反对帝制的表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狭隘的民族情绪。就像革命党人一度提过的“驱逐鞑虏”、“种族革命”一类口号很快为“五族共和”的政纲所代替一样，黄帝纪年很快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几千年形成的民族心理的变化，却不像改变纪年那样容易。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感情的形成和巩固也还需要时间。但如果我们从传统的天下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把汉族的观念和情感当作中国各民族的共性，在观察历史时不囿于传统的中原王朝的范围，那么对“炎黄子孙”一类说法就能有科学的理性的认识。
第二章 分与合
引言： 《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地写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然而仔细统计一下它们各自所占的时间，其结果令人瞠目。
一 历史上的中国
既然要说分与合，即统一和分裂，不得有一定的范围，要不就毫无意义。我们既然要说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就先得讲清楚历史上的中国有多大的范围。但这一点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因为“中国”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已经有过很大的变化，它所指的范围自然也完全不同。
1。 国与“中国”
根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为古代的洒器，用青铜制成）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铭文的前面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可见是周成王时的纪录。
在《尚书》的《梓材》一篇中，也记载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话：“皇天既会中国民越厥疆于先王”。由于《尚书》中不少内容是出于后人的追记，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参半。有了何尊铭文这件物证，《梓材》上的话就完全得到了证实。可见在周武王和他的儿子周成王时的确已经使用“中国”一词了。
关于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这样看来，“中国”一词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当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经有人用过，或者已经出现了，但即使有，也不会太久，因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过“国”或“或”（与国字相通）二字。
“中国”的本意是什么呢？这还得从“国”字说起。“国”与“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邑。当先民因农业的发展而定居下来以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居民点和城市，城里称为国，城外近处就叫做郊人。开始时，国的差别并不大，但以后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则已经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范围。于是大的单位就被称为“邦”，小的单位还称国。再行后，由于一位首领或一个宗族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邑，即不止一个“国”，因而就将其主要的、或首领居住的城邑称为“国”；这也就是以后将都城称为“国”的来历。
正因为一个“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所以一般范围很小，大的也不过相当于今天一个小县城，小的大概只等于一个“三家村”。由于绝大部分国人也得从事农耕，国中也包括大片农田，所以一个国的范围比单纯的居民点还是要大些。可以想像，这样的国的数量必定很多。相传大禹召集各国在涂山（今地说法不一，以在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说较早）聚会，据说参加并表示接受大禹领导的有“万国”之多。当然，“万”并不是实数，但数量一定也不少。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汤的时代，已经减少到3000多个。周武王出兵攻打商纣王，到达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县西南黄河上）时，原来归属于商的国（史称诸侯，实际是用了以后的名称）有八百个投向周王。到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据说还有1773个。
西周时，周王被称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认的国称为诸侯；但无论天子还是诸侯，他们居住的城邑都是“国”。既然同时存在那么多的国，在名称上就渐渐产生了区别。天子所住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地位，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前面提到，周武王在灭商后，认为上天将“中国”交付给了他，就是因为已经占有了商的京师。《诗经．大雅》中的《民劳》篇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诗句，很清楚地说明，所谓“中国”就是指京师。
2。 “中国”的扩大和变化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和镐（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丰镐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以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来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称“中国”。到周成王时，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扩建了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将商的遗民迁来集中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在今河南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迁来周人居住，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这说明，“中国”的概念开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关中西部戎人的一支）攻入镐京，杀了周幽王。犬戎虽然暂时退出了镐京，但随时威胁着周人。第二年，幽王之子平王迁都洛邑。周人大多随平王东迁，丰镐一带都给戎人占了，自然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而洛邑及其周围地区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当时秦人的首领襄公曾出兵救周，又护送平王东迁，被平王封为诸侯，平王还做了个现成的人情，将已被戎人占领的岐（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以西的地方封给了秦襄公，让他们自己从戎人手中夺取；还答应只要秦人能夺回丰、镐，也归秦国所有。以后秦国果然夺取了关中，但却并没有随之成为“中国”。
东迁以后的周天子已经丧失了往年的权威，政讼所及不出王畿的范围，不久就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有实力的诸侯来扶持了。与此同时，几个周王近支宗族的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凭借有利条件迅速强大起来，它们吞并了周围的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如郑国，始封的国君是周宣王的同父异母弟，当时只有一个郑邑（在今陕西华县）。三十多年后郑桓公东迁至今河南新郑、荥阳之间。三年后（周平王二年，前769年）灭了郐国（在今新郑县西北），在新郑（今新郑县）建都。二年后，又灭了东虢（在今荥阳县东北）；很快就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这些大诸侯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就也称“中国”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