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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甚至很难找到一条确切的划分标准。知识分子中的上层本身就是官僚、贵族、地主，是统治集团中的一员；而其下层则接近于小地主、小商人或市民。但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及现状在较多的了解，对统一和分裂有比较明确的观点。
先秦时代，百家并存，知识分子因信奉学说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立场。但除了老子提倡的“小国寡民”和庄子所崇尚的虚无观念外，其余各家尽管说法不同，却都是主张统一的。只有在由谁来统一、如何实现统一这两方面各执一词：有的主张恢复周天子的权威或重建分封制，有的则主张由诸侯中的强者取代周天子或建立郡县制。由于他们的地理知识一般还没有超出“九州”的范围，所以统一的蓝图也是以“九州”限的。
由于诸侯纷争、群雄角逐，知识分子纷纷寻找效力的对象，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运用，为自己的主子夺取霸主地位以至统一，呼号奔走，不遗余力。更有的人翻云覆雨，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周旋于诸侯之间。尽管他们的活动会暂时加剧冲突，延长了敌对双方的战争，但总的作用却是加速、加深统一过程的。由于还不存在一种公认的或钦定的权威，种种学派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派学者都只能凭借自己的本领争取机会和地位。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对统一、集权国家的形成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秦汉以后，随着集权政府的确立，皇帝的权力越来越扩大，而知识分子只能成为皇帝俯首帖耳的工具。知识分子中的少部分通过种种途径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少数人还可以进入最高层。但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对统一和分裂一类问题起直接的作用，至多只能献计献策，而听任皇帝宸衷独断。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以后，绝大多数分子完全根据儒家经典的教条来判断和处理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天下的分合在内，两千年来几乎毫无变化。
皇帝是受命于天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任何觊觎皇权或企图犯上作乱者，都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信奉这些理论的知识分子总是无条件地拥护统一政权，维护皇权，反对分裂割据，无论是起兵的农民还是叛乱的军阀。但是对“天命”的崇拜又使他们拥护一切在夺取最高权力斗争中的获胜者，而不问其以往的身分和获胜的手段。在分裂动乱的年代，他们既可以以“忠君”的原则为旧政权支撑残局，也能够以“识天命”为由拥戴新主。
这方面的典型是五代时自称“长乐老”的冯道。他一生事奉唐、晋、汉、周和契丹十一位君主，始终身居高位，俨然是一尊不倒翁。他不仅完全适应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而且经常熟练地充当交接政权的角色。他在所作《长乐老自叙》中吹嘘自己“在忠于国”，其起初含义就是只要能当上皇帝的、只要参建成国的，就都是他的效忠对象；其“识天命”的能力可谓高级。但是像冯道这样能在乱世中稳坐钓鱼台的人毕竟是少数，很多人在这种双重道德标准面前不知所措，结果在改朝换代中丢了纱帽，掉了脑袋。
儒家的“天下”，虽然也可以解释为世界或一切有人类居住的地方，但更是限于汉族及接受汉族文化的民众的居住区，或者是指中原及与之相连接的农业区。所以在理论上拥有天下一切的皇帝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向汉族文化区或农业区之外扩展，因为在这一范围之外的土地不生五谷，对国家毫无益处；在这一范围之外的人不知礼义，非教化所及。从秦始皇以后，尽管中国各政权的实际疆域不断有所扩大，但正式设置行政区域的范围却变化不大，中原王朝、汉族政权尤其如此。这除了有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外，同儒家学说这种保守、封闭的天下观也有很大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列强的侵略宰割，不少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竟然对大片国土的沦丧麻木不仁，而对列强与“大清国皇帝”平起平坐却痛心疾首，原因也在这里。
儒家的信徒以中国为唯一的文明社会、世界的中心，对外一贯妄自尊大，直到明末清初还在怀疑欧洲的存在，鸦片战争后还把西方列强当作一群乞丐。但另一方面，对外来的侵略又表现得异常软弱。他们反对主动出击，以攻为守，以为应该以礼治天下，以德化远人；只要中原王朝政治修明，国泰民安，四周的夷狄就会得到感化，毋须兵戎相加，就会俯首帖耳，年年来贡，岁岁来朝。对游牧民族或外来势力，只要能维持皇帝和大国的尊严，不妨多赐金帛女子。甚至在丧地辱国、偏安一隅的情况下，也会以朝廷虽小，毕竟是正统所在，对方虽强，不过是一时僭伪这种逻辑聊以自慰。
儒家最重夷夏之辨，华夏（汉）族至上的思想根深蒂固，鄙视、蔑视一切外族。但是对种族的标准却不并不是血统，而是文化－－外族只要接受汉族文化，就可以被当作汉族对待。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当然一概被视为异邦，但一旦这些政权入主中原，就会变成可以为之效力的新朝。如果这些政权又接受了汉族王朝的传统，那就更应该确立君臣之分了。所以，投降匈奴的李陵被目为汉朝的叛臣，千古受人唾骂；而出仕元朝的文人却被视为理所当然。文天祥在宋亡后坚贞不屈，誓死不降，但并不反对他的弟弟当元朝的官。
清军下江南之初，曾受到文人发起的激烈反抗，但在恢复乡试后就有不少文人应试。而在清朝皇帝亲自祭明太祖陵、承认对清军实行抵抗的明朝官民为忠义、将明朝降臣入“贰臣传”后，绝大多数读书人都已感激涕零，竭诚效忠大清了。到清朝濒于覆灭时，大批孔孟之徒还在为“皇清”的“深恩厚泽”大唱赞歌，甚至对并非“汉家衣冠”的辫子也视为命根子。江南一位颇有声望的文人写了一篇《驳剪辫文》，在颂扬了“国初”辫子兵的神威以后，文章针对剪辫派称辫子为“豚尾”（猪尾巴）发难：既辫子为豚尾，那么人就是豚了；有尾是豚，剪了尾不还是豚吗？充分显示了其死硬本色，博得了顽固派一片喝彩。可见“夷”只要成了君主，就可以变为“夏”；人们不仅应该竭诚拥戴，而且要抛弃原来的“夏”，尊奉现在的“夏”。
当然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儒家的信徒，信奉儒家学说的人也不一定完全按传统办事。正因为如此，不少杰出的知识分子能够冲破儒家学说的束缚，为统一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在动乱和分裂时期尤其如此。17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年代科学知识的逐渐传入，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世界。到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期，一批学者对中国及其周围的世界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着手用各种形式为中国的统一和主权而奋斗。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之大足以动摇旧的统一观。随着科学和民主思想的传播，现代的国家、民族和统一、民主、平等的观念逐步在知识界形式和扩大，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士对中国统一的贡献也随之达到了自觉和空前的程度。
3。 君王千秋业
皇帝或实际上的皇帝（如执政的太后、皇后、丞相、军阀、太监或名义不同但大权在握的人）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国家的一切都是他（她）的私有财产。游牧民族的政权在初建时会有较多的军事民主，但随着政权的巩固和扩大，权力越来越向首领集中，逐渐与农业政权接近。正因为“朕即国家”，所以统一还是分裂、政权的大小、疆域的盈缩与这些皇帝君主们的关系最密切，他们的态度举措对统一或分裂的影响也最大。
当然，任何君主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再英武睿智的皇帝也无法无限地扩大他的帝国；但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不同能力、性格、气质的君主肯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假如康熙皇帝是在慈禧太后死后继承帝位的，他的命运与溥仪大概不会两样；但如果溥仪成为顺治的继承人，清朝的历史肯定会与现在不同。
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到清朝中期才完成的，因此在这以前的任何一位君主都还不曾成为这片土地的完全的主宰者，而大多只占有其中的一部分，至多只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如果每一位君主都只满足于保信祖宗基业，今天的中国就不可能出现。如果每一位君主只打“仁义”之战，历史疆域地图也许就不必重画了。但历史并没有这样固定地承继下来，因为总有一些君主选择另一种态度－－武力扩张。
武力和战争几乎是与人类社会共同产生的。任何一个部落或国家要存在下去，必定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口和一定面积的土地，或者一定的活动范围，无论是农耕民族、渔区划民族还是游牧民族，都是如此。在遭受自然灾害时，还必须有趋避的场所和回旋的余地，不得已时还要进行迁移以寻求新的基地。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部落或国家，或者只有一些互不接触、有充足的存在空间的部落或国家，那就不会有相互间的战争，但不幸的是仅仅在黄河流域就有多得不胜枚举的部落或国家，战争和兼并就在所难免。这类战争既不是出于某一首领的邪恶，也不能归咎于哪一方面的好战，双方或多方争夺的只是赖以维持生存的土地和初级资源，在无法共同享有的情况下，只能用武力来决定谁有资格生存下去。这类战争可以称为生存性的。
但几乎是在同时，另一类战争发生了。当战争的结果使一个部落或国家不仅赢得了生存的条件，而且获得了粮食等物资和俘虏时，战争的吸引力也就随之而增加了，对较强大的部落或国家尤其如此。人们的欲望会随着战争的胜利而提高，相比之下，首领或统治者的欲望比平民要大得多，小范围的领土是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的。例如本国可以生产粮食、纺织品、陶类器皿、竹木制品，但不一定会有黄金、白银、玉石、贝壳、珠定、香料、药材、铜、铁、皮革、生漆、染料等物资的生产，不能保证武器、礼器、乐器和其他装饰品、奢侈品的生产。而对统治者来说，这些既是物质享受，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自己拥有这一切自然比交流或掠夺更有吸引力。战争已不仅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土地、人力、财富，或者为了一件珍宝、一个美女，甚至一种声望。这类战争与前者显然不同，可以称为欲望性的或扩张性的战争。
这两种类型往往很难截然分开，现实中更多的混合型的战争。因为当国家机器已经基本完整，领土范围已经相当大的时候，对一政权来说，生存的意义已不仅是维持它的国民的生存，而是要包括保证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消除现实和潜在的外敌，还要为它的国民的增殖提供新的生活和生产基地，寻求更多的资源和土地。在人类还没有学会理性地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时，相邻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就在所难免。在这类战争中。纯粹的生存性成分越来越少，而大多与扩张混杂在一起。
游牧民族对中原的袭击，对中原王朝来说当然是一种无理的扩张，但这种袭击的出发点或许只是为了躲避草原上的天灾，或许只是为了得到被中原统治者禁运的茶叶、布帛和铁器，也是为了生存。汉族大批涌向西南山区只是为了生产粮食养活自己，也是生存性的，但对当地少数民族来说却完全是扩张性的，必然遭到他们的反抗。在战争的过程中，战争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如以生存性开始的战争在获胜以后很可能发展成为扩张性的，而扩张性的战争的挑起者会因失败而不得不进行生存性的战争。
纯粹的扩张性战争也大量进行，战争的起因也许只是一位君主一时的好恶或异想天开，也许只是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物品或一个卑鄙的目的，也许是为了开疆拓土或者威震异域。这类战争有时以劳民伤财的失败而告终，有时只取得相当有限的成果，有时导致了挑起者的身败名裂，有时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因而建立起新的疆域更大的政权，发动者成了千古传颂的伟人。
无论哪一类战争，都是以生命财产的毁灭为代价的，扩张战争尤其是如此，但正是无数次这样的战争，才使部落或国家不断减少、消灭，合并成较大的国家，最后建立起统一整个中国的帝国。统一，这个被视为神圣的名词，一次次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而为维护自身的生存的战争却常常以失败而告终，其作用只是推迟了统一的实现。人类就是这样以同类的鲜血换来自身的进步，以残酷的杀戮创造新的文明。
秦皇南征 战国群雄的角逐以秦灭六国而结束，但如果秦国不担当起这一角色来，其他国家就会取而代之，它自己就难逃覆灭的命运。如果秦始皇满足于对六国的军事胜利而保留这些战败国的话，也许秦朝等不到二世就会垮台。同样，派蒙恬北伐而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筑长城，也是不得已的，否则的话，匈奴的铁骑就会威胁关中盆地，西汉初的情况就是明证。
但是秦始皇派遣数十万军民越过南岭，就只能说是纯粹的扩张。因为岭南的越族从来没有构成对秦朝的军事威胁，甚至也不存在潜在的军事威胁。在这以前岭南也不是楚国的一部分，因而不能看作是灭楚国的必然继续，况且在本朝范围内尚未开发的地区极多，南方岭南以北的人口很稀少，并不存在向外开拓的必要性。秦始皇却运用铁腕，推行了他的计划，并且取得了成功，把他的领土扩展到了南海之滨。
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数十万人在暴力的驱使下，却完成这项前无古人的使命，他们中间没有麦哲伦或哥伦布，唯一的赵佗当时也没有想到要做南越王，他们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要维持这条漫长的交通补给线同样是困难重重，对岭南以北的百姓来说无疑是同修骊山墓和阿房宫一样的苛政。世代居住在岭南的越人当然不会欢迎北方来的征服者，尽管他们慢慢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强制接受了北方人带来的文明：铁制农具、牛耕、纺织和一夫一妻的家庭等，但起初的仇恨不会比非洲丛林中的黑人对西方殖民者的弱些。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为了对付越人的抵抗，数十万秦军在三年之内不得不一直穿着战甲，拿着武器。越人都进入丛林，宁可与禽兽相处，也不愿做秦军的俘虏。他们推行有本领的人为将领，在夜里袭击秦军，结果杀了秦军主帅尉屠睢和数十万秦军。秦军等于驻守在无人区，旷日持久，士兵疲乏不堪。
不过谁也无法否认，正是秦始皇的南征使岭南和中原开始联系在一起，这是对中国的统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
汉武西进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不得已的，接受浑邪王的投降，夺取河西走廊置为郡县，对切断匈奴侧翼、加强边防是必要的，也无可非议。但他对西南夷和西域的用兵却毫无军事上的理由，更没有自卫的需要。
武帝不顾首次出兵因“费多，道不通”而终止的代价，又一次用兵西南夷的目的，《史记．大宛列传》说得很清楚：一是可以用汉朝的财物换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