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就是因为项羽据鸿沟以东足以自立，刘邦却难以靠鸿沟以西的地盘维持下去。西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一起，就出现“天下胜败未可知”的局面，直到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关东诸侯的措施之后，汉朝就不那么重视了，岭南的南越政权可以让它存在近百年；东瓯、闽越、东越既能容许它们存在，也可以移民弃地；海南岛设置郡县数十年后也可以完全放弃；对比之下就很能说明问题。
东汉迁都洛阳，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关中的残破和少数民族的压力，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就近控制关东。东汉初期和中期曾经先后多次从西北缘边郡县撤退，实际上放弃过北方和西北大片领土，但因始终掌握着关东，国势并未动摇。而一旦关东变起，中央政权就再也支撑不住了。
东汉末名义上的首都在许（今河南许昌市东），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却在曹操的基础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与经济中心已基本保持一致。这一格局固然有利于中心区的稳定，但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却明显地放松了，所以无法对付蜀、吴的独立。曹操先后讨平了中原地区的割据势力，对蜀、吴却不得不采取相对容忍的态度，曹丕不等平定蜀、吴就迫不及待地代汉称帝，着眼点就是这一主要经济区的统一和稳定，自以为胜券在握了。反之，蜀国的诸葛亮一次次北伐，其实不过是以攻为守，他有几次进军都因粮食不足而中止，反映了蜀国在经济实力有限条件下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时捉襟见肘的窘境。吴国对曹魏则未有进攻性的大动作，末主孙皓“青盖入洛”（天子的车用青盖，洛即洛阳）的梦呓只留下了千古笑柄。蜀、吴始终无法染指经济发达区（尽管曾一度衰败不堪），它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西晋末至隋统一前这数百年间，尽管黄河流域战乱不已，受到空前浩劫，但一旦恢复和平和正常生产，仍能显示出压倒南方的经济优势，所以无论那一个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无不以统一关东为基础，而对南方政权的存在并不过于重视。以消灭南方政权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只有苻坚和拓跋焘等几次，而这几次都受到时人的普遍反对，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南方政权的存在并不构成对北方的威胁，没有必要为此付出太大的代价。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南迁之初，东晋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还有北伐恢复的打算和行动，而一旦站稳脚跟，就满足于当小皇帝了。南方在军事上一直处于守势，连最成功的刘裕北伐也只是利用了北方分裂之际，短期占领了长安，北方反击时即无力抗争。如果再深入分析一下刘裕北伐的动机，就可以看出他的真实意图显然并不是消灭北方政权，而是利用北伐成功的声势为自己取代东晋政权创造条件。所以他在刚进入长安不久，就留一个未成年的儿子作统帅而匆匆南归，去完成自己的篡夺计划了。
到唐朝后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安史之乱使黄河流域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而叛乱平息以后，北方又一直没有恢复安定。随着南方农业的发展，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在北方藩镇割据和连年战乱的情况下，处于关中的唐朝朝廷已经完全依赖于江淮的财赋，就连粮食、布帛等必需品也完全靠南方供应了。德宗时，有一次长安连粮食都难以为继了，恰好镇海军（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的米运到。听到消息后，这位皇帝竟立即跑到东宫对太子欢呼：“米已运到了，我们父子俩得救了！”而在漕运受阻时，他虽然贵为天子却没有春装可换，天气很热还穿着皮袍子。这些当然是发生在动乱年代的特殊例子，但唐朝在无法控制黄河流域，实际上已不能再从关东获得赋税的情况下，还能支撑一百多年时间，拥有南方、特别是长江下游这块新兴的经济基地是个重要原因。这说明北方关中与关东的依赖关系已经为北方对南方的依赖关系所代替了。
从唐朝后期到北宋立国时，首都由长安先迁到洛阳，最终迁到了开封，这是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靠拢的结果。从军事形势看，开封绝不如洛阳。在辽朝占据着幽燕十六州的情况下，华北平原根本无险可守。军事上稍有挫折，首都就暴露在敌军面前。如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举进攻，两个月就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开封震动，一部分大臣倡议迁都逃避。以后金兵南侵时，也在不到三个月内打到开封城下，结果是山西、河北不少地方还在固守，首都开封却已陷落了。但从确保南方的供应这一角度看，开封无疑远比洛阳优越：从汴河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可进入淮河，循淮河至楚州（今江苏淮安）又可进入运河，南至润州（今江苏镇江），沟通长江，更可南下苏州、杭州。便捷的水运可保证长江下游最富庶地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往政治中心。所以北宋虽然始终未能恢复幽燕十六州，以后又只得接受西夏独立的事实，但由于牢牢掌握了东南经济重心，获得了稳定的供应，经济、文化还是取得了重大进步，人口也突破了一亿，达到了新的高峰。
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从军事、政治上考虑自有其必要，但由于南北经济的差距比以前更大，所以在经济上对南方的依赖性更强。明朝初年又对北京地区大规模移民，更增加了粮食的需求。输送漕粮的京杭大运河成了明清二代朝廷的生命线。因此在遭受旱灾时，宁可让运河沿岸地区颗粒无收，只要漕粮未过，运河不得用于灌溉。每逢黄河下游决溢成灾，为了确保运河畅通，往往宁可暂不堵口。长江三角洲承担的赋税份额大大超过了它的土地和人口在全国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例如万历六年（1578年），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实征米麦三百八十八万五千三百九十四石，超过南直隶以外任何一省，为南北直隶以外十三个布政使司（省）总和的约五分之一。而纺织业所占的比例更高。清朝虽然没有如此悬殊的比例，但江南的经济在全国还是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政权能否巩固、政治中心的地位能否确保，相当程度上就取决于能否控制江南这块财赋之地，南北的统一就成为绝对的需要。
从元灭南宋以后这七百多年间，除了短时期的割据外，南北再也没有分裂，这与北方对南方的这种密切的依赖关系是分不开的。如果把这种关系简化一下，那就是：北方离不开南方，但有军事、政治力量足以控制南方；做不到这点的话，政权就必然垮台。南方可以脱离北方而独立，但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一旦具有这一条件，就足以推翻北方政权。
元末的农民战争遍及黄河以地，但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和明玉珍等势力较大、割据一方的首领，都是占有长江流域或东南沿海地区的。朱元璋崛起江淮，最后推翻元朝，取而代之。以长江下游为基础得以建立统一王朝，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
而明末李自成的失败虽有多种原因，但错误的地理观念正好迎合了李自成狭隘的乡土观念，由此而产生的错误战略造成了最严重的后果。有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条件下，他的军队不是从襄阳顺流而下取江南，夺取明朝的粮仓和钱库，却西取关中，又迫不及待地进兵北京。殊不知明末的关中已完全不是刘邦或李渊时的“活野千里”了，已毫无优势可言。加上屡遭天灾人祸，已无粮可筹，无饷可征，根本起不到根据地的作用。在南方漕粮断绝的情况下，夺取北京所能得到的只是积聚下来的金银珠宝而已。即使清兵不入关，江南也会凭借经济优势自立，胜负尚难预卜。相比之下，太平天国面临重兵压力，本身又犯了不少战略错误，却能坚持十几年，这与它以长江下游为基地，占据了经济发达地区不无关系。
总之，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政治中心必定要控制经济中心，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这种依赖关系越密切，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所在地区的统一就越有保证。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的距离，除了必须服从于全局的政治和军事条件外，还取决于二者之间的交通条件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控制能力。
5。 分裂与分治的背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基本农业区内，交通越便利，手工业和商业越发达，地区间的依赖性就越大；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越分离，统一的因素就越大，反之则越容易引起分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元朝统一以后，中国的基本农业区大致是统一的，并且越来越巩固。同样，我们也应该承认，农业区内部的分裂或分治也是历史的必然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有其合理性。
这也是从上述基本分析出发的。就交通条件而言，不用说元朝以前，就是到了晚清，不少地方的对外联系还是相当困难的。手工业和商业虽在某些地区比较发达，但在全国总的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很低，而其中能够脱离农业生产或地主经济而独立存在的成分更少，这一先天不足使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不少地区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保持着原始的自给自足，对其他地区根本不发生经济往来，更谈不上依赖。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同经济中心虽能分离，地区性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却大多合而为一。即使有短期的分离，在专制统治的干预下，经济中心不得不向政治中心靠拢，直至完全合并。所以在农业区内部就存在着很多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独立存在的地理区域，这些区域的中心城市往往集政治、经济职能于一身。一旦发生动乱或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全国时，只要有人取得了这种中心城市，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王国。
这样的地域单位固然很多，但其中一部分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如离全国性的政权中心很近，与其他单位间没有地理障碍，因而不大可能保持分裂。但另外一些则相反，所以经常成为分裂的据点。如四川盆地，粮食、纺织品、盐、铁等基本物资足以自给，人口有一定数量，地形易守难攻，对长江中下游据有上游的优势。成都和重庆早就成为该地区的两个中心，因此从秦以后先后为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东汉初的公孙述、蜀汉先主刘备、十六国后汉的李特、五代前蜀主王建、后蜀主孟知祥、北宋李顺、元末明玉珍、明末张献忠等人的据点。除了刘邦最终建立了统一王朝之外，其余无论是地方官割据，还是农民战争，长则数十年，短则一年，都曾建立过独立政权。又如岭南，封闭性虽不及四川盆地，但在中原动乱时也两度建立过独立政权（西汉初的南越、五代时的南汉），多次形成割据局面。
在远离政治中心或中央政权无暇旁顾时，甚至一个很小的地理单位都可以割据自立。如地处今甘肃成县西部西汉水北岸的仇池山，四面陡绝，山上有良田百顷，可引泉灌田，煮土成盐。因为有这样的封闭环境和自给自足条件，魏晋南北朝时就长期成为氐族杨氏相据的基地，经常独立于周围各政权之外。
应该指出，地形地势固然重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自成体系关系更大。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南北对峙，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它们的疆域地图，就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尽管长江号称“天堑”，但南北比较稳定的分界线却几乎都不是长江，而是淮河或其他比较次要的地理界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南方政权仅仅靠江南还不足于支撑，必须加上江淮之间才能与北方处于势均力敌的地位。如果北方推进到长江一线，南方不仅在军事上岌岌可危，经济上也无法自给自足了。反之，如果南方政权进抵黄河一线，北方的粮食产量就不够养活它的人口，难以与南方抗衡了。所以真正划江为治的时间是很少的。
四 殊途同归
引言：在东亚大陆，华夏（汉）族的文化长期处于先进的地位，通过人口迁移、民族融合等途径的联系，华夏（汉）文化区不断扩大，给周边地区的民族以很大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华夏（汉）文化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向周围扩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吸取了当地文化的精华。正如今天的汉族实际上已经融合了其他很多民族一样，现在的汉文化也是吸收了多种非汉族文化的结果。还有一些民族，尽管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却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同样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般说来，在同一个政权内，文化的传播比较容易，先进的文化很快会被国民所接受。但是主要民族的优势地位和专制统治的压力，会使其他民族的文化过早地萎缩以至消失，这种文化的统一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反过来看，文化上的一致也有利于政权的统一和巩固，共同的文化基础会产生比较一致的国民心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但是应该看到，文化和国家、领土、民族毕竟是两回事，相同的文化完全可以存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里，同一个国家里也可能出现多种不同的文化。不能认为文化上的相同就应该合为一国，也不能因为文化上的差异而不承认其为同一个国家。
在中国的农业区和牧业区之间，由于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不同，文化的差异很大。一般说来当然是农业文化比较先进，牧业文化比较落后，但这并不等于农业文化可以取代牧业文化。事实上，尽管牧业民族比较落后，但他们还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更无法接受农业民族的经济、政治制度。
1。 中行说与汉使的辩论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着西汉初年汉朝的使臣与代表匈奴的汉朝降人中行说之间的一场辩论（今译）：
汉使：“匈奴的风俗不尊重老人。”
中行说驳斥汉使：“那么就说汉朝的风俗吧！如果家里有人轮到戌边或当兵出发时，老人和长辈难道不是都将自己暖和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穿，把自己的好食品给他们带着吃吗？”
汉使：“是呀！”
中行说：“匈奴人明确以战斗进攻为主要任务，年老体弱的人没有战斗力，就将自己质优味美的食品给强壮的人吃，也是为了自己能得到他们的保护，这样父子双方都能获得长久的安全，怎么能说匈奴人轻视老人呢？”
汉使：“匈奴人父子睡在一个帐篷中。父亲死了，儿子娶自己的后母。兄弟中有人死了，就娶他的妻子。没有衣冠服饰，也没有宫廷礼节。”
中行说：“匈奴的风俗，大家吃牲畜的肉，喝它们的奶，穿它们的皮。牲口根据水草条件，随时转移。所以情况紧急时人人都能骑马射箭，平时大家就喜欢随随便便。因为没有什么约束，所以容易管理。国君与臣子的关系很简单，全国的政务就像一个人指挥自己的身体一样方便。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娶对方死后留下的妻子，是为了防止种族灭绝。所以匈奴再混乱，也要尽量保存自己的后代。你们汉朝的礼法制度虽然详细，父兄死了子弟不娶他们的妻子，但亲属疏远一点就互相残杀，甚至灭绝宗族，干的都是这类事。况且礼法太繁琐了，上下都不满意；宫室盖得太好了，劳动力消耗就大。你们百姓一有紧急情况也不会作战，平时却整天忙于劳动。可怜你们这些住在土屋子里的人，虽然衣服穿得整齐，帽子戴得漂亮，嘴里夸夸其谈，又有什么用处？”
中行说原籍燕地，曾为汉朝宦官，对汉朝从边疆到朝廷的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投降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