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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关东服役的士兵要驻守在遥远的边郡，人在匈奴、越人的地方，心里想着家乡的老母。老母和妻子也在家乡想念他们，想到他们挨饿受冻。
张骞说大宛有汗血天马，安息有真玉的大鸟，皇帝听了他的话就出动大军攻伐大宛，经过很多年才打下来。行程万里去攻人家的国家，还没有打仗人就死了一半，虽然征服大宛得到了宝马，也不是什么好办法。
这些言论自然也不无夸大，但基本还是事实。矛盾最尖锐地集中在这些军事行动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新增加的领土根本不能进行农业生产，是朝廷和内地百姓的沉重负担。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花费很大代价才获得的疆土，统治者有时不得不主动撤退；为什么直到19世纪后期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后，还会有人反对建省而主张放弃。
5。 胡骑南下
中国历史上农业民族的政权，其稳定的疆域一般不超过当时的农牧业分界线。它们占领过牧业区，但大多不能巩固；它们也接纳过游牧民族，但最后将它们改造成了农业民族。从这点上说，农业民族不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相反，牧业民族却能做到这一点。
牧业民族的生存条件比农业民族低，因而农业民族无法适应牧区的生活，牧业民族却完全可以生活在农区，尤其是黄河流域的农区。牧区大多无法辟为农区，而农区却一般都能变为牧区。所以农牧界线往往随着游牧民族的南迁而南移，却不能随着农业民族 的北上而向北推进。从东汉后期直到唐朝初年，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不少地区都由内迁的游牧民族居住着，这些地区大多变为牧地或半农半牧区，而除了辽、金等北方政权时期外，农业区的北界一般都没有越过阴山。
牧业民族对农业民族有一定的依赖性，而农业民族对牧业民族却很少或没有依赖性，所以牧业民族对农业民族大多采取攻势，而农业民族一般采取筑长城、闭关、断互市 、禁出入这样的守势。随着生产的民展和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绝对的牧业民族几乎已不再存在了。如西汉时的匈奴已有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对农产品、纺织品和手工业品也有了一定的需求。唐以后的牧业民族对茶叶、纺织品、铁器的需要量很大。中原王朝往往以禁止这些物品的输出作为向牧业民族施加压力的手段，却不考虑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获得这些必需品又成为牧业民族武力掠夺或入侵的出发点。
农业民族的文化程度一般比牧业民族高，农业区的生活水平一般比牧业区高。牧业民族在占据农业区后，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农业民族的文化，逐渐改变它们的生活习惯和政治制度。如拓跋鲜卑在建立北魏政权并进入黄河流域以后，已经在多方面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到孝文帝在位期间（471－499年）更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彻底的“汉化”措施，他不顾群臣的反对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都洛阳，规定南迁的鲜卑人不许返回平城，一律在洛阳入籍，死了也必须葬在洛阳，甚至将皇族的姓拓跋也改为元。除非受到致命的打击或强大的军事压力，这些政权的统治中心总是要逐渐南移，越来越深入农业区，而不会留在牧区，更不会向北迁移。如拓跋鲜卑开始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以后迁至平城，最后迁到洛阳。又如辽朝（契丹）起初建都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后期迁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城）。金朝开始的都城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白城），以后迁都燕洋（今北京市）。蒙古在窝阔台汗时建都和林（喀拉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忽必烈时建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以后建都大都，在今北京市。
中国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由牧业民族完成的，牧业民族的三次南下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更大的贡献。第一次南下可以追溯到东汉后期，魏、晋时都未停止，以拓跋鲜卑的南下建立北魏为高潮，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上隋朝完成了消灭南朝的使命。唐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第二次南下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唐朝后期的一些藩镇就是南下的少数民族的首领，五代中的三代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以后从契丹（辽）、女真（金）一直到蒙古（元）灭南宋，建立元帝国。第三次则是满族南下建立清朝，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业。
6。 农区的盈缩
当然，适宜农业的区域和农牧业界线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变化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如气候，水文、地貌等条件以及水土流失、河流改道等变化。这些变化总的说来是缓慢的，变动的幅度也不大。但在某些具体时期或局部地区，变化的幅度较大，甚至相当剧烈，这就给农业区的布局带来很大影响。第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例如改革农作制度，改良家具，兴修水利，引进新品种，采用良种等。其中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对扩大农业萄的作用尤其明显，如明清时引进了甘薯、玉米、花生、马铃薯等美洲粮食作物，使原来不能种植稻麦的干旱地、坡地、山地都能得到利用，引起汉族农民大批涌向长江中游和南方的山区。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缩小、改土归流的实行和王朝正式政区的扩大显然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第三，人口增长的需要。人类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总是要选择最理想的生活和生产环境的，所以优先得到开发和利用的总是条件最理想的土地。而当这些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现有人口时，只能相应降低条件，以便开垦更多的土地。反之，在人过少的情况下，即使其他条件都已具备，农业区也不可能扩大。至于人口与统一的直接关系，这将在以后专门讨论。
还必须指出，在中国这片基本农业区内也存在着一些相当大的地理障碍，将全区分割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区域，如秦岭、南岭、太行山、黄河、长江、淮河等，这些也为农业区内的分裂和分治提供了地理方面的条件。
7。 周边与中原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除了以中国东部大陆为主的主要农业区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几个地区，它们与农业区的关系因生产条件的不同而变化。
青藏高原 这一世界屋脊雄踞在中国的西部，不仅海拔高、地形复杂，气候恶劣，而且与其他地区的交流非常困难，很容易造成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尽管环境如此艰险，吐蕃及其先民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史籍记载和至今还存在的大量遗物和实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在阿里地区的考古，发现了强大的古格五国的遗迹。当然，在与外界的交往和对外扩张方面，吐蕃的选择余地就比较小了。
青藏高原与外界最短的交通线无疑是在南方，只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口，很快就可以到达平原地区，进入恒河流域。但这些山口一般都在六千米上下，喜马拉雅山的南坡远比北坡高峻，高差很大，从高寒的高原至湿热的河谷和平原地带缺少过渡地区。这样急剧的变化，多数人在生理上不易适应，生产方式更难作如此重大的调整。另外，在南方的印度半岛上，一直没有出现强大的统一国家，缺乏政治吸引力。因此，虽然向南的交通线提供了文化、经济交流的捷径，南方却不是吐蕃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吐蕃的极盛时期的疆域也只是今尼泊尔和不丹的喜马拉雅山区为止。
吐蕃向东进入四川盆地的道路也非常艰巨，但是从高原至平原的过渡地带相当广阔，中间还有很多地理条件相似的地区，而且总的说来地势有利于吐蕃的东下，而不利于中原的西上。所以吐蕃极盛时的疆域可能达到四川盆地的西缘，而对成都平原的入侵仅限于短暂的掳掠。反之，中原政权即使在全盛时期，其正式行政区也只能到达川西高原的东部，直到清朝才有所改变。在四川盆地人口压力增大或发生动乱时，移民也没有西迁的迹象。这与其说是吐蕃或藏族的强大，还不如说是地理条件的限制。
对比之下，向北、向西是吐蕃最合理的扩张方向。青藏高原的北部比较平缓，高度、坡度的变化不大，存在着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自然条件差异不大。在吐蕃与唐朝的较量中，吐蕃凭借着有利的地形地势条件，很容易占据河西走廊，切断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占领陇东高原后就可以直接威胁唐朝的政治中心。这些条件，再加上中原王朝的经济、文化对它的吸引力，吐蕃以北方为主要目标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一扩张还是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尽管吐蕃占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很容易进入关中平原，但基本是以陇山为界的，并没有在平原久呆。除了军事、政治方面的原因外，吐蕃人不习惯于低海拔地区生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阿里高原循印度河谷进入喀会米尔以及穿越昆仑山口进入今天的新疆西部，也没有什么大的障碍，只要不遇到敌对势力。吐蕃很容易扩展到天山南北。
作为一个高原民族，吐蕃是以青藏高原及其周围的过渡韧带为活动范围的。8世纪后期至9世纪初，由于唐朝的衰落，哇蕃取得了它的最大疆域，即南至喜马拉雅山南麓，北至天山山脉，西至帕米尔高原，东至陇山和四川盆地的西缘。但这也是吐蕃势力的极限了。在当时条件下，要维持从逻些城（今拉萨市）到各地的交通并非易事，部队的调动更加困难。吐蕃的资源有限，在边缘地区如今新疆、河西走廊、陇东、川西、主要靠当地被统治的人民的供养，一旦受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就难于维持。当唐朝联合回鹘、南诏打击吐蕃时，吐蕃就疲于奔命，穷于应付，鞭长莫及的弱点暴露无遗。随着吐蕃的衰落和内部的分裂，它失去了这些过渡地带，但青藏高原特殊的封闭性地形，使它保持着这一基础。
由于北方和中原对青藏高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到13世纪时终于成了元朝总制院（后改宣政院）的辖境。当然宗教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交通的困难一直是中央政府对西藏施行主权的严重障碍，也大大影响了内地与西藏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河西走廊 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走廊，在联系新疆和内地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如果不经过河西走廊，新疆和内地的联系就只能穿越青藏高原、戈壁沙漠或高原，不仅路程增加，而且条件艰难，危险很大。河西走廊祁连山冰雪的补充，有一定的水量可供生活和生产之用，既能发展农业，又可经营牧业，因而既能成为农业区的延伸，又可作为游牧民族挺进的前沿。但河西走廊东西长达一千公里，实际上又可分为若干不相连属的绿洲，所以极易被拦腰切断。尤其是在受到来自北方沙漠的军事威胁，中原王朝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就很难维持走廊的畅通。
西汉以前，月氏（支）、乌孙、匈奴曾先后是河西走廊的主人。汉武帝击败匈奴以后，夺取了河西走廊，设置了四个郡，其居民几乎全部是中原移民，使这一带成为粮食自给的农业区，为汉朝抗击匈奴和开拓西域提供了一条真正的走廊。以后随着四面几个政权势力的消长，河西走廊或属于中原王朝，或属于地方割据政权，或属于吐蕃、西夏。明朝由于国力有限，中期后仅占有大半条走廊，以嘉峪关（今甘肃嘉峪关市）为终点，凭借长城，屯兵据守。至清朝统一漠北，平定了天山南北路，走廊最终成为一条国内的交通要道。
归属的多次变化，正显示了河西走廊作为过渡地带的特点。但由于该地区具有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又以关东移民为基本居民，因此尽管多次为游牧民族所有，但还保持了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在黄河方兴未艾及关中平原遭受战乱时，河西走廊成为流民的避难所，往往建成游离于对抗双方之外的独立政权，如东汉初窦融据有河西，西晋末张轨以地方官建前凉政权，十六国中的后凉、南凉、西凉也都是如此。一旦对抗结束，大多重新归入中原政权。走廊的主要依托还是在东方。
西域 读过《汉书．西域传》的人对2000年前的西域（《西域传》所指的范围约相当于今我国新疆以及巴尔喀湖、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广义的西域范围更大）的国家之多，无不有深刻的印象。西域号称36国，实际超过50。除了西部的乌孙、大宛等国面积较大、人口较多以外，其余各国大多只有数千人或几百人。
如果你有机会在新疆旅行，或许就能找到答案。当飞机飞越新疆上空时，俯视大地，就像是一只硕大无朋的沙盘，在一道道赭红色的山岭之间是土黄色的荒漠，中间地规则地镶嵌着一块块大小不等的绿色。当汽车在近乎直线的公路上驰骋时，一望无际的戈壁可以持续几个小时，蓦然，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片绿色，于是迎来了清泉、树木、田园和村庄；离开了最后一排树木，就又是黄色的戈壁，连一点过渡的中间色彩也没有。这片片绿色就是绿洲——当年西域大多数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
主宰这些国家的与其说是它们的国王，不如说是自然界的另一位国王——水。水流到什么地方，能够养活多少人，这个国家就能有多大疆土，有多少臣民。各国的范围一般不大，界线又很明确，便于筑起土在加以防卫，这就形成了一个个城郭国家。一座城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也只有一座城。另一些国家缺乏稳定的水源，就处于更加被动的局面，只能随水源的变化作季节性的或不规则的迁移，成为所谓的“行国”（没有固定领土的国家）。一条河流的改道，一处泉源的枯竭，完全可能使一个繁华的王国顿时毁灭。同样，一个新水源的发现也会给濒于绝境的人们带来勃勃生机，国家会因之而复兴。
在只有人力、畜力作为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对这些国家来说，除非受到外敌入侵要寻求保护以外，结合成更大的政治实体或统一地某一国家都缺乏实际意义，基本是有害无利的。因为要实施有效的统治就得派遣人员，传递消息，征收赋税，交流物资，而这些都是难以办到的，或者耗费巨大。相互隔绝的环境使小国无法寻求大国的庇护，同时也限制了外部势力的入侵。
正因为如此，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管辖一般都是采取以军事控制加以监护的形式。这些机构，如汉朝的西域都护府、魏晋的西域长史府、唐朝的安西都护府等，基本上都是军事性质的。中原王朝的军队和屯垦人员一般都集中在若干据点，以便将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使用。它们对所辖的各国、各部族或各都督府的基本要求，只是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保持交通线的畅通和军事上服从征调，而它们的内部事务一般不会受到干预。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原王朝在维持漫长的交通线方面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加上西域地区特殊地理条件的限制，这种统治方法是唯一切实可行的。所以直到清朝末年在新疆建省之前，仅隋、唐在今新疆东部设置过正式行政区域，十六国中的几个割据政权设置过若干郡县。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西域（新疆）也是一个过渡地带，既是中国通向西方的必经之路，也是西方进入中国的起点。这里成为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多种文化的交汇点，也是民族迁移的中间站。今天的维吾尔人就是公元9世纪由蒙古高原西迁的回鹘人留居后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