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那里的时候,吃的住的啥都没有,一半人挖泉眼儿,一半人盖房子盖食堂,中午饭都是自己从家里带去的,到了晚上,还得跑上几十里地回家睡觉,等到第二天,天不亮又得起来爬山上工。
几个月后,房子盖好了,食堂也建了起来,条件大为改善,不过,在深山里盖房子可想而知,哪儿的山势平坦往哪儿盖,因为人多,围绕着玫瑰泉附近盖了很多房子,不过就没有哪两座房子是挨着的,盖的是东一座西一座,那感觉就跟陕北民歌里唱的差不多:咱见了个面面容易,拉话话儿难,一个在那山上,一个在那沟,咱拉不上那话话儿,哎呀,招一招手……
我父亲跟王思河所在的宿舍,距离他们的食堂能有二里地,距离那个泉眼也有二三里地,在他们宿舍对面山头上也有一座宿舍,看着不远,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沟,喊叫声听不到,只能看到,就跟那山歌里唱的一样。
当时作业条件极差,几乎全靠人力,大锤、钢錾、也有炸药,不过但是他们没那种水底爆破的技术,也没有现在的电子爆破,导火线放水里就湿了,后来有人出了个点子,用朔料布包着炸药跟导火线,不过他们不知道导火线燃烧也需要氧气,到水里没了氧气,一会儿就灭了。后来又有人出点子,弄根竹竿,把竹竿中间的关节打通,导火线放进去,竹竿一头跟雷管炸药紧紧包一块儿捅进泉眼里,就这样,爆破的成功几率也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
那时候,没有人把这些“九类分子”当人看,再加上作业条件简陋,都是当牛马使的,每天都是累死累活。
又过了能有俩月,我父亲跟王思河因为表现不好,不老实,被他们挖坑的突击队队长扔给了后勤部。后勤部是干啥的呢,干杂活儿的,啥都干,厕所挑大粪的事儿也是他们的,除了干杂活儿,他们还负责修理挖坑用坏掉的工具,跟着一个老铁匠抡锤打铁,主要是打造钢錾铁锤啥的。我父亲跟王思河成了老铁匠的徒弟,从老铁匠那里学了全套的打铁手艺。
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
我奶奶知道我父亲成了老铁匠的徒弟以后,很郁闷,总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从黄花大仙篮子里拿出来的那个,拿铁锤抓青龙的陶瓷娃娃,原来是个打铁的?
在我父亲两个所住的那间房子里面,大概住着十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臭老九”,叫个什么来着,我父亲跟我说过好几遍,我总是记不住,好像叫个张肃,过去是我们市里一所高校的副校长,知识分子臭老九,也给弄这里了。
这个臭老九不但有学问,还懂乐理、识简谱,当时那时候流行吹口琴、拉手风琴。这小老头儿带眼儿的就能吹响,带弦儿的就能拉响。
小老头儿给下放到这里以后,随声带着几样乐器,口琴、横笛,还有他最钟爱的是二胡。老头儿最喜欢吃过晚饭,跑山梁上拉瞎子阿炳要饭时拉的《二泉映月》,略带萧瑟的二胡弦音从山梁上传下来,回荡在夜幕的山谷里,听上去分外悲壮凄凉,就好像这位落魄的老校长在对大山倾述着啥。
听了几次二胡,我父亲跟王思河又喜欢上了音乐,跑去找老头儿求教,老头儿本来就是个大公无私的“园丁”,见我父亲两个求学若渴,当即倾囊相授。老头儿临走时,还把自己心爱的二胡跟一本弦谱送给了我父亲。
打铁,拉二胡,一转眼,我父亲在玫瑰泉已经呆了一年。
1968年,红卫兵闹剧愈演愈烈,尾大难掉,各地出现夺权现象,也就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造反”,有推翻政府的势头,这个,可能是被人暗中指使和利用了。这时候中央有了危机感,必要把这些年青人安置下来,要不然将来会更难控住。当即下达文件,让学生返回学校、工人返回工厂,但是收效果甚微。年底,*授意“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文章一出,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曾经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了。就像洪水,这算是给他们分流了。
1969年,刚刚过了年,一大批知青来到了我们这里,据我父亲说,光我们村子就有几十个,哪儿的人都有。当时他们过来的时候,上边给他们分配过来一批为数可观的口粮,我们村生产队的大队长,也就是村长,很有头脑,拿着这些口粮没给这些知青,倒手给他们盖了座“知青楼”,两层高的楼房,还是砖房,在那时候,这楼相当不错了。说我们这个村长有头脑,因为后来这些知青走了以后,这楼留在了我们村子里,啥都能带走,楼他们带不走。后来给村干部做了办公楼,一直沿用到现在。(前年,也就是2013年,也或者是2012年,因为什么“新农村规划”啥的,这座楼房被迫拆了一大半儿,不过每次看到它,总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我这时候……我咋觉得我好像在里面住过似的,也好像跟过去住在里面的人有啥关系似的,咋这么奇怪呢,等把这章写完了,我问问我妈去。)
我们村总共下放了三批知青,这批知青下放过来以后,其中有一个漂亮女生,十*岁的样子,进村就打听,贾富乾家住哪儿。
我父亲这时候,正跟着他师傅和王思河,三个人热火朝天打铁呢。
说来也奇怪,这玫瑰泉都挖了一年多了,泉眼也挖开了,但是从里面流出的水还是那么大,你挖的再深,它也不会像喷泉似的往外喷。
上边的领导呢,就一句话,挖,接着挖。
这时候,我父亲早就不用晚上回家吃饭睡觉了,二十四小时呆在这里。那时他们这些年轻人也没啥娱乐项目,城里有玩矿石收音机的,不过,这奢侈品可不是山里年轻人能玩儿的。每天晚上,我父亲两个就拿上小老头儿的二胡笛子跑到山梁上,胡笛合奏,又吹又拉,置身大山,乐不思蜀。
冬天过去,春天就来了,这时候距离知青下乡已经过去了四个月。
有这么一天下午,王思河突然跟我父亲说,泉眼那里又来了几个新人,听说是些下放学生,现在咱村里有好多下放学生。
我父亲听了也没在意,这跟他有啥关系,继续干他的活儿。晚上,到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王思河给我父亲指了指,“那几个就是今天下午刚来的下放学生。”
我父亲扭头朝王思河所指的方向看了看,几个人已经打过饭离开了,只看到他们的背影,总共七个人,四男三女,除了衣服比这里的人穿的好点儿,也没啥。
吃过饭,我父亲两个人照例爬到山梁上拉二胡,就在两个人迎着和煦的晚风,吹拉弹唱,完全沉浸在音乐当中的时候,身边突然传来一个女孩儿气急败坏的声音:“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第二百六十八章 月下天籁()
我父亲两个顿时吓了一跳,笛声二胡声曳然而止,停下手朝声音传来的方向一看,就见一个学生打扮的女生,长的很漂亮,站在他们身边三四米远的地方。两个人挺愕然,太投入了,旁边来人了都不知道。
“贾富乾,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女生再次气急败坏的问道。
此时此刻,距离我父亲两个上北京那会儿,已经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他们两个这时候几乎已经忘记自己曾经冒名顶替的事儿。
我父亲一听女生喊他“贾富乾”,一时间还没转过弯儿来,愣愣地看着女生说道:“你认错人了,我不叫贾富乾。”
女生朝我父亲走了几步,漂亮的模样在我父亲眼中逐渐放大,这时候我父亲觉得女生看着有点儿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难道她是……心头怦然一动。
女生几乎完全忽略了我父亲身旁的王思河,眼睛死死瞪着我父亲,咬牙切齿说道:“我知道你不叫贾富乾,你这个骗子!”
这时候,王思河一脸若有所思地看向了我父亲,低声对我父亲说道:“哥,这女同志说‘骗子’的口气,咋跟咱上北京哪会儿,那个,那个谁说咱俩是……”
“叛徒!”女生咬牙切齿又说了一句,王思河的话显然给她听到了。
“对对对,跟这口气一模一……”王思河说到这儿立马儿就顿住了,一脸难以置信地打量了女生几眼以后,带着一丝惊讶地说道:“你、你是那个、那个小茹?”
女生没好气地看了王思河一眼,把眼睛又盯向了我父亲这里,虽然脸上显得很气愤,不过那眼神却很迫切,似乎在着急地问,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认识我吗……
时隔两年,小姑娘居然活生生站在了自己面前,这是我父亲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儿,这时候的他,大脑窒息了,窒息到迟钝,迟钝到傻。
一张嘴,傻傻地问道:“你咋跑这里了?”
女生眼圈泛红了,张了张嘴,似乎有很多委屈、很多话,不过又咽了回去,不冷不热地说道:“知青山上下乡,我被分到了你们这里。”随即,女生又不冷不热地问:“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我父亲点了点头,“记得,你叫小茹,大名叫茹真真。”说着,我父亲从怀里掏出一条细细的链子,银白色的链子,月光下发出洁白无瑕的光芒。小茹登时露出了欣喜又羞赧的笑容,眼睛更红了,一转身,说道:“我以后也在这里工作,咱们以后就是同事了。”说完,居然快速跑掉了……
我父亲,看着小茹月下越跑越远的背影,怔怔地发起了呆。王思河扯了扯我父亲手里的链子,问道:“哥,这是个啥呀,你身上咋还有这玩意儿咧?”
我父亲顿时回神,拍了一下王思河的咸猪手,说道:“瞎摸啥呀!”说完,赶忙把链子收了回去。
王思河没趣地朝小茹已经跑远的背影看了看,说道:“真想不到她也下放到了咱们这里,个也高了,样子也更漂亮了,差点儿没认出来她……”
二胡是没心思拉了,笛子也没心思吹了,我父亲拽着不太情愿的王思河回寝室睡觉去了。
那天晚上,我父亲做了一个很美好很美好的梦,不过,他跟谁都没说过,从来都没说过。要说起来吧,父亲从来都没跟人没说过的梦,我这当儿子的咋知道了呢?因为,我就做过这样很美好很美好的梦,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我觉得吧,我父亲也应该做的。
一天,两天,三天……
到第四天头儿上,我父亲终于有点儿魂不守舍了,打铁的时候差点出意外。
各位见过打铁吗?估计真正见过的人不多了。我从十岁开始就给父亲当副手打铁,围上帆布围裙,拿上大铁锤,一般打的都是农具:锄头、铁刨(铁耙子)、镢头等等。最累人的是打那个什么来着,忘了,好像是铁犁,一块大铁疙瘩,烧红以后放铁砧上,抡起来就不让停。我最喜欢打棺材钉,那玩意小,枣核形的,两头儿尖尖的,比小拇指还细,十到八公分长短,只用半大的锤子打就行了。
打铁的工具,除了锤子跟炉子,还有长把儿的、各式各样的夹子,我父亲叫它们火钳。还有一个铁墩子,我们这里叫它铁砧(zhen,第三声),我父亲说铁砧有上百种的用法儿,不过我从没见他完全展示过,因为在我记事儿的时候,打铁这一行已经快淡出历史舞台了。
打铁用的铁砧,样子很像个大象,就是没尾巴,一个笔直的尖长“鼻子”,两边两个似圆似方的“耳朵”。
打铁的时候,主手站在上位,也就是大象鼻子的方位,右手边是铁砧,左手边是火炉,副手站在下位,也就是大象的屁股后头。
主手一般拿小锤、握火钳,负责翻转红铁和指挥,小锤在大象耳朵上一敲,副手抡大锤就砸,小锤“当当”敲两下,大锤砸一下,小锤“当”地敲一下,大锤立刻停下,小锤要是“当当当”在耳朵上敲起来没完了,那你大锤抡起来就别停了。小锤敲耳朵,这是打铁最基本的规矩,也是打铁的节奏跟停顿的信号儿。
打铁,真正投入以后,就跟玩音乐是一个道理,时快时慢,时急时缓,抑扬顿挫,伴随着叮当悦耳的打击声,在打的过程中,你可以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过的、淋漓尽致的快感。
不过,对于当时有点魂不守舍的我父亲来说,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一边抡锤打铁,心里一边不知道在胡思乱想啥,对于师傅的小锤敲出信号的充耳不闻,闷着头机械性的乱砸。我父亲这时候已经出师了,隔着平常根本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当时还是三个人一起打铁的,师傅站在主位,我父亲跟王思河两个站在副位,我父亲在铁砧的左边,王思河在右边,师傅用小锤一敲铁砧左边的耳朵,我父亲砸,一敲铁砧右边的耳朵,王思河砸。
当时师傅小锤一敲右边的耳朵,本该王思河砸的,结果我父亲也砸了过去,两只大锤同时抡向一个地方,那是非常可怕的,还没砸上,俩大锤先撞在了一块儿,就跟高速撞车了似的,发出“咣”地一声,生冷的火星子顿时从两只大锤之间冒了出来,因为冲击力太大,两个人再也把持不住自己手里的大锤,紧跟着全弹飞了出去,呼呼两声,那场面特别吓人。
两个人的师傅登时吓出一身冷汗。我父亲这个铁匠师傅心底很好,就是对我父亲两个特别严厉,脾气也爆,老铁匠破口骂我父亲:“你个小兔崽子,想啥呢你,我叫你打了吗,这大锤飞出要搁脑袋上,铁脑袋也砸碎了,滚!那边儿有水,滚去喝水吧!”
我父亲放在大锤,耷拉着脑袋到旁边喝水去了。
晚上,吃过晚饭,王思河问我父亲:“哥,你这两天是咋了?我咋感觉你这两天有点不对劲儿呢,是不是病咧?”
我父亲摇了摇头。王思河又问:“哥,今天去外头拉二胡不去,今天天很好,天上月亮也很圆。”
我父亲又摇了摇头。王思河一把拽住了我父亲的胳膊,说道:“今儿个不去你也得去,咱都好几天没出去了。”
王思河拿上二胡笛子,死拉硬拽把我父亲拽到了山梁上。王思河把笛子塞给我父亲,他今天拉二胡。
两个人坐在了两块大石头上,在王思河的鼓动下,我父亲跟他合奏了起来,当时他们合奏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是老校长教给他们的口琴曲。
迎着明亮月色,坐在幽静的山梁上,合奏这个曲子特别有意境。不过,我父亲还是有点儿心不在焉,跟王思河合奏的不是那么到位,有点儿煞风景了。王思河不乐意了,说我父亲:“哥,你到底咋了,白天打铁你差点砸我脑袋上,现在合奏个曲子你还跟我尿不到一个夜壶里,你是不是真的病了?”
我父亲看了王思河一眼,见王思河一脸关心,振了振精神,说了句:“再来!”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在这迷人的晚上……我想对你讲,但又难为情,多少话儿留心上,长夜快过去天色蒙蒙亮,衷心祝福你好姑娘,但愿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一曲完毕,天衣无缝,这是我父亲跟王思河合奏的最完美的一次,犹如天籁。合奏时我父亲触景生情,心里想的满是……
“刘震龙,你们演奏的真好!”一个爽朗的女声传来,紧跟着一串清脆的掌声。
我父亲心头猛跳,赶忙朝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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