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千年前就存在了呢？”
史密斯不禁一笑。“你说得不错，先生。我只把我的发现告诉你们。我只报告事实，而无法进行解释。有人问我有何推测，我就提出来了。”
“你认为我们今后将怎么办？”查普曼院长问道。
“我们还要做许多实验，需要更多的血样、更多的组织标本、更多的一切。简而言之，我们需要这位埃及人。
“他现在的去向，有头绪了吗？“
史密斯耸着肩。“这不是我们部门的事啊！”他瞅着雷利说道。
“没有。”雷利答道。
“毫无消息吗？”
“有的。”
“你估计他现在怎么样？”
“日子每过一天，他那动脉瘤破裂的机会就增大一分。神经病学家预计几个星期就要出现脑血管意外。”
一位穿着白色上装的大胡子，慢慢地站起身来。“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他说道，”你们一方面说他的脑内可能出血，甚至可能引起死亡，另一方面又说他在血红蛋白分子上具有某种变异，因而他的组织细胞能维持几乎是不朽的生命。这二者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那倒不一定，”史密斯答道，“一切有生命的机体，在供氧、营养和电解质等方面都处于精密的平衡状态。平衡的中止，譬如血循环的衰竭，就意味着全身细胞的退化和死亡。但那埃及人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倘若他的脑子发生重大故障，他的全身功能即将停止，但各器官却继续存活。”
“这就像你的汽车一样。如果汽油管上破了一个洞，汽车就开不动了。可是那车灯，那冷却器，那燃油泵还是好好的。”
“这么说，他还是会死的啰？”
“这死有关死亡定义的问题了。”史密斯答道，“如果你把全身功能的停止称作死亡，那么，也可以说他的确会死。”
讨论结束后，我跟着雷利走出会议室。如今那计算机处理的译文显得无足轻重了。我还没有见他这般忧郁。
“布赖恩，我们必须办件事，”他说得很慢，脑袋始终低垂着，“有一个人能帮我们忙。他比任何人都有用。我本来以为没有他也行，看来我是错了。也许只有他才能解决问题。’
“你说的是谁呢？”我问道。
他朝我转过身莱。但他没有开口回答，我就明白他所说的是谁了。正是这个人，脸上被埃及的阳光晒得黝黑。正是他，领着我们越过沙漠去寻找斯芬克斯山谷。正是他，在以大金字塔为背景的相片上显得像一个巨大的黑影。相片上还题着：“寻找人类的人。”
他就是阿布杜尔。
第七章
将近午夜时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绕过地球半圈往目的地发去。
72小时后，一架波音747喷气客机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主跑道上降落。我在旅客中焦急地寻找着，不料阿布杜尔是最后一个走出机舱的。他伛着腰把他那巨大的身躯挤出了舱门。
我在同他热泪握手时不禁想起，我在开罗机场上走出飞机时是由阿布杜尔来接我的。我瞅着他，顿时感到一切问题可能从此得到解决。老伙计们都凑到一起来了。
当天下午，我们在教授家里聚集。雷利在前几个月内一直同阿布杜尔频繁通信。现在他把前后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叙述了一遍。阿布杜尔双臂抱着脑袋站着，一动不动。他听到雷利提起我们设法用图形文字同木乃伊七号对话时，眼睛不由得湿润起来，嘴唇抿得紧紧的。除此以外，他脸上毫无表情，声色不露。
雷利讲完以后，阿布杜尔慢慢地点了点头。
“你要求我做的事可不容易办到，”他说到，“这里不是我的祖国呀。”
“是啊，”雷利答道，“恐怕这是我给你的最困难的任务了。不过我觉得，恐怕只有你才知道他离开医院以后去干什么。”
阿布杜尔皱起眉来，“你手里有什么线索呢？”
“没有，”雷利答道，“什么线索都没有。只知道他是个埃及人，多半是一位大祭司，似乎具有非凡的精神力量，也许现在会说几句英语。”
“我考虑两个问题，”阿布杜尔默默地思索了很久才说道，“首先，他不会走远。古代的埃及人总是徒步跋涉的，他不会改变这种习惯。其次，这里一定有人帮他忙，供应他食物和衣着。他尽管聪明过人，但若无人帮忙，恐怕是活不下去的。还有一点，圣约翰受伤的那家博物馆离医院不远，如果走些路便到，我们应该在这个圈子里进行搜索。这些主意并不高明，但我再也提不出别的来了。很抱歉。”
阿布杜尔和教授立即察看地图，眼睛注视着校园及其周围的地方，发现那家博物馆离医院只有五里之遥。在医疗中心的另一面是高低起伏的丘陵，由此迤逦走向圣克鲁山脉。而我们得到的第一个线索，正是在这丘陵地带发现的。
在史密斯报告后七天，雷利教授在医院收到一封手书。
亲爱的先生：
上星期你在寻找一位逃走的病人时，我正在医院。我想告诉你：我在天文台附近的一座简陋的小屋里看见一个人。他在画一些可笑的图画。如果你有兴趣，而且能提供报酬的话，请立即跟我联系。
约瑟。霍金斯
地平线车道1032号
雷利起先以为这封信是在开玩笑。可是拿地图一看，果真有这条车道。这是一条又窄又弯的路，在大学天文台旁跨过一条很长的山脊。这是校园的边远地区，我们还没有充分搜索过。我自告奋勇地前去调查。
地平线车道曲曲弯弯地通往山区。大学天文台的大门就在道旁。这是一个建筑群簇拥着的一座高高屹立的巨大穹顶。其中装设着一架世上屈指可数的巨型反射式天文望远镜。
再过去四分之一英里，道旁的一个破旧的邮箱上标记着霍金斯的门牌号。往里一拐，是一条肮脏的车道，通往一座很旧的农舍，周围长着不少大树。十几条狗朝着我汪汪大叫，但农舍的门紧闭着，无人在内。
我驱车回到天文台门口，把霍金斯的信交给守卫。“霍金斯先生是我们一位半退休、半工作的看管人，”他说道，“50年来，他一直住在他那农舍里。不过你要跟他谈话可不容易了。”
“怎么啦？”
“前几天，他们发现他已失去知觉。”
“失去知觉？”难道木乃伊七号又把一个人变成哑巴啦？
“那么，他在信中提到的那间小屋呢？你知道在哪儿吗？”
“也许看管人的老房子吧，”那守卫说道，“这房子还是在十几年前盖天文台的时候用过。”
他用手一指。原来过去不远有一个很深的凹地。再往前去，有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林一边，掩映着一座简陋的小木屋。我的心不由得扑通扑通地直跳起来。校园的边远地区。一座孤零零的小屋。一个失去知觉的老人。也许这次会有名堂。我本想叫雷利来，后来一想，算了。眼下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证据呀。
“那儿有人住吗？”我问道。
那守卫摇了摇头。“好几年没有人住了。”
“汽车开得过去吗？”
“路面坑坑洼洼的，汽车倒也过得去。不过我劝你别坐车。这儿有一条小路，走起来挺方便的。有时那些大学生就从它门前走过。”
我跳下汽车，朝那里走去，找到那间木屋。窗玻璃已经残缺不全，屋顶也歪了。不过如果有人想找地方藏身，这儿倒挺合适。
我敲了敲门，无人答应。我轻轻一推，门应手而开。
我本以为这外表破旧不堪的小屋里一定乱七八糟，遍地垃圾哩。不料里面摆得整整齐齐，地板上打扫得干干净净。墙角放着一张带褥垫的小床。床上叠放着毯子。床旁有一张书桌和一盏台灯。
我走到床前望了望床下。床底下空空如也。我打开盥洗室，里面挂着三个衣架。其中两个晾着男人的衬衫和裤子，另一个晾着一件妇女的毛线衫和一条披巾。
我关上盥洗室的门，心里突然一动。出现在博物馆的老太婆不也扎着一条类似的披巾么？
我又在小屋里搜索起来。书桌下有一叠折得很整齐的报纸。我把它拿了出来。在报纸中间有几张纸，上面画满了图形，高等数学的图形。其中有一张画着一个椭圆形，像是一个运行轨道，下面有好些计算，右下角有三个很小的图形文字。这正是那埃及人画的，毫无疑义啦！
我找到木乃伊的藏身之处了。但我马上惊慌起来。如果他发现我在这小屋时会怎么样？我还清楚地记得神经精神科病房里的那位守卫的模样。如今霍金斯先生也躺在医院里，失去了知觉。我若与他相遇，必然凶多吉少。
我本想取走一张写着那种古怪的计算的纸。转念一想，觉得还是原封不动为好，就放了回去。这时，外面突然有了动静，一阵又慢又沉重的脚步声直朝小屋走来。
我三步并作两步，往盥洗室里一钻。只听得小屋的房门一响，有人走了进来，地板被踩得吱嘎直响。脚步声停了一会儿，然后向盥洗室移来。
我做好了准备。我知道自己只有一条活路，也许我能出其不意地把他抓住。
脚步声在室外停了停。然后这扇门慢慢地动了起来。我拼命一脚把门踢开。
突然一声尖叫把我惊得毛发直竖。
“我的天哪！”我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第八章
我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竟会是这个人。我们面面相觑。但当我望着这位美丽动人的金发少女时，我的一些谜团开始破解了。
“詹妮弗，”我结结巴巴地说道，“是你？怎么回事？为什么呢？”
她很快恢复了镇静。“布赖恩，你在这儿干吗？”她生气地发问。
“你在这儿干吗？”我反问她一句，“这么说来，把食物和衣服送给他的就是你罗，帮助他的就是你罗。”
她点头承认。
“可是我们得把他送回医院呀！”
“那是为什么？”她愤怒起来，“是为了让他接受更多的化验吗？是让他再做一次手术吗？他在那里活像一头被人活捉的动物呀。”
她低下头，眼里突然涌出了泪水。“布赖恩，请你别把他送回去吧，”她恳求道，“他并不害人。就再让他独自活上几天吧！”
“但这是为什么呢？”我问她。
“你还不明白吗？”她叫道，“你不明白他就快死了吗？”
“那我们就更应该把他送回……”
“不，不，”她打断我的话，“就为我做一次好事吧。你现在就走，我以后去医院找你。如果他在这儿见到你，事情就麻烦了。请你相信我。我能把一切都解释给你听。但是现在不行。你趁他没有回来以前就走吧。”
她的眼神显得多么焦急，多么绝望。我愿意相信她，但她过去的确欺骗过我。到底怎么办，我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
“好吧，”我终于答应，“今天下午四点到医院的食堂来找我。我什么也不说，但你必须答应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如果你四点钟不来，我就带人来到这里来找他。”
她默默地点头允诺。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按我本心，我想尽速奔回实验室，把一切都告诉雷利。可如今我却深深地陷了进去，跟詹妮弗差不多了。
“那么你呢？”我问她，“你能肯定自己的安全没有问题吗？”
“别为我担心，”她说道，“你走吧，我会找你的。”
那天下午，我早早地来到医院。天文台的看管人霍金斯先生正处于昏迷状态，躺在密切观察室。我看了他的病历。他已患高血压多年，并曾因两次轻度的中风而入院。这么看来，也许木乃伊七号根本没有动他一根毫毛。
我来到医院食堂时，詹妮弗早在那里等着了。她满脸愁容，显得十分疲乏。我替她买了一杯咖啡，同她一起坐了下来。
“你从头说吧，”我说道，“你说你在那天心里觉得自己的举止行动都变成了慢动作。这全是谎话吗？”
“不，不，”她连连摇头，“这全是真的。”
“以后又怎样了呢？”
“我的确不知道他在那天夜里是怎么逃走的，”她说道，“我对你说的都是真话。我刚离开他一两分钟，心脏急症的警报器就响了起来。等我赶到一看，他已不在了。”
他“为什么非逃走不可呢？”
“说不清楚。”她说道。
“你同他对话了吗？”
“他的英语太差了，”她答道，“她失踪后两三天，我到野地里去溜达。我的工作肯定要丢了，因而心里有些难受。我不知不觉地走近小屋，在它的面前来回走了三趟才来到门前。于是我发现了他。我总觉得他是给我一个什么信号把我叫来的。他半死不活地躺在床上。我在医院里照顾他无微不至，因而自然而然地在小屋里继续照护下去。他显然是信任我的。我一点儿也不怕他。”
“他从来都没有碰过你吗？”
“没有，”她答道，“他起先只要吃饭喝水。这不难办到。后来他让我明白他要衣服。他自己找到了一条旧裤子和一件衬衫。他吃得很少，主要吃素菜，带绿叶的素菜。”
对了。在他的血红蛋白分子链上有纤维素。他以素菜为生呀。
“你每隔几天来一次呢？”我问道。
“几乎每天都来。”她答道。
“谁也没有发现你们吗？”
“只要一次，有一个老头子来这里窥探。我来到的时候，正巧看见他走开，并没有拿走什么东西。那位埃及人不在小屋里。我怕那老头子过几天又来，但后来一直没有见过他。”
我把霍金斯的信给她看。
她看了一遍。“我看他不能在小屋里再呆下去了。”她说道。
“我的天！”我说道，“你们把学校差不多全惊动了。你们这么多天未被别人发现，真是幸运啊。”
她顿时痛苦万分。“噢，布赖恩，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我知道你在找他。可是我……我……我不能啊。他是那样地孤独，那样可怜。”
“可盥洗室里有女人的衣服又是这么回事呢？”
“噢，那个呀，”她忸怩地说道，“有一天，他指点着报纸上登着的妇女服装。我带了一件羊毛衫和一条披巾给他，但不明白他有什么用途。”
“他常看报吗？”
“他当然看不懂英语罗，但他很爱看报纸上的相片。有一次，他把一个展览会广告上的图形文字递给我，神情十分激动。”
“拍纸簿上的计算是怎么回事？”
她摇头表示不知。
“詹妮弗，”我坚定地说，“我们应该把他送回医院。”
“布赖恩，你还不明白吗？”她叫道，”恐怕他活不了两天啦！“
“这是什么意思？”
“他已开始出现麻痹，右臂已不听使唤了。”
“天哪！”我吃了一惊，“那更该把他送回去了。颅内的动脉瘤想必已有一些漏溢。应该再次手术。”
“可是再次手术的死亡率很高，”她说道，“他又不是一只实验动物。”
“是啊，可是至少还有一线希望呀。”
“什么希望？”
“活下去的希望！”我愤怒地回答道。可是我的话显得十分空洞。我瞅着詹妮弗，心中的怒火不由得化为乌有，一种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她为了照顾他，甘冒多大的风险，并且坚持自己的想法，寸步不让。
“他有权选择自己的命运，你同意不同意？”她问我，“也许他根本不愿回医院。他为什么不能自由选择呢？”
“如果他跟你我一样，是个普通的人，他当然有权选择。可是他与众不同。人类也许永远不能达到他所具有的知识。我们必须给他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什么机会？”她愤怒地回答道，“无非是再做一次试验性手术，而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罢了。”
“不错，”我坚定地答道，“正是如此。只要有一线希望。一切都是值得的。世上美好的事物不可胜数，哪怕是一棵树，一株花，一朵云彩。